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秀锦

父亲兄弟五个，他排行老四。父亲十七岁时爷爷去世，奶奶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无奈之下，奶奶把五叔送了人，而我父亲和二大伯则选择去当兵。父亲是最后一批志愿军，幸运的是，他入伍后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所以他没有上战场，在连队做了一名卫生员。这个经历激发起他对医学的浓厚兴趣，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他凭借刻苦学习的精神和较高的悟性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医学知识。

退伍后回到老家，在生产队的卫生室做赤脚医生。隐约记得那几间简陋的土坯房，分别是诊室、治疗室和库房，配发的诊疗设备和药品极其有限，却承担着附近几个村庄老百姓日常诊疗和基层防疫任务。当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他的工作量是按“工分”记的，年幼的我也不知道这份工作一个月能记多少工分、兑多少工资、够不够维持一家六口的日常开支？而他的真正身份是个农民，却没时间干农活，也很少顾家，家里家外全靠母亲操持，母亲因此总在抱怨，我曾目睹父母很多次争吵，严重时甚至还曾动过手。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他的选择，依然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并坚持自学医学知识。那时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考入莱阳中医学校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并且最终拿到了中专文凭。在那个年代，这个文凭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凭借这一纸文凭他至少可以进县医院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可以把全家“农转非”，在那时能吃上公粮可是令人向往的事！而他却把文凭压在箱底，回家继续做赤脚医生。后来我曾问他为何放弃进城的机会，他说基层更需要医生，农村条件苦，城里的医生不愿意到这里来，工作总要有人做，他也不喜欢按时上下班那种被约束的感觉，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就不知道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公有制编制的村卫生室没有了经济支撑，但如果停掉卫生室会给乡亲们看病和孩子们预防接种带来诸多不便，父亲主动承包了下来，自负盈亏。人手突然减少了，父亲身兼数职，看病、抓药、治疗、进药，忙得不亦乐乎，开始时一到饭点母亲就让我们去诊室叫他回家吃饭，而那个时间也是乡亲们下地回来方便看病的时候，其实老家的村子很小，回家也没有几步路，但他总是要把病人都打发走了才回家吃饭，后来为了生活方便，干脆把诊所搬到了自己家里。家里老屋有四间，最大的一间腾出来，摆上了从村卫生室搬来的一些家当，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巨大的中药柜，由很多小抽屉组成，每个抽屉又分内、中、外三格，每个格子里放着不同的中药，抽屉外面在左、右及上缘分别贴着三个标签，上面的药名对应每个格子的药材，柜子的最高层挂着一杆很小的秤，是用来抓药的。调皮的我对这个中药柜格外好奇，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挨个拉开看，够不着就踩到板凳上。我七岁上小学后开始学识字，药柜上的标签逐渐可以辨认了，“白术”“肉桂”“丁香”“蝉蜕”“五味子”等等，看到“山楂”时我流出了口水，这个可以吃的呀！之后不知道偷偷吃了多少入药的山楂干！蝉蜕也常常拿出来几个把玩，我想父亲是察觉到的，但他从没有追究过。此外还有一个西药柜，是父亲用旧柜子改做的，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很多事无师自通，在院子里摆上锯子、凿子、墨斗、锤子等各种工具，找了些剩余木料，没几天就把一个矮柜改成了多功能柜，下面储物，上面设计成阶梯型，有好几层，分别放着大大小小的药瓶或药盒。除了这两个药柜，还有一个重要的“黑皮包”，也就是父亲的出诊箱，里面装了些常用药和急救药，其中有地高辛和肾上腺素，外加一个手电筒。其他有限的诊疗工具还有一个听诊器、血压计、号脉枕等。

诊所开在家里，我家院子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像赶集似的！有的是来看感冒发烧拉肚子，有的是外伤包扎，有的是妇女月经不调，还有孩子高热惊厥，内外妇儿、男女老少，即便是对于经过系统培训的全科医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我那时无法感受到父亲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只是观察到他一丝不苟、不急不躁地诊疗病人。我看到父亲给大多数病人开一些口服药，按每顿服用的量用方形纸片一个一个包好，并向病人交代清楚服用方法。一部分发烧、拉肚子等情况也给予相应药物肌肉注射，八十年代的村卫生室没有一次性针头、一次性注射器等医用耗材，这些东西用过之后需要高温蒸汽消毒，家里有一个蒸锅是专门用来消毒的，每天晚上都要在蜂窝煤炉子上咕嘟咕嘟煮很久。后来有了一次性耗材，开始有病人在家里输液治疗，父亲的床就成了病床，他从不嫌弃。父亲的医术算不上高明，但他判断准确，自己从来不打肿脸充胖子，处理不了的病人及时转诊，从未发生过贻误病情的情况。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见成效，村里不断出现“万元户”，我们家虽然开着诊所，并没有先富起来。那时两个姐姐待字闺中，哥哥和我还在上学，生活十分拮据，翻修房子连砖都买不起，父亲决定自力更生——自己烧砖，他与人合伙建了个砖窑，带着全家人脱土坯，也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技术，砖坯在窑里烧了半个月，掏出来有的烧焦了，有的却是半生不熟，就用这样的砖将就着修了房子。即便如此，父亲从来不开大处方，药都是按顿配，根据病人的反应随时调整用药，一粒药也不浪费，一分冤枉钱也不让病人花。隔一段时间父亲要骑自行车去十几里地外的地方进药，回来再用算盘逐一计算药品价格，严格按照物价局要求加成，有的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比如“食母生”，好像每片是几厘，母亲和姐姐曾经劝他不要这么麻烦，凑个整也不为过，但他丝毫不为所动。有时病人拿完药后发现没带钱，就先记在账本上，方便时再还。所谓的账本不过是几个药盒拆开后的硬纸板或是一张皱巴巴的纸，年中岁尾去大队部的大喇叭里喊一下，有的来还，也有的没来，有的送来一筐鸡蛋，也有的拿来两包红糖，能抵账的就抵了，我从没见过他因为催账与人结怨。因为他太了解农民了，一分一厘都是汗水换来的，还不上药费就当是积德行善吧。他性格固执，亲和力不强，但对待病人从不含糊，记得多少个夜晚，每当敲门声响起，他都毫不迟疑地起床处理病人，有用板车拉来的老人，有抱在怀里的孩子，有时还要出诊，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那个年代，老家的村子还没有通电，路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叮当响的旧自行车，父亲带上出诊箱，打开手电筒，就是这样在黑夜里、在风雨中赶到几公里外病人的床旁。

父亲这一干就是三十年，儿时的我真的无法理解是什么支撑着他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穿过漆黑的夜，走到病人身边？在我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建议我学医，他说医生可以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养活自己，但他并没有告诉我行医有多辛苦！毕业后我进入临床一线，当从熟睡中被叫起来抢救病人时，才真切体会到父亲的辛苦：他其实是做了三十年的一线医生，值了一辈子的急诊夜班！他虽然从军时间不长，却一生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我想这正是支撑他用一己之力守护一方健康的信念吧！

父亲对子女从没有声色俱厉的说教，但他用行动告诉我：学习要不怕困难，做事要一丝不苟，待人要宽容大度,做医生要“急病人之所急”。他不懂哲学，却深谙“舍”与“得”的道理，舍去金钱，得到人心和尊重；舍去名利，得到内心的平静与坦荡。在我从医三十年后，亲自领略了医学的博大精深、亲身经历了医者的劳碌辛苦之后，更为父亲一生的坚守所感动。

赤脚医生作为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值得欣慰的是政府高度肯定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人民群众做出的巨大贡献。1981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提出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助。2015年底，山东省卫生计生委、财政厅、人社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的实施意见》，自2015年1月1日起实行。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实让父亲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拿工资的人，他非常知足和感恩，时常感叹自己赶上了好时代，享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国家对他们这一代乡村医生辛勤工作的认可，对于父亲而言，是至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