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玥涵

[摘要] 老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大师，在中国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独特的文学魅力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本文以《北京的春节》为例，分析老舍的语言特色与创作风格，并通过相关作品进一步感受老舍先生独特的艺术底蕴和语言魅力。

[关键词] 语言特色;创作风格;写实主义;旧市民形象

《北京的春节》是现代作家老舍的一篇散文，文章被选入统编语文教材六年级下册。作者用充满京味的朴实无华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表现了春节的隆重与热闹。老舍的作品具有直抵生活本身的艺术底蕴，他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诙谐幽默的语言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以深刻的笔调探寻民族精神，写出了一个时代的辛酸与冷峻。

一、《北京的春节》中体现出的创作风格

（一）充满生活气息的写作语言

老舍出生于古老的北平城，自小生活在充斥着“人间烟火”的世界。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流露着北京的风土人情。

《北京的春节》这篇课文充分彰显了北京的生活气息。课文从腊八写到除夕，介绍年前繁忙热闹的景象，重点是腊八、过小年和除夕。文章一开头主要介绍腊八，写得详尽细致、有声有色。如腊八粥里放了些什么原料，腊八蒜的颜色和味道。接着，写年前的北京，街市的变化：“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过小年是记叙重点，“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一个生动的比喻，把人们对小年的重视描绘得活灵活现。除夕是年前的高潮，人人穿新衣、贴门联、挂年画、灯火通明、爆竹声声、吃团圆饭、祭祖、守岁，真是红火热闹，充满喜庆气氛。

（二）以“人”为中心的创作视角

老舍是在“五四”思潮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大部分的创作都受到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他的作品处处体现了以“人”为中心，以“平民化”视角深入人物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窥探人心角落的最深处。

在《北京的春节》这篇散文中，首先出场的便是儿童，因为孩童最能彰显节日的欢乐气氛，所以作者最先关注到的便是这些充满童趣的孩子。孩子们在春节来临之际赶紧买来杂拌儿、爆竹、口琴等，显得十分忙乱，文中甚至还提到杂拌儿有着高级、低级之分。“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就用榛仁。”可见老舍对人物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接着镜头一转，转向了孩子周围的大人。正月来临之前，大人们忙着祭灶王、扫房、做年菜，到了除夕，大人们要迎财神，元宵节还要放花灯……文中，老舍并没有大篇幅地描写过节时大街上的热闹场景，而是寥寥几笔带过，他将视线聚焦于每一个群体，孩子、大人、铺中的伙计……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这正体现了以“人”为中心，让我们感受到旧时代北京人的春节风俗。

老舍的“平民化”视角还体现在他能将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人物的辛酸与血泪。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他曾经单纯、善良，梦想着能靠一己之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拉车，然而时运不济，社会动荡，曾经要强、拥有梦想的祥子堕落成自私、不幸的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类作品还有很多，如《月牙儿》《二马》《我这一辈子》等，老舍借书中人物的不幸遭遇让我们窥探到清朝末年底层百姓的悲惨生活，从侧面反映了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束缚，控诉了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剥削，同时也引起了人民大众对民族生存发展的思考。

可见，无论在具体的环境下或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老舍都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他们心灵深处的真实情感，从而体现出“平民化”的文学价值。

二、老舍作品的写实主义语言特色

在老舍的小说创作和理论世界中，似乎对现实主义格外看重，综观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无不如此。“写实主义的好处是抛开幻想，而直接地去看社会。这也是时代精神的鼓动，叫为艺术而艺术改成为生命而艺术。这样，在内容上它比浪漫主义更亲切、更接近生命。”[1]这一点不仅在《北京的春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延伸到对老舍的作品进行整体分析，可以发现作品的写实主义语言特色。

第一，富有幽默的叙事语言。老舍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骆驼祥子》中写道：“他不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像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面对虎妞怀有身孕，祥子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想逃避，或许他这样的想法更让读者觉得可笑。除此之外，《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行为更是让读者啼笑皆非。他天真地以为凭借“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关上大门，再用装上石头的破缸顶上”定能躲避祸事，求得安宁。作者对他这种做法的描写无疑是一种讽刺。

第二，京味十足的地域化语言。老舍结合了北京的方言、地理位置、自然风光，组成了一个“京味”十足的世界。小说《骆驼祥子》中，其语言特色体现得最为明显。高妈劝祥子放钱：“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儿永远是一个子儿！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美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2]这番话，干脆利落、生动鲜明，是典型的北京方言。儿化语“没错儿”“一个子儿”“兜儿”，北京方言中的四字语“秃尾巴鹰”“海里摸锅”，以及北京的重口味方言“搁下”等，都从侧面反映出老舍对自己所生活的地方语言的熟悉和了解的透彻程度。老舍的作品里也经常凸显北京的地理特色，例如：《北京的春节》所描绘的地点便是北京胡同;《骆驼祥子》以西安门大街、南北长街、毛家湾、西山为主;《四世同堂》中的故事发生在小羊圈胡同。这些地点都增加了老舍小说故事的真实性、亲切感、立体感，使作品更具京味儿。那么，在老舍作品中出现的北京自然风光更是数不胜数，《四世同堂》中提到的西城护国寺、什刹海……《骆驼祥子》中涉及的西直门、西安门大街……有些虽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著名景点，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地名。

第三，通俗易懂的人物语言。老舍十分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文学语言才显得如此质朴、通俗易懂。《北京的春节》中，作者特地为我们介绍了大家不太熟知的“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与蜜饯掺和成的。《骆驼祥子》中更是出现了许多口语和白话，例如：一条绳拴着两蚂蚱，谁也跑不了;大寿桃点着红嘴，插入八仙人，非常的大气;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中的“精气神”……这些白话拉近了文本和读者的距离。

三、以民族的视角塑造旧市民人物形象

老舍的文学创作使得现代文学开始关注新型的民族形式，因为老舍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如旧派市民人物形象中的典型代表——《二马》中的老马，老舍将其拉出境，带到伦敦街头，便发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老北京胡同气息的熏染下，老马处处讲究礼节，他走在伦敦的街头对人点头哈腰，是个地地道道的规矩人，即便被一群英国小孩嘲笑为“老黄连”“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衷，继续保持着所谓的礼节，充分显示了被封建礼教扭曲的人性。新派市民形象——李景纯，他是《赵子曰》中的人物，是一位“激进分子”。他抵制古老愚昧的陋习，自觉接受西方文化的先进思想，他有理想、有文化、有热情，是被旧文化“唾弃”的人。李景纯甚至可以为国捐躯，他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唤醒麻木的国民，振兴中华。还有底层市民形象《月牙儿》中的韩月容。月容母女二人两代为娼，后来当新区长上任，月容被抓，她宁愿在牢房永远住下去，因为外面并不比牢房好多少。这是多么荒唐的笑话，可怜的月容宁愿待在暗无天日的牢房，可见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绝望。

老舍不仅借这些旧市民形象表达对世俗的态度，更唤醒了新文学对“人性”的探究，对整个民族的思考。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老舍早期的作品中体现了反帝反封建倾向，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对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和尖锐的阶級矛盾有了深刻的见解，因此作品中出现了革命主义色彩。这种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使得他的作品中满含“爱”与“惋惜”。以这种情怀作为写作基调，老舍构建了独有的“市民世界”，将社会、文化、民众融合在一起，极大地凸显“平民化”的写作取向，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向大众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时代画卷。

[参考文献]

[1]高翠英.论老舍小说在大众化文艺思潮中的定位[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9）：100-101.

[2]刘俐俐.老舍小说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参照意义[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