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斌

摘   要： 佛山文苑人物作为文化精英，對佛山文脉传播影响深远，但是素来缺少系统梳理和学理探究。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梳理及文脉载体的分析，有助于形成对佛山文脉清晰完整的规律性认知。透过纷繁的表象，提出“乡群取向”“道德践履”“贤能效应”“榜样示范”等解释框架，探寻出千百年来佛山文脉传播的深层机理。

关键词： 佛山   文苑人物   文脉   传播   学理

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广府文化、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重要传承地，明清时期同时跻身“四大名镇”和天下“四大聚”，被誉为“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新时期从文化学意义上展开文脉研究，对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维护文化生态安全、促进文化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传播学视野展开佛山文苑人物研究具有多方面意义和价值，可以助力整理、研究、弘扬佛山文脉，充实和发展广府学、岭南学和华夏传播学，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提供佛山经验和智慧。

本文从文化学上使用文脉。文脉是与人的生活和生命同在的文化传统，主要载体为文献、典籍、精神生命、生活习俗、祭祀礼仪及建筑、文学、艺术等。佛山一词则主要采用2002年国务院统一调整的佛山市行政区划（包括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及其所对应的历史地理概念。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佛山文脉传播研究，就是对佛山文脉信息系统的运行及规律的科学进行研究。此处所指“佛山文苑人物”直接依托李自国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具体涉及佛山古代（两晋到清末民初）100位重要文士。

一、佛山文脉及其载体的系统梳理

1.纵向梳理

佛山历史文脉，如果以群落聚居于今天的佛山市域范围之内为研究起点，那么纵向梳理的时间上限距今约6000年，以“西樵山文化”为代表，最典型的是佛山河宕贝丘遗址。紧贴本议题而言，基于佛山文苑人物的佛山文脉传播研究无论有形资源还是无形资源，均萌发于秦汉，肇迹于两晋，缓生于南朝，得名于唐朝，发展于两宋，繁荣于明清，主要集中在明清。

按照时段统计，本论域内的100位佛山文苑人物，主要生活于晋、南朝、唐、五代、宋、元的分别为2、1、3、1、4、2人，合计才13人;明朝就有32人，清朝更是高达55人，明清两朝合计占比87%。就以上朝代分布来看，两晋至元朝，佛山文苑人物数量少，增长缓慢;明朝起出现井喷现象，明清两朝佛山文苑人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历史巅峰。

如果换一个视角，从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演进来看，佛山文苑人物除了没有经历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外，大体经历了其他的官吏选拔主要制度，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其中，又以科举制的实行对佛山文苑人物的影响最显著。隋唐科举取士以来，佛山文苑人物鲜有不受其影响的;97位出生于科举时代的佛山文苑人物，明确记载具备秀才及以上功名的有83位，举人、进士多达67人。

如果算上传统的征辟、察举、九品中正等擢用人才制度，包括科举考试在内，100名佛山文苑人物通过前述上升通道获得科举功名或官职者当在88人以上。再加上通过捐纳方式走上仕途的则又当在90人以上。

这种文脉流传的走向和规模，与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发展于两宋，鼎盛于明清的历史轨迹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归根到底，人是自然和历史的结晶，文脉的兴起和流动无不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6000多年来佛山自然地理环境的沧桑巨变，极大地影响人类的活动和开发;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逐步成型和陆地增多、海岸线外移，人类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发条件得以改善，力度和规模都不断加大，主动适应海陆环境和水环境的变迁。建筑于这个基础之上的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经历了百越文明内生为主的发展阶段，再逐步接受楚文化、秦汉文化和中原文化、西方海洋文化的辐射与浸染，碰撞交融，后来居上，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天下四大镇”之冠和“天下四大聚”之一[1]（150-155）。

佛山文苑人物在明清两朝井喷式涌现，并非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还有文化（包括教育、政治、乡邦传统等）自身积累、传承、借鉴、创化的机制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

2.横向梳理

佛山由依江临海的沙洲而至乡村聚落，成为农业发达、工商兴旺的中国传统工商城市，直至当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其发展的恢宏历史，深藏着一拨又一拨古往今来的佛山人，以佛山文苑人物为代表的历史文脉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100位佛山文苑人物，除了王范、黄恭、刘删、卢宗回、李文孺等5人的籍贯难以找到与其对应的现今地名外，笼统称之为南海人，其余95位均可落实到较为确切的现今地名。

籍贯地属于现在佛山五区的有95人，具体情况如下：

南海区：24人。其中：元末明初王佐本籍为中书省晋宁路河东县（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蒲州），占籍江西行省广东道广州路南海县（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明代何维柏本籍南海县登云堡沙滘村（今南海区丹灶镇沙滘），寄籍三水县南岸堡（今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明代陈子壮、陈子升兄弟本籍所在地现今已属广州白云区，但其出生地和成长地仍属现今佛山南海区。清代程可则本籍南海县大同堡（今南海区西樵镇大同）人，迁居到南海县佛山堡潘涌铺（今禅城区祖庙街道松风路松桂里）。清代梁佩兰籍贯地1958年划入广州，现今已属广州市荔湾区;寓居广州城西丛桂里（今广州市荔湾区丛桂路）。清代熊景星籍贯地南海县大通堡捕属，1920年划入广州城西芳村镇。招子庸籍贯地南海县草场堡横沙村，现今已属广州市白云区金沙街道。倪济远籍贯地南海县大通堡捕属，1920年划入广州城西芳村镇。戴其芬本籍南海县大同堡绿涌村（今南海区西樵镇大同戴家村），迁居南海县佛山堡桑园（今禅城区祖庙街道福贤路莲花广场附近）。

顺德区：40人。其中：梁蔼如、梁九章、梁九昌、梁九图、梁植荣、梁僧宝、梁宏谏等7人，本籍顺德县龙渚堡大麦村（今顺德区杏坛镇麦村），均迁居南海县佛山堡潘涌铺丛桂里（今禅城区祖庙街道升平路松桂里）。李文田本籍顺德县云步堡上村（今顺德区均安镇上村），出生在南海县佛山堡良巷（今禅城区祖庙街道燎原路良巷）。

禅城区：15人。三水区：10人。高明区：6人。

考虑到禅城区历史较短，在传统社会长期隶属于南海县，如果与现在的南海区合并计算，则有39人之多;加上顺德区40人中，又有8人迁居或出生在禅城区;因而，在明清的广州府诸县中，100位佛山文苑人物占比多少，仍然与“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东（莞），清（远）、（三）水、（从）化、（增）城、龙（门）”的顺口溜是一致的。这表明，南海和顺德在明清时期，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文化教育水平，在广州府中都是名列前茅的。由于佛山文苑人物绝大多数脱离直接的农耕等物质生产而从事精神文化生产，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单纯的精神文化生产本身就需要较为雄厚的财力支撑才可以维持下去。明清佛山的经济发达程度已经不亚于雄霸中国多年的江南地区，正是得益于这么厚实、坚挺的物质财富的供养，方有大量的人口能够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安心读书，潜心于著述、教育、创作、学问等精神文化的生产，进行国家与地方治理、慈善与公益等非盈利的政治与社会服务活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涌现出了一些家庭乃至家族，诗书道德传家，家学源远流长，在100位佛山文苑人物中，既有父子、祖孙相承，文华不坠的，像明代伦文叙、伦以训，明清易代之际的陈邦彦、陈恭尹，清代劳孝舆、劳潼等父子，明代林钟、林承芳祖孙，即是显例;又有兄弟相亲相爱、互砺互帮，同荣文苑的，像明代李孝问、李侍问，明末陈子壮、陈子升，清代温汝适、温汝遂，朱次琦、朱宗琦，潘衍鋆、潘衍桐等兄弟，即是代表;还有家族瓜瓞绵绵，斯文赓续、人才辈出的，像明代的区益家族（区益、区益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欧大任家族（欧大任、欧大任的从孙欧必元、欧主遇），清代的梁蔼如家族（梁蔼如、梁蔼如的三个侄儿、一个嫡孙、两个从孙）等，即是典型。上述分析，还仅仅限定在不同传主之间，如果延伸到100篇佛山文苑人物传记的传主之外（如早在宋代，传主刘镇与其二位弟弟刘镕、刘铎三兄弟初自为师友，后相继荣登进士榜，时人称之“三子皆黄甲，一门无白丁”[2]（18）），这种现象更加突出，表明书香世家诗书继世的文风鼎盛，蔚为大观。

100位佛山文苑人物在佛山市域内的区域分布，应当说比较真实准确地折射出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佛山市五个区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各区的人员分布和人员所属时代的分布情况，与各自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呈现出高度相关性。

3.文脉载体

佛山历史文脉载体按层级可以分为单一载体、综合载体和巨型载体等。单个的器物、文献典籍，单幅的书法或绘画作品等，都是单一载体。多个单一载体组合起来构成的具有完整而独立的意义或功能，就是综合载体;比如一座祠堂，一所书院，一套粤剧行头、乐器、道具、剧本、演员、职员等组成的传统粤剧戏班。若干综合载体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链接，构成规模或者空间巨大、关系复杂的意义共同体或功能共同体;略小的，像一条传统里弄、街巷，或一个传统村落;略大的，像一座特色古镇，一个多街巷组成的明清商业中心，以及占地较广、山水湖草树石花、亭台楼榭等和谐布局的私家古典园林等。更大的，比如南粤名山西樵山、贝丘遗址等。

佛山历史文脉载体按形态可以分为实物载体、活动载体和精神载体等。实物载体包括园林建筑、书画艺术和文史哲教等文献等实物形态，活动载体包括祭祀礼仪、生活习俗、民间活动等活动形态，精神载体包括口头传说、民间掌故、家风家训、历史和行业（工商业、从政、教育、著述、编刻）传统、地方精神、信仰等精神形态。

如此分类，意在方便认识和理解;实际上，任一形态的文脉载体总与其他形态难以截然区别，而是彼此融合。某一形态的划分可能只是对同一文脉载体的某一侧面或属性的观照，多个侧面或属性的整合，才能更清晰完整地把握该文脉载体。

基于佛山文苑人物的佛山历史文脉传播研究，聚焦两晋以来的100位佛山文苑人物，发现文脉载体众多，广泛涉及著述、编刻、书法、绘画、科技、军事、艺术、建筑、祭祀、传统（教育、精神、政治、养生、孝友、结社、治家、修身、鄉群等）等不同领域。

最突出的是著述和创作，初步统计表明：有明确著述、创作（包含失传、散佚）的多达90位。其中多有像区适子撰写的《三字经》、李侍问主持编修的《佛山忠义乡志》、温汝能搜集编纂的《粤东诗海》《粤东文海》、招子庸收集整理的《粤讴》、梁廷枏纂修的《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谭莹博考粤中文献而成的《粤雅堂丛书》、邹伯奇的《邹徵君遗书》、康有为的《康南海先生诗集》《康南海文集》等一样的辨识度高、代表性强、开风气之先的岭南文化的诸多标志性成果。以编修方志为例，晋代南海人王范搜罗百粤典故，著成岭南第一部地方史志《交广春秋》（后亡佚），开岭南地方志之先河。紧随其后的南海人黄恭在王范基础上整理撰写《王氏交广春秋补遗》（后亦亡佚），进一步完善了交广一带地方志的体制和内容。研究同时发现，年代越久远，著述、创作失传、散佚的越多。例外的是，著述宏富的晚清大儒朱次琦，他在去世之前将尚未传世的七部著作书稿全部焚毁，结果只留下少量作品，殊为可惜。

其次，还有享誉全国的岭南私家园林，广东四大名园佛山独占其二，顺德清晖园、南海梁园（今属禅城区）的主要创立和建设者龙廷槐、梁蔼如、梁九昌、梁九图等均为佛山文苑人物;同为佛山文苑人物的吴济运等创建了南海吴家大树堂（今属禅城区）吴氏家族园林群，其中的西园更是佛山文人园林的典范。

当然，最可嘉赏并欣慰的还是视为命脉的精神传统。以佛山忠义乡为例，“秉承忠义、刚正清廉、在市显学、利不移性”就成其传统文化特色鲜明的核心价值观”[3]（47）。放眼大佛山，精神命脉仍然绵延旖旎，弥足珍贵：或如唐代区册一般扎根桑梓、乐育英才的教育情怀，开佛山讲学之先河;或如南汉状元简文会一般清廉务实、刚正不阿的官德操守，树后世从政之轨范;或如区仕衡、陈子壮一般毁家纾难、保家卫国的忠义精魂，镌刻千秋爱国男儿形象;或如明朝状元伦文叙、清朝状元梁燿枢一般崇文尚学、追求卓越的优良学风，为岭南文运壮色生辉;或如黄士俊、李文田一般治学严谨、为官清正的栋梁使命，尽一己之力维护国家;或如陈炎宗、梁蔼如一般科举高中、不唯仕宦的自得乐趣，传粤东文苑一脉雅韵;或如李孝问、吴弥光一般热心公益、乐为慈善的公众领袖，护乡邦家园一方幸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时至今日仍然是佛山文化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和重要资本。

二、佛山文脉传播的学理探究

1.乡群取向

华夏传播学认为“家国同构”是华夏文明传播的价值取向[4]（97）。佛山文脉传播在身—家—乡—国—天下的由内及外的空间传播圈层中，尤其注重乡这个圈层，表现出鲜明的乡群取向。乡者乡邦也，群者社群也。佛山文苑人物深刻体认到“乡为王化之基，群为治理之本”，家国同构在乡群圈层里“按比例缩小”，更务实地体现为“与群合一”，既民胞物与、和而不同，又爱群益群，乐而不疲。

此类人物，在佛山文苑人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两晋时代的王范、黄恭开其端，几乎代不乏人，热爱乡邦、服务社群。乡群取向至少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注重乡里风评，如两晋王范、黄恭和南朝陈刘珊等;二是作育家乡人才，如唐朝区册、南宋区仕衡和宋元之际区适子、明朝廖谨等;三是热心桑梓公益，清朝龙廷槐、温汝适、梁蔼如等;四是支持乡域治理，明朝梁鹤鸣、李孝问和清朝吴弥光等;五是维护家园安定，如宋末张镇孙、元末明初孙蕡、清朝温汝能等;六是经理社区慈善，明末欧主遇和清朝李殿苞、劳潼等;七是编著乡邦文献，如明朝欧大任、朱完、李侍问和清朝罗天尺、陈炎宗、温汝能、谢兰生、谭莹、梁廷枏等。正是这些先贤，乡群之念一脉相承，在乡爱乡护乡、建设家乡、发展家乡，一浪高过一浪，佛山才能积聚壮大，拾级而上，后发赶超，勇立潮头。

佛山先贤乡群取向如此深长而浓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佛山地理自然环境使然。珠江三角洲形成的初期，佛山一带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潮湿炎热，森林沼泽密布，野兽出没，瘴疠肆虐，生产生活均极为艰辛，一家一户一族乃至一村都难以独存，必须联合起来才能生存发展，客观上孕育了佛山先民以团结协作、抱团求生图强为主要精髓的早期乡群取向。两宋开始，珠江三角洲由于生态环境的变迁，前缘不断向海南移，生存条件相对改善;延至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岸线一次又一次大幅南推，生存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尽管如此，洪水、海潮等自然灾害仍然常有侵袭，促使佛山先民一次又一次携手合作，共抗大灾，保卫和发展自己的家园。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乡群取向自然形成并凝结为佛山先民的历史记忆和现实需求。二则佛山历代移民开发使然。佛山历史上经历了秦、六朝、唐末五代、北宋后期至南宋末年等多次移民潮，大量南迁士民中既有政策性移民，如秦朝的军人、逋亡人、赘婿、贾人及女无夫家者，更有逃避战乱、寻觅生机和活路的自发性移民。在众多移民群体中，不乏“中原衣冠华胄”，他们组织的集团性移民，资金丰厚、人力资源丰富，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生产经验、手工业生产技术、经商从政智慧和中原文化[5]（74-80）。外来移民在熟悉迁入地、开辟新家园、协调土著与移民的利益和关系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移民群体的凝聚力和凝聚方式，不断强化自身认同，逐步固化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土地中，建构起身土不二的乡邦情结。佛山土著和先来的老移民，同样在与自然互动中、与新移民既斗争又合作的碰撞交流中，逐渐增进联系、缓慢交融。佛山历史上众多的堤围、海岸等大型公共设施的维护开支大、周期长，周围一带海盗、强贼等安全威胁严重存在，迫使佛山先民搁置土著移民之争，并肩作战，防灾抗灾，防贼御匪，护卫千辛万苦建成的家园。由此，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积淀、发酵、形塑并升华成内在的进而是生生不已的内生性动力性的乡群取向。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社会诸如九品中正制等人才选拔制度因素，也是促成佛山先民乡群取向的重要因素。不过，前述两者是最重要和更根本的。

2.道德践履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有关文苑的解释，给人深刻的启迪。“史志《文苑》，唯其文，亦唯其人，与李昉集前代文字作《文苑英华》不同。故曰：名者实之宾，行为文之本。持此衡论，置身廊庙，固能黼黻休明;伏处山林，亦足以抗希文典，不以穷达殊也”[6]（619）。由此可见，所谓文苑人物，文章文学文化出众，必须兼顾其为人，二者集于一身，方不愧为文苑人物。如果只有“文”而无“行”，那么实不足以跻身“文苑”，恐怕只能以一般的文人目之，往往让人联想到“文人无行”的老话。佛山文苑人物，堪称经过岁月淘洗的文化精英。披览100位佛山文苑人物的传记，不难发现，这个佛山知识精英群体，何止创化出行之久远的“文”，更有高山仰止的“道”，普遍注重以道德践履引领文脉的传播。可以从三个层面梳理、总结规律性认识。

一是建基人内传播、教育传播等，以孝友忠信等为主要内核的品德修养，致力“行不负良知”。每一位佛山文苑人物无不崇文向学、刻苦砥砺，对内学之为己、修身为本，对外诲人不倦、教化为先。尤为突出的是普遍的尊德贵道、诚信为本，构筑起佛山文明传播的牢固的信任纽带。一方面自称“得为宋室完人，幸矣”的南宋末年理学名家区仕衡和清朝曾钊、朱次琦、任元梓、邹伯奇、马信道等堪为榜样。

二是依托人际传播、政治传播等，以济世惠民为主要内核的官德修炼，着力“义不争民利”。人际传播注重廉洁奉公、兴学劝农，政治传播讲求守正创新、安邦济民;尤为突出的是广施德政、化民成俗，彰显着佛山文脉衍生不息的民生担当。这方面以南汉简文会、唐朝李文孺和明朝梁轸、李义壮、林钟及清朝胡建伟、龙廷槐、温汝适、朱次琦等为代表。

三是借助地方治理、大众传播等，以积极入世为主要内核的公德修为，勉力“善不愧公益”。地方治理聚焦利民富民之善政，大众传播依托契约、公告、口碑和制度创新等;尤为突出的是自治互助、整章建制，体现了佛山基层善政良治的公共精神。这方面以区仕衡、区适子等为发端，梁鹤鸣、区大相、李孝问、欧主遇、梁元柱等继起，李殿苞、劳潼、龙廷槐、梁蔼如、何容光、温汝能、温汝适、朱宗琦、霍伟南等集其大成。

探究佛山先民道德践履的文脉轨迹，主要根植于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传播，其中尤得益于岭南本土的名儒陈献章及其弟子湛若水和佛山籍梁轸、梁储、何维柏、区大伦等仕宦集团的大力倡导、宣教和身体力行。进入晚清，任元梓、劳潼、何容光等人以教化为务，重视践行伦理，知行合一，堪为人范;梁廷枏、朱次琦等着力学术转型，强调实学和践履。都将尊德重道、实学实行绵延赓续而凝结为佛山文脉的重要精魂。

佛山文脉传播的学理还可以从贤能效应与榜样示范等方面进行探究。例如，佛山文苑人物，其中大量的文士或贤或能或既贤且能，事实上充当传播领袖并发挥作用。不妨從魅力吸引、意见领袖、现实回馈、永生激励等四个方面进行类型分析，并选择典型个案深入探究。又如，回望佛山文苑人物成长成才成名轨迹，探寻乡贤、师承、家传（家学、家风、家训等）等榜样垂范建制如何成型、如何示范、何以有效，从而揭示佛山文脉与榜样示范之间的传播动力机制、过程与方法等，同样很有意义。限于篇幅限制，这些有待另文撰述。

参考文献：

[1]邱衍庆.明清佛山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2]李自国.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3]李凡.明清以来佛山城市文化景观演变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

[4]谢清果.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

[5]叶显恩，周兆晴.宋代以降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开发[J].珠江经济，2007（6）.

[6]冼宝幹，佛山市图书馆.（民国）佛山忠义乡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7.

项目研究：2020年度佛山市社科规划项目《基于佛山文苑人物的佛山文脉传播研究》（编号：2020-GJ072）和佛山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高层次人才专项校级科研项目《佛山先贤文化研究》（编号：KY2018G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