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十四五”时期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位非常重要，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爬坡过坎的攻坚期;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带来的重要挑战期，更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关键期。“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把握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大实际和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保持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在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安全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集中重点领域深化经济社会改革，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良好开局，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4.001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影响，全球的政治领导人、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各界人士都十分关心国际形势走势和人类未来前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和发展布局备受关注。按照党中央的既定战略部署，2020年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从2021年开始，我们将进入“十四五”时期（2021～2025），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阶段。新的形势、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新的任务、新的奋斗都需要我们去面对，需要我们万众一心、埋头苦干，努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能够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14亿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为人类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交织并存、各种不确定性更加凸显。由此也引出了“十四五”时期的新特点，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攻坚期;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带来的严重挑战期，更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关键期。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确有很严重的冲击影响，而且有些冲击影响还在延续甚至加深。但从未来五年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仍在延续，我国经济的韧性好、潜力足和回旋余地大的优势还在集聚，我国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正在提高，经过努力基本可平均保持在5%～6%或5%左右的中速发展区间内，致力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问题将得到明显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其一，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党的十九大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此为基础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显而易见，“十四五”时期正处在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阶段，即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开始的五年。

讲“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是好理解的，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密切联系的。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发展阶段看，“十四五”时期我国有可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开始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工业化进入全新的人工智能制造时期，城镇化逐步进入成熟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68%，市场化进入制度和法治完善的深度改革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期。从发展动力看，“十四五”时期，因受疫情影响，外部拉动和国内投资总体上偏弱，但国内消费需求持續释放，“世界市场”培育更加壮观，大国超大型规模效应更加显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压仓石。从经济结构看，制造业结构调整重构加速，新兴战略产业加速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城镇化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农业现代化有新的突破，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从发展平衡性看，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长江经济带、成渝城市群等国家战略发力推进，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显著增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推进，城乡发展不平衡将得到缓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度推进并有新的拓展。正因为如此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必须开好局、开好头。

之所以说“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一是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不低或者说是相当高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1]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不能只是经济上的小康，还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进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覆盖的区域要全面。二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了严峻挑战。经济方面受到的冲击和影响很大，因封城断路、无法复工、资金断链等问题，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一些中小微企业倒闭破产，制造业也是举步维艰，好不容易复工复产，但供应链断了，还缺少新订单。“六稳”压力巨大。三是因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打赢的三大攻坚战还需持续。重大风险防范、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件事情，不是到了2020年就自然而然解决了。2020年以后这三件事情仍然存在，还需要我们作更多的努力。以脱贫攻坚为例，当前在部分领域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短期不利影响向长期趋势转变的潜在风险，一是扶贫产业面临农资供给受阻与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风险。二是贫困群体就业面临国际经贸摩擦与贸易局势不确定双重叠加风险。三是扶贫组织工作的推动面临脱贫攻坚与疫情防控双性双重压力风险。四是致贫返贫面临生计脆弱与突发事件双重威胁风险。[2]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精准扶贫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表重要讲话、作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还直接约谈了部分县的县委书记，由此可见决胜脱贫攻坚压力是相当大的。我们说“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就是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有辩证认识，要看到成绩，但还要看到困难。为了实现长远的宏伟目标，当下必须打牢基础。

其二，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攻坚期？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有利条件来看，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发大流行对西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国率先应对并逐步取得了主动。现在看来，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应对疫情取得了重要的成效，率先开始了复工复产的进程，比较好地把握住了时间窗口并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经济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是可以期待的。二是改革发展的红利不断释放，推动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条件，能够应对各种风险，推动上升的强劲动能得以释放。“十四五”时期，若我国经济保持5%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左右，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约达到13770美元，超过世界银行2019年划分的高收入底线（12616美元），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开始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三是开放水平和制度化程度提升，成为全球最安全最具有营商竞争力的区域。“一带一路”建设对冲外部风险效应凸显，服务贸易开放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加大适应国际化的经济法律制度开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吸引投资。四是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融合的优势更加明显。我国工业体系完备，有全球最为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具有对产业配套综合能力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增长较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不断升级，“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带来巨大消费市场的优势。五是党的领导和中國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保证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情。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注重把党和国家制度变成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还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爬坡过坎的攻坚期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3]这些问题到了“十四五”时期也会存在，有的可能更加突出，必须着力加以解决。这里需要突出强调的是，按照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有针对性解决短板问题、“卡脖子”问题尤为紧迫，同时内部风险集聚，国内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也十分突出，“安全”建设更加令人瞩目。“十四五”时期是经济社会剧烈转型阶段，转型压力加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产业调整、国有企业、人口政策、离退休制度、社会保障、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改革难度不容小觑，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产业链调整、就业压力等各类风险突显，“六稳”工作更加严峻，特别是如何消化疫情防控期间出台的大规模的债务和金融流动性的风险，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能力的巨大考验。所以，新发展理念可以考虑适当拓展，可增加“安全”内容，突出“安全”的重要性。

其三，如何理解“十四五”时期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带来的严重挑战期，更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关键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将发生剧烈调整，我国的国际地位重要性更加凸显。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欧美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下行压力，国际金融协会（IIF）3月23日发布的《全球宏观观察》报告预测称，2020年全球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4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为-3.0%。众多机构和专家预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导致部分国家经济深度衰退，甚至需要警惕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而摩根斯坦利、高盛等投行也发表报告称，全球经济因受疫情影响已经正式进入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是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当然由于疫情还在蔓延，中间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复和波动，因此，想全面准确评估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极其困难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可能的。但不论怎么说，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有些方面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想，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警报已经拉响了。总之，这是二战后全球经济体面临的最大、最严重的整体威胁。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经济面临着重重矛盾和巨大压力，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大幅收缩，衰退已经成为一个确定性的趋势。经济的衰退，给就业和社会稳定都会带来巨大的问题。由于全球经济发展整体趋缓，贸易保护、贸易壁垒加大，贸易摩擦加剧，不确定性增强，国际安全风险明显增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更为增强。“十四五”时期面对外部冲击更大，外部环境更严峻，我国的国际安全重要性明显上升。我国经济虽然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仍有更大程度的稳中向好的基础，全面崛起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集中精力加快布局和发展，以稳制乱应万变、以稳健发展应对国际风险。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提高开放的水平，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世界经济大局稳定。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长期化、常态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相应加大。疫情之后，西方国家对全球化问题进行再认识，对中国的崛起反应会更加强烈，加之意识形态的差异，很可能防范封堵更加严密，我国产业链不仅面临全球化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巨大风险，也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高低两端的夹击压力。[4]美国对我国的遏制更加全面和强化，中美之间的经贸、科技、金融等方面的博弈更加激烈，全面博弈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和展开，甚至不排除会出现局部的战争冲突、冻结我国海外资产等极端情况。正因如此，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就显得极其重要。需要认真评估一下我们在海外的发展布局，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些重要的合作项目以及多方面的交流项目，应采取更加稳妥的措施，确保我国海外利益和经济安全。

坚定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015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说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对整个“十三五”规划进行谋篇布局，并且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最终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5]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全局，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统筹全局的行动纲领、谋划发展的具体思路、落实发展任务的工作举措、推动科学发展的实际成效。

其一，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在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有许多新的进展，也有不少成绩。但是这个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应当说，还远远没有完成，有些方面可能还不是令人满意。结合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到，新发展理念不仅仅是“十三五”时期谋篇布局的主线，也是“十四五”时期谋篇布局的发展主线。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着力解决现实中的突出矛盾和短板弱项，为把我國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理念变革引领发展潮流，关系发展成败。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引领经济全球化，每一次发展大跨越都是思想解放和理念变革的结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时代呼唤发展理念的变革。新时代，我们必须站在发展全局和国运兴衰的高度认识新发展理念，引领新一轮思想解放和理念变革，让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成为全社会的靓丽风景线，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进而深刻改变和重塑我国发展格局，为我国赢得更大的发展主动权，实现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新时代，我们必须用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更加突出发展的创新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创新成果重大突破。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破解“卡脖子”难题。要更加突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组织振兴。要更加突出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要更加突出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更加突出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健康中国、平安中国建设，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其二，加快构建符合新发展理念落地要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全面创新发展体制、重塑发展生态，在解决发展动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平衡性、包容性等方面破难题、建机制，使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确保新理念转化为新实践、新行动，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具体来说，培育引领发展的强劲动力，要构建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增强整体发展的综合效能，要构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要构建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要构建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构建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应当说，这个任务很重。“十三五”时期社会方方面面呼吁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有了一些进展，但是现在看来有些方面还不明显，还经常出现一些偏差。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观察发现，至少存在着这几种偏差或错误的倾向。一个方面还是GDP的情结，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作为衡量政绩的表现。有些地方，有些项目，有些产品，并没有真正地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粗放的GDP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甚至GDP里头还有一些水分，甚至还有“黑色的GDP”“带血的GDP”。现在看“黑色的GDP”“带血的GDP”在逐渐减少，掺水的GDP也逐步在弱化。倒是有些GDP是低质量的，并没有产生出那么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浪费了各种要素资源和机会成本，这是值得关注的。另一种倾向就是片面地追求政治正确，一些地方和基层形式主义盛行。整天忙各种各样的事情，传达文件、开会学习、组织申报、填写报表、上级检查、督查评估、总结材料等很多事情，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声音弱化了，万众一心发展经济的势头放缓了，甚至不太关心经济问题了。“经济是基础”这个思想在有些地方有些动摇，没有很好地把握住甚至忘掉了我们仍处在社会主義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和基本国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简单化、“一刀切”。比如，我们追求绿色发展，追求生态文明。我们在理念上认识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向这个方向努力，但也不能有急躁情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有些干部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本位主义非常严重，不是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想尽各种办法帮助这些企业来进行技术改造、技术升级或者解决其他方面的难题，而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简单地关掉工厂让企业停产，简单地封掉养猪场，粗暴地违约赶走商户，等等。从有些地方的急躁心态和行为来看，做了让某些领导满意而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情，缺少实事求是的担当精神。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确实是发展理念的革命，是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配套。从实际情况来看，创建有利于新发展理念落地的体制机制，现在显得极为迫切。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我们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经济角度讲就是要想办法让新发展理念能够落地，就是要让新发展理念能有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的支撑，让其能够根深叶茂，长成参天大树，而不是任其飘在半空中，成为一句政治宣传口号。所以，我们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按照“两个毫不动摇”的指引，创建和完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制度环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基础，健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

其三，如果从对新发展理念发展的角度看，我们还需要突出地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虽然没有“安全”两个字，但并不代表对“安全”不重视。笔者曾在一些地方宣讲新发展理念的时候，就有领导干部提问，为什么没有把“安全”放到新发展理念中？当时我的回答是“安全”当然很重要，如果觉得重要都要写进去的话，那还有好多内容需要写到新发展理念中，比如说改革、法治、公正、民主，等等，非常多。我们国家注重“安全”是不言而喻的，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也都在做，也都在关注，但是也不一定都要写到新发展理念中，新发展理念一定是要强调最紧迫的、最核心的、最关键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事情都做到位、做好了，就能够体现安全了，安全是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之中的。

当然，最近几年笔者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大国博弈的复杂性，新的形势、新的挑战呼唤并要求我们把“安全”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建议把“安全”也放到新发展理念的内容中，或者说在新发展理念里增加“安全”两个字。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我们方方面面的工作中。建议“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期把“安全”问题鲜明地突出出来，提醒我们、引领我们稳住阵脚、未雨绸缪，补短板、强弱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维护国家和百姓安全、维护世界和人类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候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7]如果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讲安全，我们这里重点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要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要通过打造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深度融合，培育超大规模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控制力，在不断抢占制高点的同时，加快建立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的长效机制。二是在民生保障上要有一些突破性进展。通过强化就业优先的国家战略，千方百计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实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倍增计划，筑牢织好社会保障体系网，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等，让老百姓真正分享国家发展进步的成果。

“十四五”时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和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展实际和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深刻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重大历史任务，理性、妥善应对国际经济政治深刻调整带来的挑战，保持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在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基础上，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安全建设，把安全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守人民立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千方百计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有效供给，加快补齐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短板，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安全保障水平，努力推进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形成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和制度基础，确保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良好开局。

其一，深化供需两侧结构性调整和变革，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并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是从总量和结构同时入手，在需求和供给两端发力，下大气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靠内需来对冲逆全球化的压力，强化精准有效供给，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坚决支持发展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畅通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二是以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产业升级整体配套为主线，构建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国内外稳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是抢抓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新平台带来的战略性商机，加快完善新经济新消费发展环境，以“包容审慎”原则引导行业稳定预期，完善新经济、新消费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大力推进服务经济、数字经济大发展。四是构建以民生为中心的体现安全、健康、共享的经济发展方式，站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战略高度审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高度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在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精准分好“蛋糕”，统筹融合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其二，着力推进经济发展动力升级，培育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供给新动力、需求新动力、区域新动力和开放新动力。一是深入實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制度体系和人才制度体系，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供给能力和治理效能，提升经济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注入供给新动力。二是继续实施新一轮的收入倍增计划，积极促进消费升级，不断释放大国超大规模需求的新动力，将“刀把子”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三是提高超大城市的治理能力，增强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集聚力、竞争力和辐射力，大力培育区域平衡发展新动力。四是积极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制度开放和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建设开放型国际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动力。

其三，构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民生和安全保障体系，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是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二是为体现社会对公平的呼唤，加强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快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在推动共享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性进展。三是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四是更加注重安全性建设，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基础上，建议增加“危有所助”。

其四，要持续深化全面改革，特别是经济社会领域要努力推出一些重大改革举措，释放体制和制度改革的红利。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做大做优做强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激活并稳定经济全局。二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协同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着力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管理机制，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三是统筹推动城乡体制改革，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推进农村全面改革，最大限度地激活城乡资源市场化配置。开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攻坚战，加快缩小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推动乡村振兴往实里走，进一步解决扶贫脱贫问题。四是加快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和长效机制，建设平安中国。五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立与国际经济协调共赢的合作机制，调整海外战略布局，维护海外资产安全，巩固和提升我国海外利益。六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放管服”改革成效。更加注重服务对象的精准，更加注重服务水平的提升，更加注重服务质量的保障。

其五，展望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着眼于全球竞争合作的新态势，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对策建议。未来15年，我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等任务基本完成，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各项制度基本成熟定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一是更加突出地提升我国的特色制度优势。持续完善党和国家制度建设，加强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构建一个体现我国制度特色、弘扬优秀文化、敬畏法治、尊重科技、爱护人才、保护产权的市场经济创新体制，把各种制度优势转变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效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更加突出地强化我国产业链配套优势。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为依托，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链布局调整的时间窗口，加快形成多个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努力巩固全球产业链稳定，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努力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三是更加突出地巩固我国的大消费市场优势。培育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挖掘和巩固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潜力，推动“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实现“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的融合，释放靠内需就基本能够实现我国经济良性内循环的超级力量。四是更加突出地释放我国的国土空间纵深优势。发挥我国区域特色鲜明和国土回旋空间大潜力，深度释放国土空间发展效能。提高超大城市群治理能力，推动国际大都市圈的形成，形成若干世界级增长动力源。加快产业的梯度转移和中西部、东北的发展战略调整部署，重塑平衡区域发展的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五是更加突出地发挥我国的城乡融合协同优势。巩固精准扶贫脱贫的重大成果，深度推动城乡协同和融合。解决“半城镇化”问题，基本完成城镇化，城镇化率提升到70%以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新突破，乡村振兴走出新特色，城乡协调平衡发展更加明显。六是更加突出地展现我国的大国综合发展优势。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国际经贸合作，探求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新路径，打造更好的国际形象。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和话语优势，推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健康等领域国际合作。全面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地位和作用，扎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性特征 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编号：15ZDC009;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江生教授、黄锟教授、王海燕副教授等参加了本文部分内容的讨论）

注释

[1][3][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9、24页。

[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蒲实、郭晓鸣、高杰）：《关注疫情影响脱贫攻坚的四大风险》，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报告》，2020年4月1日，第34期。

[4]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张占斌、黄锟、王海燕）：《在疫情防控中守护我国制造产业链安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报告》，2020年3月2日，第21期。

[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74～775页。

[6]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