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民 张爱冰

（1.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2.滨州学院人文学院 山东滨州 256600）

内容提要：铜陵师姑墩遗址周代文化遗存主要由安徽江淮、宁镇、浙北等地区文化因素构成，是由群舒族群创造，又吸收了吴、越文化因素形成的具有皖南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两周时代的师姑墩是一个多功能聚落，既是群舒在皖南地区的青铜冶铸中心，后又成为印纹陶、原始瓷输入江淮群舒腹地的集散地。师姑墩地处群舒与吴、越经济文化交流的前线，是两周时期皖南不同族群间文化交融的缩影。

师姑墩遗址位于安徽省铜陵市钟鸣镇长龙村。2010年3—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房址、灰坑、小坑、水井及大量柱洞，出土陶器、印纹陶、原始瓷以及铜器等共计250余件，是皖南地区延续时间长、文化遗物比较丰富的青铜文化遗址。遗址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商、西周—春秋，其中晚期遗存最为丰富［1］，对于了解皖江地区周代文化格局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以师姑墩遗址公布的陶、瓷资料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该遗址周代遗存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一、师姑墩遗址典型器物文化因素分析

根据器物特征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师姑墩遗址周代遗存的年代跨度约在西周早期至春秋早中期之间，结合层位关系、器物组合及演变规律可将其分为连续的四段。一段典型单位有T5⑩、F2、F1等，遗物以陶器为主，夹砂陶、泥质陶各半，另有少量印纹陶。器类较少，主要有绳纹鬲、刮面或绳纹甗、曲柄盉等。时代约为西周早期。二段典型单位有T5⑦、T5④、T6⑧、T9⑧、T36⑦、T37⑦、T40⑤、T41⑤等。陶质多红、红褐色夹砂陶。器表以素面或绳纹为主。陶器数量多，器类复杂，主要有绳纹鬲、刮面鬲、素面鬲、绳纹甗、曲柄盉及豆、罐、盆等，印纹陶主要有瓮、坛、罐等，原始瓷仍较少见。时代约为西周中期。三段典型单位有T5②、T6⑥、T8④、T36⑤、T37⑤等。三段基本延续了二段的器类，但印纹陶、原始瓷比例增加，尤其是原始瓷豆数量大增。时代约当西周晚期至两周之交。四段典型单位有T6④、T7④、T9②、T36③、T37③、T40③、T41③等。陶器主要有刮面鬲、绳纹鬲、豆、罐、盆等，夹粗砂红褐陶鼎数量较多。原始瓷器种类增多，出现较多碗、盘、盂等。时代为春秋早中期。上述器物既有师姑墩遗址当地文化因素，又受到邻近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现将上述器物分为A、B、C三组进行讨论。

（一）A组器物

A组器物为带有安徽江淮地区［2］特色的陶器。20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对安徽江淮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地方特征进行过探讨［3］。90年代，王迅提出“淮式鬲”的概念，并指出其为西周时期的淮夷典型陶器［4］。21世纪以来，由于考古发掘的增多，对于安徽江淮地区两周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入。王峰认为，来自于周文化但经过改造创新的文化因素如折肩或鼓肩鬲、高圈足鼓腹簋、粗柄折盘豆、折肩盆以及本地土著因素折肩罐、鼓腹罐、双耳罐、带把甗形盉、鬲形盉等，共同构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周代淮式陶器［5］。张爱冰等指出，安徽江淮周代文化以折肩鬲、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等为主要特色［6］。淮式器物群的确定，为认识师姑墩文化因素性质奠定了基础。

图一//A组文化因素对比图（一）

绳纹折肩陶鬲是安徽江淮地区两周时期典型器物，一般为侈口、束颈、折肩，锥状或柱状实足跟较高，器径一般大于器高。师姑墩遗址出土的绳纹折肩陶鬲主要见于二至四段。其B型I式折肩鬲（图一︰1）与安徽霍邱堰台遗址所出EaII式折肩鬲（图一︰2）［7］类似，但在一些细部如纹饰与足部形状上略有差异。另外，霍邱绣鞋墩出土的1件陶鬲（图一︰3）［8］，除口沿较窄，袋足较深，实足跟较粗短外，形制与师姑墩所出也基本相同。

曲柄陶盉为周代安徽江淮地区又一特色器物，有陶质、铜质两种，均可分为甗形盉、鬲形盉两类。师姑墩遗址出土均为甗形陶盉，数量较多，时间从晚期一段持续到四段，按流部形状分为A、B二型。A型为管状流，连裆或微瘪裆（图一︰4、5），形制与安徽枞阳汤家墩出土的曲柄盉（图一︰6）［9］类似，但后者器型略小，足呈尖锥状。根据堰台遗址陶盉演变规律，锥状足陶盉应早于柱状足类型，因此汤家墩所出可能较师姑墩A型陶盉为早，师姑墩A型陶盉应受其影响。B型为槽形流（图一︰7、8）。该型曲柄盉目前尚未见于其他遗址，为师姑墩特有类型，但是除流外其他特征与A型类似，可能是在A型基础上改造而成。

师姑墩遗址出土较多周代绳纹陶罐，多见于二至四段。A型，折腹，口近直（图二︰1）。该型陶罐在安徽江淮地区多见，以堰台遗址出土较多，部分在器腹弯折角度、口部形态上与师姑墩所出几乎完全相同（图二︰2）［10］。汤家墩也有类似器型出土（图二︰3）［11］。B型，侈口，鼓腹（图二︰4）。该类型在江淮一带也出土较多，但多为残件。安徽霍邱绣鞋墩二期、寿县青莲寺四期出土的部分陶罐残片（图二︰5、6），特征与师姑墩所出基本相同。六安众德寺四期出土1件夹砂红陶罐（图二︰7），侈口，折沿，圆鼓腹，也与师姑墩B型绳纹罐有较大共性［12］。

粗柄折盘豆在师姑墩周代遗存二至四段皆有发现，多敛口，盘较浅（图二︰8、9、11）。早期圈足较高，与六安堰墩A型豆（图二︰10）［13］类似。之后圈足逐渐变矮，四段出土的矮圈足豆，与堰台出土的Ia型II式陶豆（图二︰12）［14］形制几乎完全相同。

（二）B组器物

B组器物为带有宁镇特色的器物。宁镇地区周文化以台形遗址及土墩墓为主要特色。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灰陶、黑陶等次之，土墩墓中则多出印纹陶及原始瓷器。陶器主要有素面或绳纹鬲、素面甗、素面鼎、素面釜、圈足或三足盘、浅盘或钵形盘豆等。原始瓷种类主要有罐、豆、碗等，第四期（春秋后期至战国初年）原始瓷碗增多，逐渐代替陶豆、原始瓷豆［15］。师姑墩器物群受到宁镇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

图二// A组文化因素对比图（二）

图三// B组文化因素对比图（一）

素面鬲在师姑墩遗址出土较多，如T37⑦︰1，侈口，折肩，联裆，裆部较高，截锥状足（图三︰1）。素面鬲在安徽江淮地区发现较少，而在宁镇地区自湖熟文化以来的遗址及墓葬中广泛存在，是宁镇典型器物，师姑墩所出应是受到宁镇地区的影响。但宁镇一带素面鬲多为鼓腹、垂腹鬲，袋足或空锥足，如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图三︰2）［16］、句容东岗头（图三︰3）［17］出土的素面陶鬲，与师姑墩的折肩、截锥状足、器型粗矮的形制多有不同。

图四// B组文化因素对比图（二）

师姑墩遗址出土1件西周晚期带柄绳纹陶鬲，侈口，束颈，折肩微鼓，下部残，肩部有一角状柄（图三︰4）。此类器物偶见于江淮地区如六安堰墩［18］等遗址，但在宁镇一带如南京锁金村，句容城头山第一文化层（图三︰5）［19］、东岗头（图三︰6）［20］等遗址及浮山果园土墩墓均有发现，属宁镇地区特色器物。不同的是师姑墩所出为绳纹鬲，与宁镇地区素面鼓腹鬲区别较大，应为对宁镇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改造。

师姑墩遗址出土较多夹粗砂素面红褐陶鼎，时代一般较晚。属于三段的深腹、圆柱（锥）状足陶鼎（图四︰1）在宁镇一带的丹徒南岗山，金坛连山，句容浮山果园、鹅毛岗等土墩墓均有发现。如南岗山鼎（图四︰2）［21］与师姑墩遗址所出形制相类，只是鼎腹较浅。四段的浅腹、宽扁足陶鼎（图四︰3）在江苏句容谷城（图四︰4）［22］，溧水柘塘、凤凰井等土墩墓均有出土。师姑墩陶鼎的演变规律也与宁镇一致。宁镇地区撇足釜形鼎出现于湖熟文化，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师姑墩该类器物应是受到宁镇地区影响。

圈足盘在宁镇地区西周至春秋早期遗址及墓葬中大量出土。师姑墩A型盘（图四︰5）与江苏镇江左湖出土的1件泥质陶圈足盘（图四︰7）［23］形制类似，唯后者较粗矮。与师姑墩Ba型盘（图四︰6）类似的器型在江苏丹阳葛城（图四︰8）［24］、凤凰山、神河头，镇江左湖等遗址均有出土。

（三）C组器物

C组器物主要包括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同类器物普遍存在于两周时期苏南、浙北、皖南一带的遗址和土墩墓中，师姑墩遗址也发现较多。

印纹陶有软陶和硬陶之分，师姑墩出土以硬陶数量居多，器形主要有罐和瓮。印纹陶在土墩墓所出器物中比例很高，师姑墩出土的部分印纹陶罐（坛）如T4⑦︰4-1（图五︰1）与南陵千峰山土墩墓出土陶坛（图五︰2）［25］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非常相似，只是陶质较软，尺寸略小。师姑墩印纹陶罐T8③︰2（图五︰3）与千峰山I式印纹陶罐M11︰1（图五︰4）口沿及肩部特征等都相同。

师姑墩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多集中在晚期二至四段，大部分为豆，还有少量罐、盘、碗、盂等。原始瓷豆有厚胎、薄胎之分，厚胎瓷豆出现时间较早而薄胎较晚，器型也存在一定差异（图五︰5、7、9）。师姑墩A型厚胎瓷豆与湖州妙西独山头土墩墓出土豆（图五︰6）［26］比较相似。B型薄胎瓷豆在屯溪弈棋［27］、南陵龙头山［28］、金坛高庄［29］土墩墓均有出土（图五︰8、10、11）。师姑墩晚期四段开始出现的原始瓷碗（盘）、盂等（图五︰12、14），均可以在德清火烧山［30］找到原型（图五︰13、15），纹饰、釉质、釉色甚至烧制过程中的变形情况也基本相同。师姑墩原始瓷碗、盂底部带有刻划符号的现象在火烧山也非常普遍，足可见其间密切的关系。

图五// C组文化因素对比图

二、师姑墩遗址周代文化遗存的性质

师姑墩遗址周代文化遗存的面貌比较复杂。根据出土遗物分析，主要包括群舒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因素，以及部分带有地方特征的文化因素。

（一）群舒文化因素

通过上文比较，师姑墩以折肩、折腹、折盘及鼓腹为特征的A组器物与江淮地区霍邱堰台、绣鞋墩，六安堰墩，枞阳汤家墩，庐江大神墩等同类器物基本一致，构成了颇具特色的器物群。安徽江淮地区两周遗存已被认为与群舒文化有关，尤其是折肩鬲、曲柄盉等器物，学界基本公认为群舒遗物［31］。皖南地区除师姑墩遗址外，繁昌板子矶遗址［32］、南陵龙头山土墩墓［33］均出土曲柄陶盉完整器或角状把手，铜陵夏家墩、神墩遗址［34］也出土与师姑墩文化特征相同的折肩绳纹鬲等器物。这些典型群舒器物在皖南出现的时间最早至师姑墩晚期一段，说明西周早期群舒文化因素已经越过长江影响到皖江中游南岸一带。

群舒在皖南地区的扩张也可通过青铜器的发现得以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群舒风格的青铜器在皖南沿长江地区屡有发现，如群舒典型铜器曲柄铜盉在芜湖柳春园，繁昌赤沙，南陵家发，铜陵金口岭、钟鸣、西湖、谢垅等地均有出土［35］，与同区域及江淮地区出土的曲柄陶盉特征一致。另一种代表性的群舒青铜器牺首鼎，在芜湖柳春园［36］也有发现。这些群舒铜器时代自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尤以师姑墩遗址周边的铜陵一带发现最多，说明自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师姑墩一带都是群舒在皖南的主要势力范围。

（二）吴文化因素

宁镇地区及皖南东部的青铜文化，经历了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吴文化的发展序列［37］，其中吴文化约略与师姑墩晚期文化同时。约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吴文化因素由宁镇进入皖南，沿长江向西发展，开始与师姑墩一带的群舒文化发生交集并互相影响。师姑墩B组器物的出现，即是受吴文化影响而产生。师姑墩遗址邻近的漳河流域，分布着南陵千峰山、龙头山，繁昌万牛墩等皖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土墩墓群。这些土墩墓多为一墩一墓，虽与宁镇地区多一墩多墓不同，但出土的附耳鬲状甗、平底盉、夹粗砂近平底陶鼎等均属宁镇地区特色器物。总体而言，漳河一带土墩墓群应属吴文化遗存，师姑墩遗存的宁镇文化因素应该来自于土墩墓代表的吴文化居民。

但是，师姑墩先民对吴文化因素并非全盘继承，而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的组成因素。除个别器类外，师姑墩B组器物都或多或少带有安徽江淮文化因素的影子。以素面鬲为例，宁镇地区出土的素面鬲多形体瘦长，器高多大于器径，而师姑墩出土的素面陶鬲则形体宽短，器径大于器高，器型与江淮地区绳纹鬲类同。两者的足部也存在一定区别，宁镇地区素面鬲多尖锥状足，部分有实足跟，而师姑墩所出则为截锥状足，肩部特征也与群舒折肩鬲相同。宁镇地区角状柄鬲多为素面，也与师姑墩所出饰有绳纹不同。

另外，群舒文化与吴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吴文化三期出现的绳纹联裆鬲，明显是受了群舒同类器物的影响。龙头山土墩墓出土的曲柄陶盉与师姑墩所出形制相同。南陵刘家山、龙头山出土的闭环状鋬平底、圜底陶盉，则是借鉴了群舒曲柄盉的特点，对宁镇地区平底盉进行改造后的产物。

（三）越文化因素

印纹陶是新石器时代末至商周时期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的文化遗存，而原始瓷则是在印纹陶烧造技术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38］，两者在地域分布上有很强的一致性。

中国东南地区印纹陶、原始瓷的产地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研究认为皖南地区存在烧造印纹陶及原始瓷的条件，但迄今为止，皖南并未发现商周时期陶瓷窑址。宁镇地区虽出土西周印纹陶及原始瓷器很多，但也无同时期的陶瓷窑址发现。反之，太湖以南的浙江杭嘉湖一带却发现了众多商周陶瓷窑址，其中仅东苕溪流域发现的商代原始瓷窑址即达30多处［39］。浙江德清黄梅山、掘步岭［40］、火烧山［41］等商周至春秋时期窑址以烧造原始瓷为主，兼烧印纹陶器。长兴龙山［42］也发现了商末周初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烧造印纹硬陶的窑址。这些窑址延续时间长，文化堆积厚，产品种类丰富，是全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陶瓷生产遗址。此外，宁绍平原的浦阳江流域也发现了多处商周时期以烧造印纹陶为主的陶窑。宁镇、皖南地区发现的印纹陶、原始瓷等，很多造型与上述窑址出土的完全相同，却不同于本地的夹砂、泥质陶器，应分属不同文化因素。杨楠认为，太湖—杭州湾区土墩墓中印纹陶、原始瓷比例要明显高于宁镇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发展趋势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从南向北扩展的过程［43］。张敏也明确指出，宁镇地区的青瓷器和印纹硬陶器来自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44］。因此可以推测，师姑墩C组器物的产地应当在杭嘉湖、宁绍平原为主的浙北越文化区。

综上所述，来自于安徽江淮的群舒因素、宁镇的吴文化因素及浙北一带的越文化因素，共同建构了师姑墩文化，但三种文化因素在师姑墩文化遗存中的地位是不同的。A组群舒文化因素西周早期即已在师姑墩出现，在各组遗存中出现时间最早，并一直贯穿师姑墩晚期文化的始终，是师姑墩的主体因素。来自宁镇的B组吴文化因素在师姑墩出现的时间约在晚期二段，即西周中期。吴、舒文化此时在皖南产生交集，吴文化的部分因素被师姑墩先民借鉴吸收，但这种吸收是选择性的再创造，因此吴文化为师姑墩文化的客体因素。而C组越文化因素除印纹陶及原始瓷外，其他在师姑墩极少发现，原因是随着西周早中期以来吴人势力对皖南的不断渗入，在越与群舒间形成了一个文化交流屏障。在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之前，越国势力都没有到达铜陵一带，与师姑墩先民没有直接的交流。因此，师姑墩的印纹陶、原始瓷并非直接得自越地，而很可能作为一种特殊物品通过贸易而来，对于师姑墩及江淮群舒文化而言，是一种植入式的文化因素。分时段来看，一段以来自江淮的A组文化因素为主；二段以后，以素面器为主的B组文化因素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自三段开始，C组文化因素尤其是原始瓷大量增加，并在第四段达到高峰。可见，师姑墩的本体文化因素逐渐降低，外来文化因素不断增长，这实际反映了周代皖南族群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

师姑墩遗存虽是群舒族群创造的文化，但也带有较多的地方特征。如霍邱堰台出土的部分绳纹陶鬲肩部带有扉棱，有些肩饰附加堆纹，还有的陶鬲带耳，这些因素都不见于师姑墩遗址；堰台、堰墩、含山大城墩等遗址出土的折腹簋在师姑墩不见。另一方面，师姑墩某些文化因素也为本地区独有，如槽形流曲柄盉仅见于师姑墩遗址；师姑墩出土的夹砂红褐陶素面甗与江淮常见的绳纹甗也有较大区别。因此初步判断，师姑墩周代遗存可能为群舒文化的皖南地方类型，深入的分析则需依赖更详尽的资料。

图六// 印纹陶、原始瓷运输推测路线图

三、师姑墩周代聚落功能分析

师姑墩遗址的发现为群舒及皖南考古提出了新的课题。群舒为偃姓舒人建立的多个小国的总称，约在西周初年自山东西南部南迁至今安徽江淮之间的六安、舒城、枞阳、庐江一带［45］。传统观点认为群舒南不过长江，但师姑墩遗址的发现，证明群舒势力可能自西周早期即已跨过了长江天险，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据点，成为群舒在皖南经济文化开拓的前线。

（一）地方青铜冶铸中心

群舒势力进入皖南地区可能与开采铜矿资源有关。在东起南陵，西至贵池的皖南丘陵北部边缘地带，分布着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铜矿带。尤其是铜陵、南陵接壤的大工山、凤凰山、狮子山等地，铜矿储量大，开采时间早。据调查，南陵一带发现的西周冶炼遗址总数达数十处之多［46］，师姑墩发现的周代青铜冶铸遗物，其原料无疑是来自当地。舒人在师姑墩的青铜冶铸活动在晚期一段即已出现，二段的冶铸遗物最多，三、四段冶铸活动持续减少。师姑墩冶炼、熔炼、铸造活动共存，证其为一处综合性的冶铸遗址。遗址出土的铜器以小件的镞、矛、销、锛等兵器、工具为主，青铜容器少见，容器陶范的花纹也不够精细，加之生产规模不大，说明其可能非官营铜器铸造场所，而是地方性冶铸作坊。师姑墩周边的夏家墩等若干遗址也发现与之类似的冶铸遗物［47］，生产方式与师姑墩相同，这种现象可能说明群舒在皖南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些冶铸场所虽相对分散，但总体规模可观，是两周时期皖南群舒族群的青铜冶铸中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师姑墩、夏家墩等遗址中铜渣、炉壁、矿石数量较多，或许说明该地冶炼的铜矿料并非全部自用，有一部分可能外运。据魏国锋等研究，枞阳有少量铜器与铜陵冶炼铜的微量元素特征极为相近，其原料可能来自江南的铜陵地区［48］。师姑墩与枞阳相距不远，水、陆运输都非常方便，枞阳使用的部分铜矿料或即来自于师姑墩及邻近的冶炼工场。

（二）印纹陶、原始瓷器转运中心

晚期二段以后，师姑墩的冶铸活动减少，而原始瓷大量增加，可能反映了师姑墩聚落的主要功能发生了变化。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印纹陶及目前该地区周代聚落遗址中最多的原始瓷器，可能与陶瓷器的转运有关。印纹陶、原始瓷器与普通陶器相比，具有质地坚硬、透水率低、外形美观的优点，是相对高档的“奢侈品”。目前，在安徽江淮群舒腹地也出土了一批周代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公开发表的资料主要有枞阳汤家墩［49］、含山大城墩［50］、六安堰墩［51］、霍山戴家院［52］、肥东吴大墩［53］等遗址以及舒城幸福村［54］、六安毛坦厂镇燕山村［55］等春秋墓葬，以遗址中发现较多，出于墓葬的较少。这些印纹陶、原始瓷器总体数量不多，但无论器型、纹饰都与江浙同期器物基本一致，也应是来自浙北地区。有理由推测，或许早就存在一条从浙北到群舒腹地的印纹陶运输线，西周中晚期后，主要以原始瓷器运输为主。这条运输线可能的路径是：自浙江德清、长兴一带出发，沿山间平原及河流谷地，经今安徽广德、宣城、南陵抵师姑墩，经黄浒河进入长江，然后跨江北上，这是由浙北到安徽江淮地区相对平坦、便捷的路线（图六）。由于南陵以东的土墩墓分布区是吴文化势力范围，印纹陶、原始瓷贸易很可能被吴人控制。师姑墩处于群舒与吴交往的前沿，遗址地近黄浒河，向北可以直通长江，东西、南北交通便利，地理位置的重要使之成为吴、舒之间货物中转中心。

四、余论

皖南地区是中国青铜文化重要分区，但经过科学发掘并公布的聚落材料较少，已有资料多以青铜器及土墩墓为主，缺少明确的层位关系，令人难窥皖南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师姑墩遗址延续时间长，层位关系明确，青铜文化序列完整，出土器物相对丰富，是探索皖南尤其是皖江中游一带青铜文化难得的资料。师姑墩周代遗存及皖南沿江地带一系列群舒风格青铜器的发现，说明在西周、春秋时期，群舒在皖南沿江地区一直有一支较强的势力，传统的把皖南视作吴越文化区的观念应该重新检视。

师姑墩类遗存的发现，有助于探讨两周时期群舒与吴越的相互关系。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吴与群舒在皖南地区有相对固定的势力范围。群舒势力在周初越江进入皖南后，主要沿长江向东发展，夏家墩、神墩、板子矶等群舒遗址以及铜陵、繁昌、芜湖一带群舒青铜器的发现，证明群舒势力主要分布在西起铜陵，东至芜湖的长江沿岸狭长地带。而土墩墓约在西周早期晚段出现于皖南的南陵、繁昌一带，并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扩展，于西周中期逐步占领了铜繁丘陵、宣芜平原大部分地区，然后沿长江向西发展，在西周后期到达贵池、青阳一带［56］，实际反映了吴人势力在皖南地区扩张的过程。

吴与群舒在皖南地区似乎一直维持着一种均势，并可能贯穿整个西周、春秋时期。因为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皖南吴、舒文化虽一直存在着文化交流，但同一遗址内部器物特征及组合却相对稳定，没有明确的吴文化和群舒文化互相替代的现象，表明吴与群舒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这也可从文献得到印证，在《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多有楚国征伐群舒各国并灭之的记载，但吴与群舒的关系，除了史载吴国曾经征伐巢国外，与群舒其他国家多是结盟关系［57］。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国和越国的强势崛起，多方势力逐渐渗入皖南地区，这种力量均衡才逐渐被打破。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吴卫红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谨此致谢！）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6期。本文所引师姑墩器物资料皆出此篇，不再一一注明。

［2］本文所指江淮均为安徽江淮地区。

［3］杨德标、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4］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5］王峰：《淮河流域周代遗存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1—92页。

［6］张爱冰等：《群舒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3—144页。

［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3—264页。

［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县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10］同［7］，第269页。

［11］同［9］。

［12］同［8］。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安市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市堰墩西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2期。［14］同［7］，第307—308页。

［15］a.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4—228页；b.张敏：《吴越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出版社2018年，第151—157页。

［16］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大港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第5期。

［17］朱国平、高伟：《江苏句容东岗头遗址的发掘及其对湖熟文化研究的启示》，《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18］同［13］。

［19］镇江市博物馆：《江苏句容城头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20］同［17］。

［21］南京博物院：《江苏丹徒南岗山土墩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22］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镇江市博物馆、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句容及金坛市周代土墩墓》，《考古》2006年第7期。

［23］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市左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4期。

［24］镇江博物馆考古队：《江苏丹阳葛城遗址勘探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

［2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考古》1989年第3期。

［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湖州妙西独山头土墩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36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27］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2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南陵龙头山西周土墩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

［29］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金坛博物馆：《江苏金坛高庄土墩墓D1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8年第5期。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6—28页。

［31］同［6］，第143—144、147页。

［3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文物管理局：《安徽繁昌板子矶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33］同［28］。

［3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安徽铜陵夏家墩、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

［35］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图49—55，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2—90页。

［36］同［35］，图108，第176—177页。

［37］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谱系与族属的研究》，《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

［38］宋建：《马桥文化原始瓷和印纹陶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3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考古》2011年第7期。

［40］孙荣华：《太湖流域浙江东苕溪沿途古窑址调查与思考》，《文博探求：孙荣华文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年。

［41］同［30］，第4、146页。

［42］郑建民等：《浙江长兴：发现龙山西周早期印纹陶礼器窑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17日第4版。

［43］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页。

［44］同［37］。

［45］胡嘏：《群舒史迹钩沉》，《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

［46］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南陵县古铜矿采冶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2002年第2期；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

［47］同［34］。

［48］魏国锋、秦颍、王乐群：《安徽枞阳出土西周至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研究》，《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7年第11期。

［49］同［9］。

［50］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2期。

［51］同［13］。

［5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霍山戴家院周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6年第1期。

［53］张敬国、贾庆元：《肥东县古城吴大墩遗址试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85年。

［5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县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县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6期。

［55］安徽省博物馆、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发现一座春秋时期墓葬》，《考古》1993年第7期。

［56］宫希成：《皖南地区土墩墓初步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57］同［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