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镕宇 李伊敏 陈桂权 刘宇虎 黄妙兴 陈晓春

克罗恩病(CD)是一种病因尚未明确的肠道非特异性炎性疾病，近年来其发病率逐年升高[1-2]。CD的临床表现包括腹痛、便血、腹部肿胀等，部分患者可伴有贫血、营养不良及关节肿痛等症状，严重者可出现肠梗阻或穿孔等肠道结构性损伤[3-5]。CD的炎性状态可用于评估患者的病情，及早判定CD患者的炎性状态，制定相适应的治疗方案，对控制病情进展，进而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6]。现有的内镜评价方法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如简单内镜评分及内镜指数等，重复性较差[7]。因此，急需寻找便捷、客观的临床指标界定CD患者的炎性状态。谷胱甘肽可保护肠黏膜免受氧自由基的损伤，当谷胱甘肽表达水平降低后，游离的氧自由基刺激肠黏膜，造成肠屏障功能下降，导致CD的发生、发展[8]。硒结合蛋白1(SBP1)可通过降低谷胱甘肽活性，促进氧化应激反应，从而抑制细胞凋亡[9]。由此推测，SBP1可能参与了CD的病理生理过程。目前关于SBP1与CD患者炎性状态及预后的报道较少，本文对此展开研究，以期为临床评估CD患者的炎性状态及预后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前瞻性选取2016年8月至2018年8月东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95例C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为CD组。所有患者均符合《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8年·北京)》[10]。纳入标准：(1)符合CD诊断标准且为初次诊断；(2)入组前未接受免疫抑制剂、抗炎类药物等对症治疗；(3)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2)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3)伴有感染性疾病或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4)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5)不能配合完成随访。另选取同期在本院行单发结肠息肉切除术的90例患者作为息肉组。CD组中男性60例，女性35例，年龄为19～48岁，平均年龄为(27.38±5.19)岁，体质指数(BMI)为(20.70±3.29)kg/m2。息肉组中男性51例，女性39例，年龄为18～45岁，平均年龄为(26.54±4.93)岁，BMI为(21.62±3.17)kg/m2。两组患者在性别(χ2=0.811，P=0.368)、年龄(t=1.127，P=0.261)、BMI(t=1.935，P=0.055)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基本资料 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BMI、吸烟、肠切除术史、治疗方案和时间等。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C反应蛋白(CRP)，采用魏氏法检测红细胞沉降率(ESR)。应用结肠镜检查确定患者肛周病变、肠梗阻、病变位置(回肠末段、结肠、回结肠)、疾病行为(非穿透非狭窄、狭窄、穿透)等情况。

1.2.2 SBP1检测 采用Western bolt法测定CD组织及息肉组织中SBP1的表达情况。收集受试者结肠镜及病理活组织检查标本，无菌条件下剪碎组织，液氮中研磨，在-4 ℃下4 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层清液加入蛋白酶抑制剂提取组织蛋白，采用Bradford法定量蛋白。将35 μg蛋白加入各孔中进行垂直电泳，卸胶、转模，在封闭液中摇床封闭1 h。按照1∶1 000加入一抗稀释液(SBP1抗体)，4 ℃过夜，室温下加入TBST，摇床上清洗，10 min×3次；TBST漂洗后从一抗中取出膜，加入二抗，室温下反应1 h，加入TBST，摇床上清洗，10 min×3次。洗膜后加入ECL显影剂，并用ImageJ软件进行半定量灰度分析。

1.3 CD疾病指数评价

CD疾病指数(CDAI)主要从腹痛、腹部包块、腹泻、伴随疾病这4个方面进行评价。CDAI评分≤4分为缓解期，>4分为活动期。CDAI评分5～7分为轻度活动期，8～16分为中度活动期，>16分为重度活动期。

1.4 随访

采用复诊方式对CD患者进行随访，观察患者出院后12个月内的预后情况。本研究将复发、CD相关黏膜异常增生、CD相关结直肠癌定义为预后不良。随访起始时间为2016年8月27日，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

1.5 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CD组与息肉组SBP1表达水平比较

CD组患者SBP1表达水平为20.32±4.37，高于息肉组(16.45±3.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343，P<0.001)。

2.2 不同病变部位SBP1表达水平比较

CD患者回肠末端、结肠、回结肠中SBP1表达水平分别为21.08±4.45、20.14±4.35、19.48±4.27。不同病变部位SBP1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092，P=0.342)。

2.3 SBP1表达水平与CD患者炎性状态的关系

按照CDAI评分将CD患者分为缓解期组(n=32)、轻度活动期组(n=23)、中度活动期组(n=18)、重度活动期组(n=22)，各组SBP1表达水平分别为16.53±4.20、19.02±4.30、21.72±4.36、26.30±4.4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3.740，P<0.001)，其中重度活动期组SBP1表达水平高于中度活动期组、轻度活动期组、缓解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SBP1表达水平在缓解期组、轻度活动期组、中度活动期组、重度活动期组中呈逐渐升高趋势，提示其与CDAI评分呈正相关(r=0.263，P=0.010)。见图1。

2.4 CD患者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基本资料的比较

95例CD患者随访期间的预后不良发生率为45.26%(43/95)，其中复发35例(36.84%)，CD相关黏膜异常增生7例(7.37%)，CD相关结直肠癌1例(1.05%)。由表1可知，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在年龄、性别、BMI、吸烟、CRP、肠切除术史、肠梗阻、病变位置、治疗方案、治疗时间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肛周病变、ESR、疾病行为、SBP1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SBP1与CDAI的相关性散点图

2.5 影响CD患者预后的因素

将肛周病变(无=0，有=1)、ESR、疾病行为(非狭窄非穿透、狭窄=0，穿透=1)、SBP1作为自变量，α入=0.05，α出=0.10，将CD患者预后情况(预后良好=0，预后不良=1)作为因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肛周病变、疾病行为及SBP1与CD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见表2。

2.6 SBP1、模型A、模型B预测CD患者预后的效能

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建立肛周病变、疾病行为预测CD患者预后的模型：F=-0.598+0.580×肛周病变+0.780×疾病行为，将其命名为模型A；肛周病变、疾病行为、SBP1预测CD患者预后的模型：F=-6.848+0.645×肛周病变+0.268×疾病行为+0.331×SBP1，将其命名为模型B。SBP1预测CD患者预后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大于模型A(Z=3.005，P=0.003)，模型B预测CD患者预后的ROC AUC大于SBP1及模型A(Z=2.860，P=0.004；Z=5.595，P<0.001)。见表3、图2。

表1 两组基本资料比较

表2 影响CD患者预后的因素

表3 SBP1、模型A、模型B预测CD患者预后的效能

图2 SBP1、模型A、模型B预测CD患者预后的ROC曲线

3 讨论

多项研究认为CD的发生、发展与肠道菌群失调、免疫介导的组织损伤及遗传易感性等相关[11-12]。CD随疾病进展易发生多种并发症，如肠梗阻、消化道穿孔等[13]。CD的炎性状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疾病进展情况，目前临床上常用于评估CD炎性状态的生物标志物有CRP、ESR及粪乳铁蛋白等，三者均在CD中异常表达，但CRP易受炎性疾病影响，因此在评估CD炎性状态时的特异度较低；而ESR与血液系统疾病密切相关，如贫血、心血管疾病等均可引起ESR表达水平发生变化；粪乳铁蛋白诊断炎症性肠病的特异度较好，但当CD合并其他并发症如肠易激综合征时，易影响粪乳铁蛋白的表达水平，导致特异度下降[14-15]。SBP1是一种定位于细胞质和细胞核的含硒原子的蛋白质，可在体内稳定存在，且个体间差异较小，有研究表明SBP1在2, 4, 6-三硝基苯磺酸诱导的CD小鼠中表达水平升高[16]。

本研究结果发现，CD患者SBP1表达水平高于息肉组，表明SBP1可能参与了CD的发生过程。CDAI是基于CD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及并发症等进行的评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CD的疾病活动度。本研究结果发现，SBP1与CDAI呈正相关，表明SBP1与CD患者的炎性状态密切相关，提示SBP1可能参与CD的疾病进展，检测SBP1的表达水平有助于了解CD患者的病情。CD患者的预后是目前临床研究的热点及难点，了解影响CD患者预后的因素有利于及时进行干预，从而延缓疾病进展。郝晓炜等[17]对64例CD患者进行随访，发现约有42.19%的患者预后不良。本研究发现95例CD患者随访期间的预后不良发生率约为45.26%，与既往研究结果相近。为明确影响CD患者预后的因素，本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CD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显示肛周病变、疾病行为及SBP1与CD患者预后密切相关，其原因可能为以肛周病变为首发临床表现的CD诊断较为困难，易被忽略，影响治疗效果，导致预后较差[18]。穿透型CD患者肠道病变复杂，穿孔、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且穿透行为是CD患者接受腹部手术治疗的首要原因，患者预后恢复较差[19]。为了评价SBP1预测CD患者预后的效能，本研究构建了SBP1、模型A及模型B预测CD患者预后的ROC曲线，结果显示模型B预测CD患者预后的效能高于SBP1及模型A，表明SBP1有助于评估CD患者的预后情况。

谷胱甘肽的异常表达与CD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8]。谷胱甘肽是一种水溶性的三肽，由谷氨酸盐、半胱氨酸和甘氨酸组成，其对于维持胃肠道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具有重要作用。动物实验表明，谷胱甘肽缺乏的小鼠空肠和结肠黏膜严重退化，并出现体质量降低及腹泻等症状[20]。此外，谷胱甘肽表达水平降低后，Th2型细胞免疫反应占优势，病变部位分泌的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10等炎性因子表达水平升高，而γ-干扰素表达水平降低，可对肠黏膜造成损伤，导致发生肠道炎性疾病[21]。另有研究表明，SBP1可调节谷胱甘肽的表达水平，并促进氧化应激反应[9]。由此推测，SBP1可能通过调节谷胱甘肽的表达水平参与CD的疾病进展。

综上所述，SBP1与CD患者的炎性状态及预后关系密切，检测SBP1表达水平有助于评估CD患者的预后情况。本研究下一步将动态监测SBP1的表达水平并进行基础研究，分析SBP1 影响CD患者预后的病理生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