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彦林

孙大勇/ 图

石磨，是山乡历史的见证，那体态和精神依然在沂蒙山深处的山村里旺盛地活着。寻找山村兴衰变迁的历史，体味山村古老而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总少不了沉重的石磨。

做盘上等的石磨，一要选坚硬耐磨的石料，二要由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做。石匠先到山上劈两大块石坯，大石坯经过铁锤无数次的精细雕琢，摇身变成两扇厚重的圆磨盘坯子，粗糙又不失精细。一年四季，石磨上下紧闭着的嘴唇在诉说乡村的酸甜苦辣，石磨沉重的表情显露乡村的喜怒哀乐……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深冬腊月集中全村人搞会战、整修大寨田。一年到头，一日三餐，几乎全是地瓜和瓜干、玉米，逢年过节才偶尔吃顿小麦面的水饺。当时没有加工机械，生产队里分的口粮全靠石磨来碾压。村子里人多磨少，磨粮食要提前向有磨的邻居打招呼，借到了磨，妇女们抓紧带着孩子抱着磨棍，赶忙或推或拉。用完邻居家的磨，磨眼里要留下少许的粮食，叫“留磨底”。磨瓣像一排排的牙齿，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凝视那磨瓣，既像一条条盘绕山间的山路，又像一道道刻在父辈额头上的皱纹……

乡村最难熬的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瓜干、苞米没了，就只能靠一些杂粮和蔬菜、野菜充饥。谁家磨响，说明谁家生活过得去。如果哪天哪家没有了石磨响，说明这家断粮了。乡村的每座石磨，都是一部挪不动的沉重历史，记录下情节不重复的辛酸故事。

那年月，家中最累的是母亲。为了不耽误白天到生产队里挣工分，磨粮食大都是利用晚上或者天亮前这段时间，石磨就支在堂屋西窗户外面。有时能借一缕月光，有时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我小时候，煎饼是我老家最顶事的主食。煎饼是用粗粮做的，高粱、谷子、苞米、地瓜干，只要是粮食，就能做煎饼。石磨除了磨干粮食，还可把刚分的鲜地瓜磨成糊状烙煎饼。各种粮食经过石磨重重地压磨，都变成了粉面或面糊。粮食的面粉压得比较粗糙，须用竹罗罗几遍才能做煎饼、烙饼子。母亲把粮食磨过一遍就赶紧将磨盘上的粮食收起，放在笸箩里，笸箩上面支上二根光溜溜的木棍，上面架着罗。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娘用手将罗一推一拉，哐当哐当，声音极富节奏和韵致，面粉就顺着细细的罗眼落到笸箩里。罗里剩下的粗渣子再次倒进磨眼继续磨，一遍，二遍，三遍……直到粮食几乎完全粉碎。等粮食磨完了，也罗完了，母亲早已腿疼腰酸，身上、脸上连眉毛上全落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粉，浑身上下都被染白了，显得十分沧桑，让人心痛。

推磨是一项极其简单的重复劳动，是周而复始的机械运动，有力气就行；不需要多少智慧和技巧。这活既累人，又枯燥无味，非常单调!我有时也帮母亲打个下手，或者帮助推磨，或者拿个勺子站在一边往磨眼里添粮食。推磨偷不得半点懒，你不用力推，那磨自然也不会动。石磨很沉，一会儿工夫汗水就从额头、肩上流淌下来，滴滴答答地掉到地上。我记得当年，为了熬时间和磨炼耐性，推磨时我以磨嘴为标志在心里默数转的圈数，数五圈闭一会眼。一圈又一圈地推磨，一圈又一圈地数数儿，石磨在疲乏地转动，开始还能数准已经推了多少圈，时间一久就忘了数或者自己数乱了，只迷迷糊糊地往前走，双脚像踏在棉花团上，最后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往外冒酸水……

无论是早春或是深冬，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雨雪交加，只要想起石磨转动的岁月，总感到普通的石磨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与酸涩，可那单调里包藏着一种亲切的温柔，滋生出无比的亲切和无限的怀念，依旧在一圈圈地转动着鲜活而清晰的记忆。我无法计算母亲一生在这狭窄的圆形的磨道里绕了多少圈，转过了多少天多少年!可我知道是那沉重的石磨，磨走了母亲青春的容颜和满头黑发，磨出了母亲满脸的皱纹和周身的病痛。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电磨、粉碎机、煎饼机等机器慢慢取代了原始的石磨。天长日久，石磨被闲置、被冷落，渐渐退出了山乡舞台。唯独母亲推磨的身影，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走进沂蒙山深处的小山村，偶尔还能看见石磨，仿佛历史老人在这里停下了匆忙的脚步，纯朴的山民没有被外界的浮躁与喧嚣所纷扰，石磨依然推着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和纯天然、无添加、无污染的生活。人生的路也像这弯曲单调的磨道，只要咬紧牙关，都会一步一步把烦恼、苦闷和疲倦抛在身后、抛在脑后，就会品尝到生活的细腻和人生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