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奕

在2019年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而博物馆作为文化的中枢，是中小学教育的特殊资源和阵地。它们透过实物载体，呈现文明之美，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备案博物馆达到5535家，拥有观众近12.27亿，举办教育活动33.46万场，青少年利用博物馆学习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同时，与国际博物馆界早在2007年就将“教育”明确为博物馆的首要目的和功能、英美日等国将博物馆纳入青少年教育体系的成熟实践相比，我国尚未真正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并亟需进一步的制度推动。这与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的“主要任务”相呼应。

其实，早在2007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就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加今年的《适时将博物馆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教育体系》等一系列全国“两会”提案，13年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繁荣的态势。并且，各级各地政府日益重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探索文化文物与教育部门的联动机制，建立博物馆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制度，创新博物馆为青少年教育服务的内容、形式和手段等。当然，与发达国家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并“主要为青少年教育服务，重点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切实融入中小学教学计划”的制度设计相比，我国尚处于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的初级阶段。

其一，从面上来讲，目前我国博物馆的校均占有率偏低，生均占有率则更低，且地区发展不平衡。根据教育部2018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现有中小学（包括高中）23.82万所（小学16.18万所，初中5.2万所，高中2.44万所）。根据国家文物局2019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5535家。因此，中小学与博物馆的数字比为43：1，平均每43所学校占有1座场馆。若参照博物馆事业发达国家的数据，英国、美国、日本的博物馆校均占有率分别是我国的5倍、12倍和16倍左右。除了供需上的不平衡，我国博物馆在区域发展上也存在不平衡，北京、上海、陕西、浙江、江苏等文教大省走在前列，同时东西部差距明显。日前，我国博物馆以每年180～200家的速度增长。因此，未来我们宜推行盘活博物馆存量与继续增量的双轨制，并让部分省市如北京、上海、陕西、浙江、江苏、广东等先行先试“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事业，发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优势。事实上，2014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工作后，两三年间不少省市都迈开了示范引领步伐。同时，随着我国非国有博物馆、行业博物馆、中小型博物馆的持续增长，亦将助推场馆校均、生均占有率的不断提高。此外，引导学校对博物馆合作对象的遴选，以平衡区域内馆校资源的不均衡，也很重要。中小学可依据学校项目优先原则（对馆方而言）、就近就便原则（如“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公约”）等展开合作，而非集体涌向大馆。毕竟，真正的合作指向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而非一揽子买卖。

其二，我国博物馆教育于中小学而言，主要隶属于“校外教育”，且在其中的位置不凸显，连带博物馆板块在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经费中占比不足也不稳定。因此，就制度推动而言，亟待提升博物馆教育在校外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地位，以及提升社会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的总和）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就通过《教育基本法》《博物馆法》等“社会教育三法”，从法律上确认校外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并列发展，以及博物馆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此外，我国“校外教育”通常由“德育”口牵头管理，因此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道德建设等通常是博物馆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博物馆教育并不仅限于德育范畴，更不等同。当然，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博物馆教育与学生德育理应关联并发挥正向作用。关键在于，我们要明确“相关性”，并找准结合点。因此，笔者建议：一方面，我国应在法律法规、政策、规划中进一步彰显博物馆的校外教育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呼吁各级各地政府对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事业尽快启动专项经费保障，正如我国博物馆已基本建立的减免费开放制度一样。在部分统计中，博物馆甚至未被纳入校外教育单位名录，后者仅包括少年宫、少年科技站、少年之家等，因此博物馆经常不在青少年校外教育事业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的项目和经费之列。

其三，在馆校合作层面，我国博物馆针对中小学的教育活动正在逐步制度化、常规化，但大中小型馆资源拥有和投入情况差距大，且流于形式、缺乏内容的情形普遍存在。包括囿于集体参观甚至是春秋游等一次性游玩，远未发展到馆本课程、校本課程开发以及展览进校园等中长期合作样态。究其根本在于，博物馆教育虽然属于社会教育范畴，但是“将博物馆纳入我国中小学教育体系”事业同时涉及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唯有通过学校教育方可实现制度化。因此，我们必须打通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壁垒，建议由各级教育部门牵头，将博物馆学习落于中小学课程，发挥课程教学主渠道作用，并拥有课时保障。就课程而言，可落于作为必修课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如上海市目前有“高中学段社会实践不少于90天，其中志愿者服务不少于60学时”的制度设计。但我们也不能止于将博物馆学习融入校本课程、选修课程，或是研究型课程、拓展型课程等。无论在哪种分类体系下，博物馆在“课程”方面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也即，融入更权威、更普遍、排入课表的课程，包括地方课程、国家课程，必修课程，学科/学术课程，基础型课程等。事实上，英国早在1988年就开启了“国家课程”，重点提倡让学生直接使用大量实用资源，同时明确指出博物馆教育与学校课程关联，这对博物馆而言是关键性转折点，进而引发学校团体参观和使用的人数猛增。

总的说来，博物馆不仅能传播知识，培育核心技能和素养，而且可以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小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润物细无声地转化为其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制度之治乃最理想的治理模式，规则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当下，我们要逐步将博物馆纳入我国中小学教育体系，并加强自上而下的制度推动。它不简单地等同于馆校合作，而是涉及政府、学校、博物馆、家庭、社区等各方，不局限于某个“点”，而是必须上升到“线”和“面”，以协同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思想道德教育网络。这既是博物馆履行“教育”这一首要目的和功能的需要，也是服务人类文化文明发展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梦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