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其其格

据出土文物佐证，自先秦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就有葡萄的实物出现，随着葡萄的广泛种植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渐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以不同形式运用于陶器、纺织品、铜镜中，并由新疆传入中原地区，葡萄文化逐渐丰富起来。

新疆素有“瓜果之乡”的美称，夏末至秋，新鲜的葡萄挂满藤枝。历史上葡萄从地中海沿岸发端，沿着丝绸之路首先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而后广为流传并形成多样的葡萄文化。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新疆是中国最早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地区。在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的约两千三百年前栽培葡萄的葡萄藤，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有关葡萄种植的实物。葡萄自传入我国，深受喜爱，除了用于种植、酿酒乃至药用，葡萄还以一种纹样的形式出现于不同的文物之上。

植物纹样极具象征意义，是装饰纹样中很重要的一类。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期陶器上，就已有了刻画的植物纹，后来多种花草、树木的花纹造型开始丰富着古代器物的装饰，并且还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涵义。植物纹样的象征性内容与植物的自然形态特征、名称的读音、包含的神话传说有关，使用不同的纹样也表达了不同的寓意。而葡萄作为纹样出现也传达着独特的含义。

简单的线条与农业发展

葡萄纹样多见于锦缎、壁画、铜镜等物体上，也曾出现于陶器之上。田园葡萄纹彩陶罐出土于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4号墓地，陶罐颈部绘有四条曲折的竖式宽带，宽带内绘制有果实挂藤的葡萄纹和宽垄密植的田地图案，通过简单的线条勾勒了葡萄的藤蔓果实，表明了田园式生活已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原始农业已经萌芽，鄯善县出土的葡萄藤、葡萄籽即可说明各地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发展，到两汉时期园艺业更是成为了西域农业经济的特色产业，葡萄种植更加广泛，而后甚至出现葡萄酒酿造业，在丝绸之路频繁的商业贸易中，葡萄酒也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

葡萄纹样的普遍流行

葡萄也时常被当做装饰基本图样在各类纺织品上使用。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民丰县一座东汉时期的合葬墓里发掘出许多纺织品，出土的人物葡萄纹毛罽，由蓝、白、黄三色构成人物、葡萄、葡萄藤、叶及动物等图案，纹样复杂独特。吐鲁番地区在历史上作为丝绸之路上东西客商和使者的必经之地，这里出土了种类丰富、色彩绚丽、数量繁多的纺织品，尤以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纺织品数量最多，丝织品上的纹饰题材广泛，其中不乏许多葡萄纹样点缀其中，如葡萄瑞兽刺绣，绘有花卉、葡萄纹及双足立于莲花上的金翅鸟的彩绘绢画，图案为黄色缠枝葡萄叶纹的印花绢裙等。

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了一批保存较好的纺织物，质地涵盖毛、丝、棉、毡、皮等，特点十分鲜明，1号墓出土的红地葡萄纹缂毛以红、黄、绿等色线缀织成葡萄纹及竖条纹图案。山普拉还出土有刺绣绢衣，是在蓝绢地上用红、浅蓝、黃、棕、浅棕色丝线，绣出葡萄叶、藤的纹样;以及绣有葡萄、藤叶纹样的绮地护颌罩，葡萄图案清晰灵动。

中国古代植物纹样大多与吉祥密切相关。这些葡萄纹样不仅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折射出葡萄逐渐大众化的过程，还蕴含着当时生活真实的线索和人们的审美意识，并与其植物自然生态习性关联，由于葡萄枝条蔓延，果实丰硕，被认为象征“富贵长寿”，因此深受人们喜爱。从东汉起，葡萄就作为装饰出现，到了唐代葡萄纹普遍流行。

“色映蒲萄架，花分竹叶杯。”“夜载鸳鸯绮，朝织蒲桃绫。”唐代葡萄文化影响深远，葡萄作为一种装饰纹样广泛地出现在铜镜、织物之上。带有葡萄纹的铜镜，多出土瑞兽葡萄镜，而这种葡萄与瑞兽的组合，也见于纺织品中，葡萄呈现叶肥果硕的姿态，颇有写实之感。我国历代的器物中，受葡萄纹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唐代的“海兽葡萄纹铜镜”。新疆博物馆存海兽葡萄纹镜，镜面有一钮，呈同心圆，边缘有葡萄纹和海兽纹，刻画精细。铜镜中海兽的头又大又圆，是一种典型的动物形象，应该为古代的狮子形象，狮子形象自汉朝张骞通西域之后进入汉朝，并被装饰在各种生活用具中，海兽外层以葡萄枝蔓作装饰，整体图案繁复而严谨，包含很多文化信息，可见新疆一直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介。

葡萄种植业的发展

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的“庄园主生活图”中就有过葡萄的身影。画面内容丰富，极具故事性，中央为墓主人，身穿长袍，手拿团扇，旁边有一位侍女。他的左侧是厨房，有一位女仆正在为主人准备饭菜，他的右侧有一位马夫和一匹马，似乎在等待主人的出行。画面上方绘有日月星斗，太阳下方有田地和农具，月亮内有蟾蜍，中间有一颗大树，树上有一只凤鸟，鸟应该为凤凰，如果按照凤凰非梧桐不息的说法看，这棵树应该是梧桐树。整幅画面反映了东晋时期贵族的生活场景，形象简单，用笔粗放，最关键的是，画面下角的田地为一块葡萄地，刻画重现了葡萄酿酒从榨汁到蒸馏的过程。《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苑左右认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这是汉文史书中关于葡萄酒的最早记录。《齐民要术》也有记载，汉武帝遣张骞至大宛“取葡萄实，于离宫别馆尽种之”，史料清楚地记录了古代新疆地区葡萄种植业和酿造业的发展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山以南诸绿洲城郭的园艺业，特别是葡萄的种植获得普遍推广。晋太元九年（384年）吕光率兵西进龟兹时，该地富户“厚于养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可见葡萄种植业已非常发达。除葡萄外，枣、梨、梅（李）等果品在西域也有种植。

除从画中可见葡萄以园艺化的形式出现，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文书中也有许多记载葡萄园买卖租赁的内容。涉及葡萄园方面的公私文书有很多，葡萄在租佃、买卖、借贷、赋税等经济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葡萄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社会、文化活动中影响颇深。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葡萄的甘甜可口，使得由葡萄为原材料酿造出的葡萄酒越来越受欢迎，故而唐代葡萄酒的酿造业也应运而生。在库车县境内的龟兹古城里发现的陶制大缸和大瓮，就有学者认为可能与葡萄酒有关，先民很有可能用大缸来酿酒，瓮则用于贮藏酒。

秦汉时期，葡萄自西域逐渐传入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除继续往东南拓展以外，还以诗歌形式传入西域等地。直至唐代，葡萄大量栽种，使得葡萄在园艺业和酿造业方面博得一席之地，葡萄文化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纺织物、金银器，还是壁画、陶瓷器上，都能窥见葡萄纹样的痕迹，葡萄形象的装饰价值自然可见。

纹样，不仅是附着于物的一种装扮，还是体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生产生活特点和表达创造者审美意趣的线索。葡萄纹在器物上的出现，也许是对葡萄种植业、酿造业兴发的记录，也许是对多子多孙美好愿景的期待，也许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尝试，但无论是对美的追求，或是对愿望的抒发，葡萄纹样都以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为我们打开了穿越历史的大门。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