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

【摘要】2020年，中国将实现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进入“后小康时代”，“后小康时代”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科学技术高度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也是一个民生发展的新时代。建立起“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国民响应”的“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保障“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过渡时期”民生发展的四梁八柱，是践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的体制保障和制度安排。

【关键词】后小康时代  民生发展  自身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4.002

2020年，中国即将实现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总体上还会有10年左右的“后小康”或“更高水平的小康”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和“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的衔接性，同时也将对未来的“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阶段起到布阵筑基作用。[1]

“小康”本质上是一个民生概念，全面建成小康，意味着中国的民生从保障、改善开始进入发展阶段，绝对贫困得到消除，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进入了“后小康时代”，即2020年到2035年第二个一百年的第一阶段，意味着中国人民的民生发展水平将会有一个新的历史飞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千年梦想的大事件，是划时代的变迁，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个伟大转折。

“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时代特征

“后小康时代”是一个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渡时期。整个“后小康时代”，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度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

“后小康时代”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一批新兴经济体快速成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且主动融入并适应了新的全球化进程。长期主导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美国，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依靠经济和军事实力，大肆挥舞制裁、关税大棒，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不断“毁约”“退群”和干涉他国内政，对小国、弱国以及“不听话”的国家进行威胁、讹诈，对多边机构和多边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冲击世界秩序和国际多边体制，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安全。

“后小康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量子科学、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兴起，“智能化”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和标志。中国抓住信息革命的机会，以自身的科技能力和创新，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甚至引领者，并且迈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

“后小康时代”的这些新特征、新发展和新变化，决定着中国的民生建设进入了优先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甚至可以说“后小康时代”就是“民生发展时代”，是用民生发展统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时代，是民生水平得到提升、民生内涵得到拓展、民生空间得到扩大、民生质量得到改善的时代，是集中推进民生制度建设、民生体系建设、民生文化建设的时代。这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主题转变的必然逻辑，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后自然生成的结晶和成果。因此，“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

第一，民生发展具有主导性。“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主导和统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发展目标、价值和标准，[3]真正从实践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设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为本”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发展不再是目的，而是实现民生发展的手段和工具。

第二，民生发展具有全面性。“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涵盖经济民生、社会民生、文化民生、生态民生，[4]它们共同构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是说，“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要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福祉需求;不仅要满足当代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福祉需要，而且要对后代人的民生福祉需求进行呵护;不仅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劳动权益、收入权益和消费权益、提升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等私域民生，而且要满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域民生，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民生发展具有均衡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同时也是民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就是要实现均衡发展和公平享受，打破城乡、地域、行业之间的民生福利差别，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全国范围内民生福利均等化和全民范围内的公平化。

第四，民生发展具有法治性。“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的一个特征，就是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制度安排，包括民生保障法、民生价值、民生文化、民生环境、民生氛围等，建立民生学，使全社会关心民生问题、懂得民生发展、树立民生意识。国家用法律的形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民生的投入，形成政府主导、民众参与、共建共享的多元民生建设格局，构造“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强大动力。

“后小康时代”是一个民生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民生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民生地位大幅度提高，民生数量大幅度增加，民生厚度大幅度增强，民生广度大幅度扩展，民生质量大幅度提升，民生发展具有主导性、全面性、均衡性、法治性的新特征，一个朝气勃勃的民生发展新时代已经到来。

“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面临的难题

新中国经过70多年的建设和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稳定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成功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大幅度提高。尽管“后小康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是大概率事件，但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5]人均GDP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30年。因此，“后小康时代”中国的民生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

首先，民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中国是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广大，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人文文化、区位条件各不相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非常突出，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民生投入差距悬殊。为了矫正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弥合差距，只有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克服矛盾。因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矛盾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制约民生发展的关键要素。

其次，民生短板成为制约“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些民生短板一是表现为收入差距悬殊。改革开放以后实施的“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对于打破长期以来低效率的“大锅饭”分配体制、激发各种要素的积极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巨大的正向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负效应，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造成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长期高企，使得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以及众多的弱勢群体的民生比较艰难，效率和公平二者关系失衡，从而引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二是青年人的就业成为另一个民生短板。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人口众多，每年新增一千多万就业人口，其中包括800多万大学毕业生，解决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民生焦点。特别是很多农村家庭，全家辛辛苦苦供养孩子上大学，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解决家庭民生负担。但由于产业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分割出“蓝领”就业市场和“白领”就业市场，产业发展岗位无法承载“白领”的增长，造成无法就业者的民生发展缓慢。三是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民生发展的难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一个短板。相对贫困治理比绝对贫困治理难度更大，它不像绝对贫困那样集中在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而是散布在城乡各地，识别和治理起来更具艰巨性。四是人口老龄化成为民生发展的痛点。“后小康时代”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3亿，老龄化程度将达到20%以上，人口结构上的这种变化，庞大的养老规模，民生投入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上的资金数额巨大，建设广覆盖的民生保障安全网，同时又要防止超前福利的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处理好养老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成为中国在“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需要应对的重要挑战。

最后，民生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后小康时代”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陷入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中国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加大，[6]民生发展面临的变数增加，从而使得民生发展更加困难。

“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体制设计

“后小康时代”作为“民生发展时代”，民生发展就具有特定的体制需求。这种对体制的需求指向，集中体现在“社会公平”上。相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的经济发展时代的经济增长最大化的体制需求和制度安排，“后小康时代”的体制需求和制度安排，则是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民生发展最大化。因此，“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体制设计需要遵循的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所要达成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民生，最大限度地推进民生发展，建设一个真正温暖、文明而有人性关怀的民生社会，实现民生福利最大化。“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体制设计的原则包括：

一是社会理性原则。相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的经济发展时代遵循的基于“经济人”“看不见的手”“GDP至上”经济理性原则，“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则是由社会良知而非经济理性来驱动;体制设计的逻辑起点是把行为主体作为“社会人”“道德人”“生态人”“情感人”而非“经济人”来对待;体制设计的落脚点，是围绕调动人的社会关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以单纯的经济发展作为归宿。

二是以人为本原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前的经济发展时代，民生发展基本上遵循的是物本原则，即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以做大蛋糕、增长GDP、增加物质财富为第一目标，包括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进外资、扩大国际市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切举措，都是为了使经济增长成果最大化，从而忽视了人的需要，造成资本等物的要素侵蚀了人的要素，利润、地租等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劳动收入、工资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呈现萎缩现象，生产性的基础设施一派繁荣，而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人文部门的发展则停滞不前。“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的体制设计，则要建筑在制度的人本价值基础上，以人本为出发点，物本为人本服务，将人本公平的要素注入民生发展的体制设计中，构建起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民生发展体制机制，真正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共享。一个有温度、有情怀、以人为本的政府，对待强者的态度决定了这个政府的上限，而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则决定了它的底线。“后小康时代”中国虽然还达不到世界最富，但坚持以人为本的民生发展原则，一定能够给底层人民、弱势群体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和希望。

三是公平公正原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前的经济发展时代，体制机制设计主要围绕经济发展的效率展开，构建的是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宏观政策体系。“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体制的制度安排，因此，民生发展的体制设计则主要围绕社会领域展开，包括收入分配体制、户籍制度、反垄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收入分配体制直接关系到公平公正，决定着民生发展的强度;户籍制度和反垄断制度关系着一个人身份认同是否被歧视和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是公平公正的前提，决定着民生发展的广度;社会保障制度关系到人们的预期，是一道防火墙，决定着民生发展的厚度。

四是民生发展最大化原则。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智能化、机器人、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现代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物质财富的创造为“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不再仅仅是经济增长数量及其速度，国民福利、预期寿命、义务教育年限、民生发展水平、社会公平程度、民众幸福指数等，成为衡量这个社会的关键指标，也成为民生发展体制设计的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原则，“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构建起一个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协调发展的内生型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具体来说，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主导是保障，社会参与是基础，国民响应是主体，形成共建共享的内生型民生发展模式。

党的领导是根本。党对“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领导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上，这是因为民生发展作为“后小康时代”的主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广，要求程度高，集成强度大，需要做好精密的顶层设计，才能保证方向正确、目标不变、步调不乱、少走弯路，最终达到理想的彼岸。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得起、完成得了这一伟大任务。

中国共产党担当起“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是由党的性质和党的初心、使命所决定的。“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民生发展水平是衡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治国理政水平的基本标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是民生发展，执政的能力主要是民生发展的能力，执政的成效也主要反映在民生发展水平上。因此，民生发展能力不仅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根本标准，同样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乃至党的自身建设的重点和价值追求。民生发展了，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增强了，就能赢得党心、民心，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政府主导是保障。“后小康时代”政府从经济发展型转化为民生服务型，成为公共服务型特别是民生服务型政府，主要职能不再是直接从事生产，而是运用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出台有利于民生发展的公共政策、提供和完善民生发展的公共服务，抵御经济下行风险，创造稳定的民生发展环境。政府虽然也从宏观上管理经济，但这种对经济的管理最终是为民生发展服务的，是实现民生发展的基础和手段。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民生发展目标，是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实现幼有优育、学有优教、劳有优得、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提升人民的预期寿命、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政府的支出重点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发展，加大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社会参与是基础。“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本质上是一次社会重建，涉及面广，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包括工会、妇联、共青团、红十字会、志愿者、慈善公益组织、民间环保组织、海外华侨等众多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他们发展民生的积极性。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群团组织，及时反映本群体的民生需求，传递本群体成员的民生意愿，促进群体沟通，化解民生矛盾;慈善公益组织可以通过自身的作为，弥补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民生公平;环境保护等非政府组织，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方面的民生需求;志愿者、红十字会等，可以参与服务弱势群体的民生方面的需求。社会参与，有利于更好地建立健全民生利益平衡机制、社会群体民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民生利益矛盾化解机制、民生利益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等，实现民生利益最大化。

国民响应是主体。民生建设和发展具有公共性和广泛性，构建“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内生型体制机制，全体国民既是民生发展的主体，又是民生福利的受体，只有得到全体国民的热烈响应，民生发展体制机制才有效率，民生福利才有归宿，民生发展的社会信任体系、社会扶持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才能畅通社会成员的流动渠道，消除民生的代际障碍，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上行的机会，共建共享的民生发展体制机制才能得以建立和完善。

建立起“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国民响应”的“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保障“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过渡时期”民生发展的四梁八柱，是践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的体制保障和制度安排。一旦这一体制设计得到完整、科学的实施，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安全感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就会更加坚实。

“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规划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路径，现在第一个百年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目标已经实现，中国进入“后小康时代”。“后小康时代”作为民生发展的新时代，是民生发展与社会主义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同步推进的时代，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从战略上来谋划和选择一条合适的民生发展路径，为第二个一百年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保证，意义重大。

第一，以“改革”和“创新”作为实现民生发展目标的驱动力。“改革”和“创新”不但是“后小康时代”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动力源，同样也是民生发展的驱动力和动力源。“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不可控因素和风险，改革仍然是获取动力的不二法门。只有通过“遇万难还须放胆，破困局要用智慧”“磨好斧子劈開柴”的改革，搬开绊脚石，挺过爬坡期，消除肠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发掘体制、机制中的“经济潜能与韧性”，释放民生发展的内生动力源，获取心系民生、为民解忧的民生改革红利。

创新就是改革，改革也是创新，改革和创新双轮驱动，成为“后小康时代”民生加速发展的力量源泉。“后小康时代”需要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充分凝聚人才，发挥创新在民生发展中的统领作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0～1的原始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8]勇于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打造民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民生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统领。“后小康”是更高水平的“小康”，“后小康时代”的民生是更高质量的民生，只有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统领民生发展全局，管民生发展的根本和长远，以更宏大的战略、更宽广的视野、更科学的路径，开辟“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新境界，为“基本建成现代化”这一目标布阵筑基。

坚持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就要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各个环节，以新发展理念统领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发展新业态、新零售、新消费、新基建、新金融、新制造、新技术、新能源、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产品，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出更高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的绿色民生。

第三，以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民生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遇水旱天灾以及诸如SARS、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人民的柴米油盐、吃穿住用等基本民生就会受到影响，就业机会就会减少，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因此，“后小康时代”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丰富人民的民生需要，但绝不能脱实就虚。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把粮食、禽蛋肉等农产品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需要;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发展高端制造业，满足人民群众民生发展的高端需求;要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人民民生发展的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分享经济，化解经济发展中泡沫，避免人民群众的民生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震荡。

第四，以高质量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作为“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手段。“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最优路径就是顺应城乡与区域发展规律，因势利导，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以这两大战略为抓手，全面提升城乡居民的民生发展水平。

首先，要确立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民生为本理念，改变传统的着眼于基础设施的物本观念为人的满足感、获得感、安全感的人本观念。14亿多人口，在“后小康时代”将有八九亿人生活在城市，五六亿人生活在乡村，不管是生活在城里还是乡里，民生水平不仅仅只看通没通高铁、有没有高楼，更要看老百姓脸上有没有笑容，感受老百姓内心里的满足感。其次，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过程要体现以民生为中心，从强调乡村和城市单一功能的转型突破，提升为民生整体系统推进转型，向低碳、绿色、智慧、生态宜居的民生方向发展，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和谐，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和智慧、质量、集约、共享主导的乡村、城镇空间新秩序。最后，以民生发展为标准来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效果，以天是否更蓝、山是否更绿、水是否更清、生态环境是否更美好、社会秩序是否更安全更和谐、城乡居民的民生获得感、满足感和安全感是否更高作为评价因子，真正将民生发展贯穿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的实施之中。

第五，以抓好民生重点、补齐民生短板、强化民生弱项作为“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中心。“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在防范、化解金融、生物、粮食、国家安全等可能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抓住防止绝对贫困返贫、相对贫困治理这一民生发展的重点，下“绣花”苦功，摸清相对贫困产生之根、号准相对贫困生成之脉、开好相对贫困脱贫之方，定向瞄准好那些“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者脱贫后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坚持扶心、扶志、扶智、扶技多管齐下，培育民生发展的内生动力，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后小康时代”的民生短板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补齐民生短板，就是要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体化;提升城乡居民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普惠性和优质性;加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精神层面的民生建设。补齐上述短板，“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发展就会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后小康时代”的民生弱项是民生發展的投入强度和效率不高、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不强、支撑民生发展的科技、产业和社会氛围尚未建立。因此，“后小康时代”需要大幅度提高民生发展的资源投入，确保民生发展投入等于甚至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大力提升民生发展投入的效率，将有限投入到广大人民群众最急需、最能表现人民群众获得感、满足感和安全感的民生领域;大力支持事关民生发展全局的共性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营造更好创业环境，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稳步提高收入水平，强化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快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第六，把握世界大势，进一步扩大开放是“后小康时代”民生发展的拓展。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升“后小康时代”的对外开放水平，既可以在民生发展方面互通有无，交流民生发展经验，将世界各地优质的民生产品引进到国内，以满足国内居民多样化的民生需求，也将中国优质的民生产品输出到世界各地，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同时又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拓展民生发展空间，优化民生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各国人民的价值剩余和福利水平，实现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最大化。因此，“后小康时代”必须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化各种危机为民生发展机遇，统筹与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全方位展现大国崛起的气度、责任和价值追求，有机地将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文化魅力，转化为我国民生发展的要素，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促进民生发展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民生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构建起一个能够超越意识形态、被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民生发展规则，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民生发展框架，全面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民生发展治理的能力和话语权，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践行到民生发展之中，走出一条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惠泽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民生发展之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012）

注释·

[1][8]李程骅：《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2][5][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4]赵凌云：《民生发展时代的改革逻辑与改革框架》，《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1期。

[6]《习近平：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光明网，2020年4月9日，http：//politics.gmw.cn/2020-04/09/content_33726710.htm。

责 编/肖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