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小荣 巴特勒?努尔兰

提要  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了国外1999?2019年的相关文献，描述关于语言与贫困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学术联系。研究发现：20年来该主题的研究呈上升的趋势;主要研究主体来自发达国家及其科研机构;关注该主题的主要学科有教育学、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语言学等;五大高被引期刊关注的角度存在学科差异;该主题的研究热点包括贫困对语言发展的阻碍作用和障碍方式、贫困对语言使用者影响的年龄差异、低收入家庭环境对语言学习者的负面影响以及其他特殊贫困群体的语言问题等。本研究对国内未来的学术发展提出了3点启示：建设主动参与、持续稳定的研究队伍;促进各领域的学科融合和成果转化;深化和拓展研究议题和视野。

关键词  语言;贫困;CiteSpace;主题与热点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 （2020 ） 06-0078-10

DOI  10.19689/j.cnki.cnl0-1361/h.20200608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新疆维吾尔族贫困家庭学前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研究”（18BYY083）的阶段性成果。

2019年10月14日，阿比吉特·班纳吉等3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受到世界的瞩目与肯定。在中国，脱贫攻坚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贫困”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缺乏，不能达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状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poverty”的首个义项是缺乏满足基本生活的金钱或物质的状态。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关注语言与贫困问题（方小兵2019）。威廉姆斯（Williams 1970）主编的论文集《语言与贫困：同一主题的多种视角》和哈伯特等（Harbert et al. 2008）编辑出版的《语言与贫困》从多个视角讨论了贫困与语言能力、语言地位、语言权利的关系，以及贫困对社会资源获取、语言多样性以及语言政策的影响。国内学者近几年才开始广泛关注语言在脱贫减贫中的作用，《语言科学》（2018）、《江汉学术》（2018）、《语言战略研究》（2019）、《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等学术期刊相继组织了语言与贫困主题的专栏研究（李宇明，等2018;王春辉2018， 2019;王海兰2019;张洁2019a， 2019b）。学者们从国内外语言与贫困问题的研究概况，语言扶贫的政策与目标举措，经济发展与语言多样性的消长关系，贫困环境下个体的心理、语言和认知的发展迟缓问题以及贫困儿童的语言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探讨。但是，国内还尚未见到文章从跨学科的角度全面考察国外语言与贫困问题的研究时间跨度、主要研究机构、学科分布以及当前热点。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系统地整合了国外近20年关于语言与贫困问题的相关文献，力求深入探讨语言与贫困这两个课题之间的联系及其联系方式，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内容及方法，并探索未来该主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之后，本文对比分析了现阶段国内该主题研究的得失，力图为未来该主题的学术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数据收集

可视化（visualization）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汪欢，等2020）。CiteSpace是针对科研文献数据设计的可视化分析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对引文和共现词的分析，对特定学科领域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与挖掘，寻找关键点，从整体上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与趋势。Web of Science （科学引文索引）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数据库，收录了各个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8700多种核心期刊。该数据库的引文检索体系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而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收录的1700多种社会科学期刊和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2002?）收录的1100多种艺术与人文期刊也包括在内。本文即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SSCI和A&HCI数据库为基础数据源，将检索条件设为“主题”，检索关键词设为“language”+“and”+“poverty”，时间跨度选择“1999?2019年”，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检索时间为2019年11月30 0 ，共获得文献1013篇。

这些文献包含了语言教育、语言习得、语言能力和发展、个人心理和卫生健康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涉及语言的内容，其研究视角则包括语言的生成机制、大脑中语言官能的发育、语言教育中的群体和种族差异、多语社会中的语言和语言学习的危机、特殊社会阶层的语言状况、少数民族或移民的语言公平等。文献中也描述了经济、社会、文化、医学、政治等领域中“poverty”及其委婉表达[如 ueconomic disadvantage（经济劣势）、“low income”（低收入）、“low-wealth”（低财产）和“low socioeconomic status”（低社會经济身份）等]的特殊状态，涉及经济上贫困的测度问题、生态与环境中的贫困问题、旅游业在减轻贫困中的作用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特殊时期的文化贫困和文化革命问题、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多维贫困问题、贫困人口的疾病治疗及防疫问题，以及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贫困与公平问题等。为了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逻辑性，本文依据以下排除标准对数据进行了净化：在研究语言相关问题时，并没有涉及贫困因素的;虽然文章中使用了“poverty” 一词，但其含义与本文的内涵界定不一致的[如“poverty of stimulant”（刺激匮乏）或“poverty of input”（输入匮乏）等];从贫困的角度探讨政策法规、权力结构和个体权利，但未涉及语言或话语的。经过甄别，本文选出412篇文章作为计量的文献来源，运用CiteSpace软件依次基于“Author” “Institution” “Key-words”等分类标准进行分析，并通过调整可视化效果，最终生成了研究所需的相关知识图谱。

二、数据分析

本文共现图谱中的点表示进入高频或核心统计的节点，点的大小表示归属于该节点下的论文数量的多少，点与点之间连接线的粗细则表示两个节点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本节对时间分布、国家和机构分布、学科分布以及期刊分布排序时，主要依据节点频率（节点频率是指用以量化节点大小与关键词频率的组合概念，在图谱中节点大小与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正相关，节点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反之越低）。本节最后对研究主题与热点进行描述和聚类时，依据的则是由节点频率和中介中心性共同构成的综合指标（中介中心性是指用以量化点在网络中重要地位的概念，其值越高，表明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越高，反之越低）。下面本文将从5个方面对国外语言与贫困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逐一进行介绍。

（—）时间分布

从年发文量来看（见图1），虽然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1999?2003年语言与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直到2004年，年发文量才达到10篇。2008、2010和2014这3年的年发文量出现了激增，到2019年达到历史最高。细究3次激增的原因，2008年是因为心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增长点神经经济学（nemoeconomics），学者们指出，经济决策过程不仅是一个内部一致的简单效益最大化过程，还是一个自动和被动的互动过程，在互动中各方的情感、行为、语言沟通能力都

会对经济决策产生重要影响（Loewenstein et al. 2008）;2010年是因为语言学界、教育学界都特别关注祖语传承问题，学者们从祖语习得、教育政策、教学法和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重点关注了少数族裔的语言问题，对少数族裔的社会正义、社会阶级、阶层流动、教育公平和收入公平等方面展开了探讨（Huston & Bentley 2010;Polio 2010）;2014年则是因为心理学界重点关注了人类的认知、情感和语言交际活动如何适应不同的物理环境、人际关系、政治和经济环境（Oishi2014）。

（二）国家与机构分布

研究国家和机构的共现图谱（图2）可以直观地反映关注这一主题的焦点组织。图2左边为研究国家，右边为研究机构。节点频率前五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256，23， 13， 9， 8），前五名的机构依次为纽约大学（NYU）、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 Calif Los Angeles）、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 N Camlma）和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 （12， 7， 6， 6， 5）。研究国家的共现图谱共有14个网络节点，12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1319;研究机构的共现图谱共有45个网络节点，30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0303。图2显示，在该主题的研究中，国际和机构间的合作关系不甚密切。

（三）学科分布

根据图3，近20年来有很多学科關注了语言与贫困问题（网络节点有28个，连接线有35条，网络密度为0.0926）。节点频率排名前五的依次为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语言学（157， 126， 91， 40， 32）。在贫困国家、贫困区域、贫困族群或贫困家庭的背景之下，该主题中的心理学研究大多与神经科学、医学、语言学等学科交叉，探究特定群体的神经系统，连续语言中的音位知觉、眼动与文字识别或阅读能力等问题。教育学以贫困儿童或其他贫困的受教育群体为对象，探究了教育内容、教育机构、创新改革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教学效果的评估等。而发展心理学则探讨贫困儿童心理机能和语言机制的年龄特征，以及在特定发展阶段语言和心理与行为发展的关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维度包括贫困学习者内在的学习过程及其学习策略，贫困社会、社区尤其是家庭环境对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的预测，不同文化背景对贫困学习者心理特征和社会能力的影响等。语言学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把贫困学习者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例如贫困学生的语音和语法特征、词汇使用和语义关联、语言和方言意识等;二是利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来分析教育政策和贫困问题，例如运用话语分析或批评话语分析来剖析话语中的隐喻、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以及特定群体的身份建构等。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详述。

（四）期刊分布

从共现图谱（图4）可以看出，关注这一主题的期刊不在少数（353个网络节点，2563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0413），其中影响力明显靠前的有5个（节点频率依次为：200， 164， 108， 107， 82）。《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处于最核心的位置，该刊在论及语言与贫困的专题时，探讨了贫困家庭儿童语言习得和语言教育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表现在贫困儿童不同于一般儿童的语言行为和读写行为、通用语能力、入学准备和社会行为技能等。位居第二的《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最早以婴幼儿和儿童为研究对象，运用科学的方法探讨人类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的发展和变化。该刊近年来发表的文章重点关注了文化环境、社区环境、家庭环境、民族族性、母亲教育、母亲工作时间，以及家庭教养方式对贫困儿童的推理思维、语言能力、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等方面发展的影响。《教育心理学学报》（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主要关注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水平受教育者的教育发展问题。该刊从教育的角度介绍了校内外课程、电视教育节目和儿童发展促进项目等对提高贫困儿童的社会情感、行为技能、词汇和阅读能力等方面的作用。《早期儿童研究季刊》（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主要探究8岁以下的儿童及婴幼儿的早期发展和教育实践。该刊展现了对贫困儿童的一些独特关注，如低龄贫困儿童语言、数学、认知、行为、记忆和情感等各方面能力的消长及其相互影响，运用模型综合描述和预测学前教育质量、监护质量等的临界值及其影响因素。《美国心理学家} （American Psychologist）是美国心理协会的会刊，重点关注了贫困人口在科学、社会实践、教育政策等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

（五）主题与热点分布

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和共被引聚类可以有效反映特定领域或主题的研究热点（冉华，钟娅2020）。表1显示，除了 “poverty”和“language”这两个中心节点之外，节点频率排名前五的关键词有“children”（儿童）、“socioeconomic status（社会经济身份）、“health” （健康）、“school readiness”（入学准备）和“achievement” （成绩）。而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有 “socioeconomic status”“kindergarten（幼儿园）、“preschool”（学前）、“school readiness”和“family”（家庭）。这些节点频率和中介中心性高的关键词表现出了该主题的研究重点一一在贫困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环境中，学前儿童的各领域健康状况、學业成绩和入学准备都需要进一步的关注。

接下来二次提取节点频率和中介中心性综合数值较高的关键词，生成聚类图谱（图5），集中反映研究热点。图5知识图谱的模块值Q为0.6217，平均轮廓值S为0.6879 （模块值即网络模块化评价指标，当Q>0.3时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平均轮廓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当S>0.5时表示聚类结果合理）。这两个指数可以显示绘制的知识图谱网络轮廓是否清晰，聚类效果是否明显。聚类后形成的标签分别为：#0 “income” （收入）、#1 “kindergar-ten”、#2 “barrier”（阻碍）、#3 “youth”（青年）、#4 “prejudicen （歧视）和#5 “Teadmg” （阅读）。本文在整理和归纳聚类标签的基础上，将研究热点归纳如下。

第一，描述贫困对语言发展尤其是阅读所造成的阻碍及其阻碍方式。贫困国家或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匮乏或不平衡是影响语言教育质量的客观因素，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和情绪压力则是造成儿童或青少年语言发展迟缓的主观原因。就语言教育硬件来说，由于贫困国家和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其教育现代化程度、图书资源的可获得性、学习资源的多样性以及学习材料的针对性等都有待提高（Cheung&Chou2018;Neuman2017;Patel etal. 2018）;从语言教育软件来看，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教学评价都有可能因为不适合贫困学生群体，而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偏见和不公平。由于贫困国家教育发展不充分且缺乏教学研究，教师对贫困儿童应然和实然的语言能力和水平都了解不到位。很多学者直接运用被西方普遍接受的工具和方法来考察当地贫困学生，其结果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偏见、方法偏见和测试项偏见（Zuilkowskietal.2016）。结构偏见表现在西方学者建构的评估体系缺少了反映非洲、亚洲等地域特征的文化符号;方法偏见表现在样本的选择、测试的实施和测试的步骤等都不能体现当地的习惯，例如大部分文化的文字是从左到右书写，但是对于习惯从右到左书写的群体来说，这种测试就有失公允;测试项偏见则如广泛用于测试儿童语言的皮博迪水平测试，是以英语词的类型、使用频率、音位复杂程度等为标准而编制的，但是应用到其他语言的词汇时，这些测试原则就不能很好地得到体现。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进入课堂时不应该对学生的个人能力和能动性都进行预设，将学生的能力先行区分为“强”和“弱”两个等级（Coakley-Fields 2019），因为这样就忽视了一个事实：学生的能力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社会环境也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教师应该在两极评估之外，将学生的生活经历全方位地考虑进去，包括贫困学生的心理矛盾性和脆弱性。

第二，记录贫困对语言使用者影响的年龄差异。在412篇文献中，研究学前儿童各领域发展的不在少数。学者们用定量或者定性的方法描述了贫困儿童的语言神经系统、早期语言学习能力、单字或双词习得过程以及语言动力的发展过程等。爱尔兰学者麦凯维纽（McAvinue2018）指出社会经济劣势会导致教育劣势，会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他对比了爱尔兰和英国3?5岁的学前儿童，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在不同国家对不同年龄儿童影响力的异同。该研究发现，两国学前儿童的词汇表达和口语表达能力都与家庭社会经济劣势地位直接相关，而且英国的数据显示了更强烈的关联性。从年龄差异来看，爱尔兰5岁儿童比3岁儿童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要小，而英国则相反，儿童年龄越大受经济劣势的影响越大。巴西阿雷格里港6?12岁儿童的情况更为复杂（Piccolo et al.2016）。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其6?9岁儿童的认知能力（二级变量包括智商、语言记忆、工作记忆、口语和书面语言以及执行功能等）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家庭越贫困的儿童认知能力就越低;9岁以上儿童所遭遇的家庭贫困问题，就能被学校教育和其他的社会环境因素有效地缓解。然而，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贫困不仅限制了高中青少年的外在语言发展和学业进步，还强化了其内心深处对不确定风险和挑战的恐惧。李晨（L1 2017）向中国云南农村的贫困高中生和武汉的城市中产阶级高中生展示荷兰语、英语、韩语、日语以及汉语北京话和上海话中的各6个生僻词组，让他们根据直觉来选择词组的意义，并测试他们对模糊性的敏感度（ambiguity a-insensitivity）和厌恶度（ambiguityaversion），发现青少年中贫困学生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更厌恶模糊性。其原因在于这些依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支持的贫困青少年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而不愿意接受多样性、灵活性和模糊性的挑战。

第三，强调家庭收入和家庭经济政治环境对语言发展的作用。首先，一般的原住民和移民家庭都会面临保持祖裔语言文化和学习社区主流语言的两难选择，这个问题在贫困国家和地区更加凸显。当整个国家推崇种族中心主义，强调主流民族并抑制原住民和移民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发展时，这个地区的家庭环境就在语言保持中起到了中心的作用。智利的马普切人在抚养儿童的过程中，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贫困和社会政治冲突做斗争（Alarcon et al. 2018）。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克服殖民政治的历史和社会的限制，建构自身的身份和认同。其次，就家庭内部而言，收入水平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语言教育方式。一方面，监护人的就业与否、身体健康程度、教育程度以及家庭规模和子女数量等决定了子女个体所能获得的语言教育物资和实践投入（VanTassel-Baska 2018;Mattingly & Pedroza2018）;另一方面，家庭亲子互动方式、父母对话策略及内容、家庭成员间话语的合作程度等，都能影响和刺激儿童的接受性和表达性语言、词汇记忆和词汇多样性、语言流利度和语言交际意识等（Thompson et al. 2016;Worku et al. 2018;McCoy et al. 2018;Justice et al. 2019;Jasinska et al. 2019）。 总结起来，家庭是贫困代际传递和祖语保持的重要场所，也是外部社区、地域、国家组织机构中的终端组织（尹小荣，李国芳2017）。家庭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和内部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家庭子女的认知、语言、学业和社会情感发展的速度和程度（尹小荣，李国芳2019）。

第四，关注因其他原因而导致贫困或语言能力不足的特殊群体。首先，因为社会历史制度而受到结构性歧视的群体，例如西非和中非贫困国家的女性（Angnst 2019）。这些后殖民国家独立之后依然沿用了殖民时期的教育政策，也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不用母语而是只用法语授课。女性被排除在法语学校校门之外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法语是国家官方语言，也是就业的唯一途径，而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就是尽早婚育，而非在劳动力市场与男性角逐;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把法语视作文化威胁，需要女性在欧洲文化霸权的挑战面前充当传统文化的守卫者。因此，女性就被结构性地排除在语言教育系统之外，被印上了就业劣势的标记。其次，因为疾病而导致语言发展受限的群体。研究结果表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语言能力发展较晚，而家庭收入低的患病儿童在认知、语言和社会情感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受到限制（Arango et al. 2018）。再次，监护人的缺陷也会限制儿童的语言发展（Kang etal. 2019）。在美国的先天性艾滋病患者中，生活在隔离区的贫困青少年接受性和表达性语言能力都不高。他们的监护人本身因为精神压力而不能有效地展开亲子沟通和交流，而外部社区中频繁出现的社会治安和暴力问题，也减少了青少年的社区活动和交际。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抑郁症母亲的儿童发展问题（Rotheram-Fuller et al. 2018）。这些精神不健康的母亲往往又都是教育程度低、收入低或失业人员，她们所抚养的孩子在生理、认知、行为和语言方面都会出现发展迟缓的现象。

三、结果讨论

本文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近20年关于语言与贫困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成果分布呈现和共现聚类分析，发现目前该主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尚未形成持续稳定和分布均衡的研究队伍

从本文的数据来看，这一主题研究数量的突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某一学科的重大事件或学术热点。且研究国家和机构以发达国家居多，机构间的合作也并不紧密。发达国家增加社会公平正义和缩小贫富差距固然重要，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才是全球贫困问题真正的涉事主体，更需要研究如何弥合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阻止教育贫困的代际传递（谢治菊，李强2020）。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更需要充分发挥能动性，深入田野，探索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以求因时因地制宜，通过科学研究优化语言政策，提升语言教育质量，并促进语言学习者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

（二）尚无深度的学科融合以及丰富的成果转化

本文发现，该主题的研究涉及心理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大量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语言能传递信息，并能通过主体的外在表达反映其深藏的主观意识形态和心理特征，同时语言也是提高社会交际效率、节约交际成本的重要手段。在该主题下，仅描述客观的贫困条件如何限制语言学科的发展、语言学习者的进步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环境是片面的。在经济生活中，语言亦为资源，语言能力也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人力资本。因此，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各领域应该加深与经济学的融合，进一步探讨语言资源的市场供需、语言规划中的社会福利分配、语言决策中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语言收益的边际量以及语言贸易中的经济收益等（徐大明2010）。研究者应将语言能力作为一种软实力，一种能够保障基本生活的物质补偿手段，一种能够投入语言市场并获取语言红利的非物质生产资料。

（三）研究议题和视野亟待深化和拓展

班纳吉和迪弗洛（2018）的贫困行动实验证明，许多低收入国家虽然缺乏物质资源，但导致贫困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不足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在国家或地区硬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摆脱贫困就需要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实力，更新教育理念、教育资源和教育技术。贫困地区的语言教育需要认清贫困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语言发展的制约力也不同，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政策规划时，需要规定不同年龄语言教育和语言活动的具体内容，确保语言干预的效果（尹静2019）。贫穷的家庭环境容易使儿童产生无力无助甚至不安全的情绪，家庭劣势和语言习得的挫败感还可能给他们带来不正确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吉晖2019）。长期在身份上受到结构性歧视或身心遭受痛苦的语言使用者或家庭教育者，也会对其子女的心理、认知和语言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总之，贫困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家庭和个人问题，需要各界人士从各方面拓宽视野，加深认识，才能做到由点及面、以点带面的扶贫扶智。

四、启示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贫困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才开始在国内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语言扶贫的工作任重而道远。首先，国内应当建设学科合作、队伍稳定的研究力量。我们应当发挥科学研究的主动性，深化语言助力扶贫脱贫的意识，在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艰难时期突出学科的使命和担当。同时，我们还应该体现科学研究的社会关怀，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东西部、城乡、民族地区等不同情况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和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更加关注语言在实现区域平等、民族平等，提升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作用。其次，国内学者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和体系，并更好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的语言扶贫实践。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发生原因以及预防措施都有自身的特点。国内学者虽然已从语言与经济行为、语言的博弈分析、语言与制度经济学和语言服务等视角展开了研究（张卫国，陈屹立2006;屈哨兵2007;张忻2007;李现乐2010a， 2010b;徐大明，李现乐2010），但是学术研究应当更好地转化成果和服务社会，应当通过深入调查和精准计量来切实保障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福利分配，降低他们的学习成本，并提高他们的语言收益。最后，语言扶贫也是智力扶贫，需要语言教育者和学习者改变原有的理念，对贫困的制约力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政府、社区和家庭各方面需要整合力量，共同提升社會结构性和制度性公平，做到长期和深度的物质和精神脱贫。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文献数据只针对国外特定时期的相关研究，无法涵盖该主题发展的历史全貌和演进过程;而且，文献搜集时只针对了国外某一数据库的文献，漏检部分在所难免，这使得本文的趋势分析不可避免地发生偏倚。但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引出跟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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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编辑：王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