王中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郑州 45000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中部六省对外开放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进步。比如，江西重点谋划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友好城市关系，既主动走出去，也积极请进来，打造中博会、世界低碳大会、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等对外开放重要平台。河南依托开放互联，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路”同时发力，不临海、不沿边的内陆腹地正在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一带一路”交汇处重要中转站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湖北围绕全方位开放，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打好放管服、投资、贸易、金融、科技、人才、产业“组合拳”，打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还不够强，在某些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一、文献综述

梳理我国对外开放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文献，笔者将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外开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课题组2013年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开放度、技术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等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2]。孙慧等构建的对外开放竞争力一级指标包括：对外开放竞争力规模指标、对外开放竞争力引资指标、地区进出口水平变化指标、旅游开放水平指标等[3]。裴长洪建议在“十三五”规划安排中研究和制定货物出口贸易增速合理区间、服务贸易发展、自由贸易区制度创新等指标[4]。二是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周钊宇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5]。余稳策、张雪研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三个视角出发对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我国沿边开放型经济发展绩效进行经验分析[6]。杨少文和熊启泉采用随机系数模型对中国1994—2011年期间的各年度经济开放度进行测算[7]。张应武、李董林借助STATA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测度研究我国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变化趋势[8]。三是运用统计数据对不同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晋盛武、胡雪和庄德林利用2015年长江经济带74个城市的数据对其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9]。周国兰、龙强和周吉对我国开放型经济迈入新时期以来长江沿江地区各省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及影响因素探讨[10]。

构建对外开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部六省进行横向比较，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明确量化不同地区在对外开放各项工作中的差距，为地方制定区域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第二，对特定地区对外开放进行纵向跟踪研究，为地方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第三，通过评价排名研究，树立区域对外开放新标杆，有效激发地方经济发展争先进位意识。

二、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权重确定

(一)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重点参考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课题组研究成果，适当进行简化，并对一些指标计算方法进行调整。构建如表1所示的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的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与国家发改委合作中心课题组研究成果一致，考虑到原始数据的可获得性，对具体评价指标适当进行简化、调整。具体而言，经济开放度评价指标，减少了非金融类直接对外投资与GDP的比值、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与GDP比值、对外劳务合作营业额与GDP比值、每万人劳务派遣人数等4项指标，把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调整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技术开放度评价指标，减少了每万人外国来华留学生数、每万人作者异国合作科技论文篇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人次与高校科技人员比值等6项指标，每万人人均发表SCI、ISTP及EI论文数调整为R&D人员人均发表国外检索工具(SCI、EI和CPCI-S)收录论文数。社会开放度评价指标，减少了平均每人每年通话时长、区域英文名称在google检索数等4个指标，把上网人数比例调整为互联网宽带普及率、每万人肯德基和麦当劳24小时营业门店数调整为每百万人肯德基和麦当劳门店数。

表1 对外开放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二)指标权重确定

本研究将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结合起来，确定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取二者的算术平均值。熵权法是指标权重确定的客观方法之一，在信息论中，信息熵表示复杂系统有序程度，一个系统有序程度越高则信息熵越小。根据各个评价指标差异程度大小，利用信息熵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则是指标权重确定的偏主观方法之一，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把目标分解为多个目标或准则，在此基础上开展定性、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通常情况下，层次分析法也被用来确定指标权重。

三、评价过程、结果及分析

(一)评价过程

1.搜集原始数据。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8》《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8》以及2018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搜集对外开放竞争力评价所需要的原始数据，具体包括中部六省货物出口额、货物进口额、地区生产总值、实际使用外资等共计150个原始数据。

2.计算评价指标并无量纲化处理。利用原始数据，通过简单计算，得到表1所示的各项评价指标，并对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显然，表1中的16个评价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对外开放竞争力越强。无量纲化处理采用以下公式：

上述公式中，xi、yi为6个省份单项指标数据，xi(max)、yi(max)为该指标的最大值，xi(min)、yi(min)为该指标的最小值，Z(xi)、Z(yi)为该指标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标准值。

3.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限于篇幅，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2 指标综合权重的确定

4.计算对外开放竞争力。用每一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乘其权重并相加的方法，得到中部六省对外开放竞争力综合评价得分Ai。

(二)评价结果及简要分析

1.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综合评价结果。湖北对外竞争力综合得分为86.69分，在中部六省中居于首位。湖北省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占地面积约18.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 900万，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湖北日益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新增长极，在中部崛起进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奔涌而来，湖北抢抓机遇，积极对接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优势成为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交汇的重要节点。安徽以86.03分紧随湖北之后，江西对外开放竞争力得分为79.81分，位居中部地区第三名。河南对外开放竞争力综合得分74.37分，位居中部六省第四名，比湖南的72.37分略高。山西对外开放竞争力得分为68.68分，在中部六省中垫底(见图1)。

图1 中部六省对外开放竞争力

2.中部地区经济开放度评价结果。安徽经济开放度得分为39.64分，位居中部六省之首。2018年，安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600亿美元，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率分别为34%和25%，对“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和投资分别增长9%和100%以上；马鞍山综合保税区和合肥空港、安庆(皖西南)、皖东南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行。此外，安徽成功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构建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高端交流平台，全面扩大开放迈出新步伐。江西经济开放度得分37.69分，位居第二，河南经济开放度得分35.68分，位居第三,湖南经济开放度得分为28.74分，处于垫底位置(见图2)。

图2 中部六省经济开放度

3.中部地区技术开放度评价结果。湖北技术开放度得分30.61分，处于中部地区领先位置。安徽省以25.99分位居第二。河南技术开放度得分为21.56分，与处于垫底位置的山西相比，优势并不明显，河南技术开放度亟待提升(见图3)。从单项指标看，湖北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12.6亿美元，河南仅为0.5亿美元；湖北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论文SCI、EI和CPCI-S分别为15 444篇、11 557篇和4 047篇，河南仅为6 717篇、4 748篇和1 493篇。河南与湖北技术开放度差距由此可窥一斑。背后的原因是湖北知名高校拥有量与河南相比均具有明显优势，湖北两所985高校、七所211高校，而河南只有一所211高校。

图3 中部六省技术开放度

4.中部地区社会开放度评价结果。从图4可以看出，湖北社会开放度得分22.83分，仍处于中部地区领先位置。安徽得分25.99分，位居第二，湖南得分为25.75分，位居第三。河南得分21.56分，山西得分为21.33分。从单项指标看，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个数看，安徽67家，湖北62家，而河南仅有47家，企业信息化落后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此外，根据嘻嘻网相关数据，湖北肯德基和麦当劳餐厅数分别为187家和142家，河南肯德基和麦当劳餐厅数分别为129家和62家，总数有差距，百万人拥有量差距更大。

图4 中部六省社会开放度

四、结论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通过横向比较研究发现，中部六省对外开放竞争力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扩大高水平开放，实现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任重而道远。就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而言，对外开放综合竞争力方面，湖北和安徽优势明显；经济开放度方面，安徽和江西处于相对领先位置；技术开放度和社会开放度方面，湖北均处于中部地区引领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部地区要以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为标杆，紧密结合省情，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大对外对内开放力度，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在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方面实现新作为。

第一，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把握历史机遇，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中部地区优质产能和装备走向国际大市场，努力做到把品牌和技术打出去。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分化中美贸易摩擦给中部地区外贸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争取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大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拓展农业、装备制造业、资源加工业、现代物流业等优势产业境外发展空间。加强对现有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指导服务，做好规划和招商政策，增强吸引力，尽快做大做强，促进产业集聚，形成规模优势。

第二，夯实对外开放合作平台。持续办好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不断扩大投洽会的辐射面、知名度和影响力。高水平建设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扎扎实实发挥好自贸区在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努力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口岸综合功能，提升其竞争力，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开放平台载体支撑体系。推动各类开放平台协调发展、一体化推进，拓展中部地区开放发展新空间。

第三，加强对外技术合作交流。把加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宣传，提升中部地区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业和全社会对外科技合作交流的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依托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国际科技合作交流项目等，建立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人才信息库。鼓励高技术企业采取高薪聘用、兼职、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和智力。结合中部地区特色优势学科，有针对性地举办和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技术合作、产品交易和专题论坛等活动。

第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鼓励外资企业加大在中部省份的研发力度。推动中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创新提升，强化利用外资重要平台作用。高瞻远瞩，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努力打造一流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优化企业名称登记程序，简化和完善企业注销流程，实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