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依娜 张庆 方敏

摘要： 塔形纹是战国时期马山1号楚墓丝绸中的连续纹样，其造型考究、织造精巧，是先秦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纹样类型。由于当前学术界对塔形纹的命名存在谬误，通过追溯塔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及发展历程，还原当时的文化背景，将单元形、纹样结构与马山1号楚墓丝绸及楚国器物中的纹样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塔形纹的单元形并不是塔，而是结构严密的菱形，应该更名为“菱形纹”，象征了楚人崇拜的北极星，蕴含了天体崇拜理念。

关键词： 塔形纹;马山1号楚墓;菱形;北极星崇拜;楚国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92.2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0）10008106

引用页码： 101203

DOI： 10.3969/j.issn.1001 7003.2020.10.015（篇序）

New discussion on the pagoda pattern in the silk of Chu dynasty

JIANG Yina1， ZHANG Qing1， FANG Min2

（1.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xi214153， China; 2.College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Pagoda pattern is a continuous pattern in the silk unearthed from No.1 Chu Tomb of Masha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was a representative pattern type in the pre Qin period with its exquisite shape and structure. There is a fallacy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naming of the pyramid pattern. Through tracing back to the tim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agodas introduced from ancient India to China， restor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and comparing the unit shape and pattern structure with the pattern which came from silk and utensil of Chu State unearthed from No.1 Tomb at Masha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unit shape of the pagoda pattern is not a pagoda， but a well structured rhombus， so it should be renamed rhombus pattern， symbolizing the polaris worship by the Chu people and containing the idea of celestial body worship.

Key words：

the pagoda pattern; No.1 Tomb at Mashan; rhombus; polaris worship; Chu dynasty

收稿日期： 20200514;

修回日期： 20200915

基金項目：

作者简介： 江依娜（1984），女，副教授，主要从事楚国工艺美术与古代天文学的研究。通信作者：张庆，教授，562884345@qq.com。

塔形纹是马山1号楚墓出土二色锦中多次重复出现的纹样类型之一，荆州博物馆将装饰塔形纹的这类织物命名为“塔形纹锦”。塔形纹锦现藏于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一种长条状二色锦带，经纬密度为88×24 根/cm2，底色为浅棕色，前景色为朱红、深棕、土黄三色，用二色经线的组合、分区配色交替起花，形成了丰富的视觉效果，即使相邻单元形的颜色也不完全相同，色彩华丽、多变，凸显了楚人精湛的织造技艺。塔形纹锦在棺木中位于最外层，主要用于捆扎墓葬中包裹尸体的衣衾（图1），古籍中称其为“绞”，《丧大记》中有“绞，一幅为三”的记载。按照荆州博物馆出版的考古报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1]35中的描述，塔形纹中有多个大小不一的小矩形按照规则排列在长方形之内，上下相邻的两个单元形虚实关系相反，规律性较强，形成了外形如塔的造型，但其中并没有陈述命名的依据。荆州博物馆可能正是根据纹样单元形的外形如塔的特征将其称为“塔形纹”，之后彭浩[2]、郭廉夫[3]、李福顺[4]等学者在著作中均沿用了这一称呼，几乎已成定论。

由于塔形纹在楚国丝绸纹样中具有与众不同的外形，大部分研究者在论著中都关注到了这一造型独特的纹样类型，如回顾在《中国丝绸纹样史》[5]中将塔形纹归为组合几何纹类，简要介绍了纹样的塔形结构和色彩组织关系;黄能馥在《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6]中将塔形纹归类为几何纹，简单罗列了织物的幅宽、经纬密度等细节。然而，以上这些关于塔形纹的研究大同小异，几乎都参照荆州博物馆的记载描述了纹样的单元形、色彩组织、经纬密度等，鲜见有人通过还原当时的文化背景，立足同时期的装饰纹样，深入探讨其命名依据、精神功能、象征意义，这便给了本文一个良好的研究契机。

1 “塔形”的考证

由于塔形纹画面中的单元形似塔，学术界都是根据经纬织造结构从横向或纵向去分析塔形纹的单元形，认为画面中上下、左右的单元形互为倒置关系（图2）。苏州丝绸博物馆应用现代纺织技术仿制、复原了塔形纹锦，归纳了其中存在的多种佛塔形组合的单元形[7]。按照这一角度观察，塔形纹中的确存在多组造型相同、虚实相反的塔形单元形（图3）。然而，通过查阅同时期的艺术史，塔形纹中描绘的塔形却无法在楚国出土文物及文献中找到原型，今人根本不能解读楚人创造这幅纹样的初衷，这种解读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必须对命名的科学性进行考证。

首先，需要追溯古代文献中关于“塔”的最早记录，倘若“塔”字及别称没有出現在先秦时期，则以“塔”命名就存在逻辑不清的问题。据文献记载，塔源自古印度佛教，称为“窣堵坡”，英文为“Stupa”，最初用来供奉佛陀舍利等法物，大约在东汉时期伴随佛教传入中国，汉文翻译为“灵庙”“圆冢”“方坟”等名称。关于“塔”字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古今文人众说纷纭。罗哲文[8]认为最早见于晋代葛洪的《字苑》，其中记有“塔，佛堂也，音他和反”。《后汉书》《三国志》中均记“浮屠”或“佛图”，并没有出现“塔”字。虽然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塔，西域浮屠也。从土，荅声”，但被认为是五代时期徐铉所补加[9]。由此可见，无论是关于“塔”字，还是关于塔的其他别称，如“浮屠”等，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录最早不超过东汉时期。

其次，古印度流行的佛塔造型与塔形纹单元形并不一样。佛教文献中关于佛塔最早的记录是“八王造塔”[10]，传说佛祖释迦摩尼在涅槃之后，佛骨舍利被古印度八个诸侯国王取得，分别建造了八大灵塔。从考古实物来看，古印度的佛塔建筑流行于第三代阿育王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73年—前232年，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法，曾经建造了八万四千座塔。无论是八王造塔，还是第三代阿育王时期的佛塔，其塔基虽有方圆之别，但是上方都建有一个半球形的覆钵式塔身（图4），整体敦厚似蒙古包，而塔形纹单元形内的塔形修长，外轮廓呈台阶状，二者的外形相差甚远。古印度佛塔传入中国之后，在结合了中国古代亭台式建筑的基础上才逐渐发展出特征鲜明的楼阁式造型，其形态轻盈，与塔形纹单元形似有几分相像，明显区别于阿育王时期造型敦厚的佛塔形态。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佛塔形象是四川什邡东汉末年画像砖上描绘的图像[11]，画面正中间佛塔的塔基、塔额、塔刹俱全（图5），与文献中记载的“上为金盘、下为重楼”特征相符，造型与塔形纹中的单元形相似。但是，马山1号楚墓的下葬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8年—前240年[1]95，在此阶段既没有类似佛塔造型的考古实物，又没有相关的文献描述，此时断然不可能出现东汉时期的佛塔形象。可以肯定，塔形纹单元形的造型不可能与佛塔有关，马山1号楚墓作为战国晚期早段的墓葬，时间上早于第三代阿育王时期（图6），其中的丝绸纹样肯定也不可能受到古印度佛教的影响，此时离佛教传入中国尚有二百多年的时间。

第三，纵观楚国的出土文物，其数量极多，目前还没有发现存在与塔形纹单元形造型相似的器物或纹样。国内论著中记录楚国文物数量最多当属高志喜主编的《楚文物图典》[12]一书，其中整理了13类器物，共计2 275件文物，包括青铜器、铁器、金器、漆器、陶器、丝织品、玉器、石器、竹器等，其中并没有造型与塔形相似或相关的器物及纹样。因此，根据现存的考古资料推断，塔形纹在楚国器物及纹样属于一项孤例。

综上所述，考古报告《江陵马山1号楚墓》中对塔形纹的命名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论证，整个过程经不起推敲。对塔形纹的命名及相关研究应该首先分析单元形的造型与画面的组织结构，再比较其与马山1号楚墓丝绸纹样及同时期装饰艺术的关系，然后将其还原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中，最终才能得出科学而令人信服的结论。

2 塔形纹的单元结构

根据现代图案构成理论，将塔形纹的单元形往右方、下方重复排列多行，与马山1号楚墓中其他的丝绸纹样进行综合比较，就会发现塔形纹是楚国流行的菱形纹出现的一种变体结构。

从整幅塔形纹来看，画面中存在一条条组织严密、精巧的隐形斜向结构线（图7（a）），将整幅纹样中排列整齐的菱形单元形如实的表现了出来。由于受限于之前学术界提出的整个画面是横向与纵向结构的结论，此前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中存在的菱形单元形与结构。沿着隐形的斜向结构线观察，菱形结构线恰好与菱形单元形四周的斜向锯齿线边缘重合，由此构成了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菱形（图7（b）），上下、左右的菱形单元形也是虚实相反的结构。可见，塔形纹中原本表现的是四方连续排列的几何状菱形。这是由于受到当时织锦工艺的影响，单元形中无法像刺绣那样采用写实的方法去表现图形的细节，只能在织机经纬线的限制下，将菱形织造成90度折线状的视觉形式。这种结构线与马山1号楚墓小菱形纹锦、信阳楚墓杯纹绮、包山楚墓小菱形纹锦（图8）中的结构基本一样，均为斜向菱形结构。说明塔形纹中的斜向菱形结构在当时并非孤例，是楚国装饰艺术中流行的样式。

塔形纹中的菱形单元形被一条横中线从中间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虚实相反，纵向则被两条竖线分割为三份，中间大、两头小。相邻单元形内部结构完全一样，但经过分割之后局部色彩各不相同，营造出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说明楚人对视觉形式法则的应用非常娴熟。楚人之所以制作结构如此精巧的菱形单元形，其目的是表现楚人的精神信仰，其中承载着独特的象征意义。

3 塔形纹的象征意义

纵观楚国丝绸纹样，无论是结构巧妙的织锦、规矩含蓄的绦与绮，还是自由灵动的刺绣，菱形纹都是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类型。这些菱形纹可以分为三种样式，即单体菱形、复合菱形、重构菱形[13]，其原形均由菱形构建而成，张正明[14]、皮道坚[15]均认为菱形纹在楚国丝绸几何形纹饰中占主导地位。在马山1号楚墓中也普遍流行以上三种菱形纹（图9），除塔形纹锦之外，出土的12种织锦中存在菱形的有11种[1]37 38，几乎达到了92%，绦和刺绣中的菱形数量次之，具体细节参见表1、表2、表3。表1列举了马山1号楚墓丝绸纹样中的9幅单体菱形，表2是9幅复合菱形，表3是7幅重构菱形，这足以证明菱形是马山1号楚墓丝绸中普遍装饰的题材类型。除此之外，马山1号楚墓出土陶礼器及其他墓葬出土的楚国器物中也有大量的菱形纹，与塔形纹中的菱形单元形同属一个类型。

在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两组陶制礼器中也出现了与以上丝绸中类似的菱形纹（表4），进一步说明墓中存在统一的装饰主题。在战国中晚期，由于青铜器铸造技术式微，礼制被破坏，楚国中下层贵族及平民的墓葬中已经普遍流行以陶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的现象，其组合方式为鼎、簠、缶或鼎、敦、壶[16]。马山1号楚墓中正好有两组鼎、敦、壶的陶制组合礼器，其大小与形制相似，装饰技法相同，通身涂有淡墨，部分器物采用浓墨彩绘纹样。其中，这些陶礼器中壶、敦表面均有多圈二方连续纹样，菱形纹是画面的主题纹样。两件陶壶中最高的约21 cm，颈、腹表面均有多道横向的连续状菱形纹（表4中4 1）;两件陶敦中最高的约24 cm，腹部表面也繪制有连续状菱形纹（表4中4 2）。马山1号楚墓墓主人是战国中晚期的士人，这些陶礼器与丝绸纹样一起，共同表现了墓主人的精神信仰。陶礼器在新石器时期诞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陶礼器，到商周时期，则演变为青铜礼器，但统治阶级仍然保留着使用陶礼器祭祀的习惯，《通考·郊社考一》：“祭器用陶匏，以像天地之性，报本返始也……周之始。”《礼记·郊特牲》中也有：“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于其质也，器有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楚人敬重神巫，常将一些星体神化，并长期进行祭祀，这也正是马山1号楚墓陶壶、陶敦中装饰大量菱形纹的主要原因。

针对菱形纹的象征意义，需要将其还原到当时楚国的文化背景中才能进行科学的解读。法国艺术学家丹纳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17]。楚国王族的祖先祝融曾经服务于商周时期的统治阶级，负责观象授时、守燎祭天等神职工作，精通星体在宇宙中的运行规律。楚人推崇万物有灵，将一些重要星体尊崇为楚人信奉的神灵，如北极星被尊为东皇太一，太阳为东君。楚人认为北极星位于天极的正中心，在星空中永不移动，北斗七星、太阳等列星都围绕其旋转，是所有星体中的最高神灵。相关典籍中也记载了北极星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如《楚辞章句》中开篇就记有“太一，星名，天之尊神”，《史记·封禅书》也记有“天神贵者太一”。在此文化背景下，楚人正是以菱形纹来表现对北极星的崇拜[13]。在楚国同时期其他器物中，菱形纹也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有时出现在器物顶面的装饰中，龙、凤等动物围绕其组成旋形的图式，模拟宇宙中星体的运行规律，如长沙楚墓漆器顶盖、余岗楚墓铜敦顶面、长沙楚墓铜镜背面（图10）等;有时以重复的形式排列在画面中，表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战国中期荆州施家地楚墓中出土的鼎、簠、缶、壶等组合陶礼器[18]（图11）。可以肯定，塔形纹中排列的菱形是楚国丝绸及其他器物中出现频繁的图形，与同墓中蟠龙飞凤纹中的菱形一样[19]，均表现了楚国自商周以来流行的北极星崇拜，这也与楚王族的祖先祝融曾经负责的神职工作密切相关，只有充分了解了太阳与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为中心做双螺旋同步异向旋转的运行规律之后才能制定出精准的历法，楚国统治阶层深知北极星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20]。因此，在丝绸及器物装饰中想尽办法通过创造大量造型精妙的系列菱形纹表现这一象征意义。

4 结 论

由于塔在中国流行的时间不可能上推到战国晚期，古印度早期的佛塔造型亦与塔形纹单元形存在较大差别，因而，对塔形纹的命名重新进行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分析同时期的装饰纹样，塔形纹中存在非常清晰的菱形单元形，其结构精巧而严密，不知不觉形成了四方连续状的排列，各个单元形在方寸之间通过经纬线色彩的组合变化营造出丰富的视觉效果。塔形纹中的这种菱形单元形及变体不仅出现在马山1号楚墓中丝绸和陶礼器中，而且被楚人广泛应用到楚国各类器物装饰中，如漆器、青铜器、陶器等，证明当初将其命名为“塔形纹”并不合理，其真正的名称应该为“菱形纹”。

楚人通过高超的造型手段，通过“塔形纹”营造出了丰富的视觉形态，虽然为今人理解楚人造物的初衷增加了难度，但这并不影响其表现出来的超高艺术水准。总之，塔形纹中重复出现的菱形单元形与楚国器物中其他菱形纹一样，都象征楚人崇拜的北极星，共同表现了当时流行的装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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