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以后，庄稼地里成片的苞米似成熟还没完全成熟，每到这个季节，我就很自然地想起当年的苞米面大饼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所在的生产队家家粮食不够吃，每人每天的成品粮只有半市斤多一点儿，一日三餐只能掺杂糠菜度日。尽管这样，全家人一年的口粮也只能维持大半年。所以，大家都盼望着早秋新的粮食下来，好有个接续。最早的要属啃青苞米，一般8月中旬起，各家各户的小园田地里的青嫩苞米可以烀熟啃着吃了。可是每家房前屋后小园田地有限，还要种些别的蔬菜。为了吃的有个接续，生产队的社员们在山边儿、地头儿或边角地开荒种一些苞米，这些苞米主要是青黄不接时人们用于度命的。

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到了9月中旬，爷爷便带着我进入自家的小开荒地，开始掰苞米棒。这些苞米棒到了这个季节，似成熟还没有完全成熟，有的苞米尖儿还能用手指甲掐得动，还有苞米浆儿。苞米棒儿掰回家后，家里人高兴地围坐在一起搓粒儿。然后，爷爷带着我去生产队排着号儿加工苞米面儿。乡亲们有的用小面袋儿，有的用大盆儿，还有用水桶盛着苞米粒儿加工苞米面儿。那时，家家可真是“等米下锅”啊。

毛驴儿拉动的大石头碾子，把似成熟还没成熟的苞米粒儿碾压几圈儿后，苞米压成苞米饼子了，因为这时的苞米里还含有苞米浆儿。为了让这些压成饼状的苞米成为苞米面儿，人们边压碾子边围着碾盘转圈儿，用手在苞米饼子上反复翻动。翻动过后，再用粗箩筛苞米面儿。这样加工出来的苞米面，主要用来做苞米面大饼子。

每次爷爷带着我把加工成的苞米面儿带回家后，母亲就立即动手和苞米面儿，待做菜的汤锅开锅时，母亲便在菜锅的周围用活好的苞米面儿贴大饼子。

大饼子在锅边儿贴熟后，每次母亲揭开锅，我总是第一个抄起锅铲子起大饼子。大饼子贴到恰到好处时，粘锅处有一层黄嘎巴，这层黄嘎巴又筋斗又可口。家里那时人口多，10多个大饼子每人分不上两个，有时实在填不饱肚子，我就悄悄地溜进菜园子，摸回几个小土豆儿，放在锅灶里烧土豆儿吃。尽管这样，我还时常想着比我家更困难的小同学，在分到饼子时，我留出一半儿放在书包里。母亲问我为啥不吃那一半儿饼子时，我说已经吃饱了，书包里的饼子留着在学校里饿了再吃。就是这样，每次我把饼子带给其他小同学时，都会给他们一个惊喜。他们说：“你母亲做的饼子真好吃”。

1966年以后“文革”期间，老百姓的小开荒地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小开荒地不存在了，吃大饼子也就更难了。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我已退休了，但是每年的8月下旬至9月上旬，就是我再忙，各种蔬菜食品再丰富，我还是要学着当年母亲的做法儿，做几次苞米面儿大饼子吃。每次吃时，都觉得超常的香、超常的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