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廿九，我在不属于我的小屋里，在海尔手提电脑前，敲打键盘写下这第一句“看一个人回故乡，喜气洋洋，他说他的故乡在鲁国”，当这首15行诗作完成时，我泪流满面，这已经是我到异乡的第四个春节了，这四个春节，我都没敢回乡过年，当初毅然决然辞去工作、抛家别女北上的我，自感活得并不如意，便也如项羽一样不敢见家乡父老，独自苟活于京城一隅，视每个节日为惩罚。

我至今回忆不起何以会将这首诗取名为《父母国》，我所能确证的是，此前对“父母国”的出处并无印象，以至于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这个词的发明者。直到2014年我从邮购自晴朗李寒书店的《中国历代女子诗词选》（周道荣、许之栩、黄奇珍，编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8月）中读到唐代梁琼《昭君怨》：“回看父母国，生死毕胡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和古人灵感重叠了。2014年12月30日，在母校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了一场题为“安琪诗歌朗诵会暨2015年迎新诗会”上，我又从王朝华教授的发言中获悉，“父母国”一词始自孔夫子之言“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这才明了，“父母国”的来历竟如此不凡。我开始怀疑是否自己曾读过孔夫子此言而在心里的某处刻下烙印，一待时机成熟，此词自行跃出。

今天，以《父母国》为书名的诗集获得第五届“美丽岛”桂冠诗集奖，欣喜之余我更多的是惭愧和惶恐，我知道这篇获奖感言将不可避免地与我的父母我的“国”（也就是故乡）有关，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能算是父母的好女儿，也不能算是故乡的好孩子。

当我一次又一次回望，以2002年为界，我迄今的人生已截然划为前生和今世两个时段。那条前生的河上漂流着我33个春秋岁月，如同小地方的每个女子，我平淡无奇地出生，我出生时不曾有过唱歌一般的啼哭或彩云环绕的异象，在那个农历正月初八，我老家漳州民俗中祭拜天公的日子，我的母亲挺着结实的大肚子，从容地操持完祭拜仪式后顿感腹部阵痛，在父亲同样从容的自行车运送中来到简陋的乡镇医院，就这样无叫无痛产下了我。那年她21岁。这个传说中的老三届优秀生因为学业太过优秀而被学校阻止参加中考，连同年段其他50位同学直接升到高中部，预备让他们冲刺高考为学校争得荣誉。这个美好而合理的规划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史无前例的残酷现实前遭遇灭顶的灾难，至少对我母亲是如此。在她刚读完高中一年级的上学期后，她被迫终止了她的读书生涯，此生再无进入学校的机会——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她迅速嫁给了在当时极为体面而尊贵的工农兵之兵——我的父亲，并于次年产下了我。这是母亲一生的伤痛，因为过早结婚生子，她被捆绑在了家庭这条船上，并在苛刻的婆婆和具有诸多坏习性的父亲的双重挤压下而一生抑郁。作为家中的长女，我几乎继承了来自父亲和母亲身上的所有短处，而把他们的长处逐一摒弃。

我的第一个毛病是激烈、极端，这使我的身心时时处于燃烧状态，在别人可以忍得住的本来可以自己熄灭的火星，在我就必得燃成无边无际的烈焰。众所周知，火焰燃烧最先烧到的是火焰本身，我就这样经常烧得伤痕累累。在福建，我写了百余首长诗就是火焰燃烧的明证，啊，那疯狂的三年，1999年至2002年，我日日被诗歌的烈火焚烧着，几乎是超常发挥地敲打着电脑，我处于火焰不讲道理的燃烧中，那种烧进一座大楼烧进一个城市的燃烧，这就是我极端激烈性格的火焰式写作。在漳州芗城区文化馆那段悠闲的看得见余生的日子里，我知道我的一生会在元旦、春节、元宵、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等一台又一台晚会的串台词的反复撰写中度过，内心感到十分焦虑。不行，我得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它一定不是我现在的世界。于是我走了，决绝的不留一点后路地走了，身无分文地走了。若非被極端激烈的魔鬼附体，谁能如此？

我的第二个毛病是分裂，所有的反义词都能在我身上找到存活之处。在有的诗友笔下，我活泼，张扬，高调；在另一些诗友笔下，我羞涩，安静，低调。两个我都是真的我，但我更想当后面那个我，那个羞涩、安静、低调的我，譬如现在，我在撰写获奖感言的现在，我知道我是后面这个我。一旦我关上电脑，走到外面的世界中时，我可能又变成前面那个我。

我分析造成我身上分裂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我的第三个毛病：抱负。抱负这个词放在男性身上会被视为褒义的“进取心”，但放在一个女性的身上就会被称之为“名利心”——性别歧视无处不在啊。我承认我确实从小就立下志愿“这一生不想平平庸庸地过”，并为此执著努力，但我对诗歌的热爱也是真诚的，这真诚使我得到厚报。当我在2001年敏锐地看到诗歌史上有这么一个空白点，即一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没有参加过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有被之前的第三代、之后的70后双重遮蔽的可能时，我和一帮同样看到的人一起喊出了“中间代”。2002年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可以说与这个命名的成功带来的膨胀感有关，那一年，我以为我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么大的成就是我扛不住的，我也许会为此而丧命。我得在丧命之前离开老家外出看看，这就是我来到北京的真实心理，因为荒诞，我很少在文字中提及。好在上天垂怜，只让我在北京吃吃苦头，没有真的要我命，我便跌跌撞撞地开始了我在北京的另一个生命。

我把我到北京的2003年视为我的重新出生，我自己生出了自己，但，是在诗神的眷顾和喂养下，一路成长，今年我13岁了。在北京的生命一切都是新的，诗歌写作自然也是新的，我已全然忘却漳州时期的诗写种种，有时回头读漳州时期的那些长诗，竟然相见不相识，不敢相信那些不按章法的语句构造、那些叛逆的反现实的思想是曾经的我所写的？！啊，一切都过去了，重新投胎北京的我从无忧无虑的生活中一落地便面临着生存的种种困难，所有的亲人都留在前生，我必须自己一个人面对北京此生，那么就这样了，路是自己选的，也就必须自己走，北京十年，我的诗记下了这一切，它们都在诗集《极地之境》里。

2015年初，我看到大陆许多诗人都在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诗集，便询问台湾诗人杨小滨出版事宜，得其推荐，我的《父母国》终于于同年9月正式出版。《父母国》可以说是长诗选《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和短诗选《极地之境》的精选本，精选了我创作于福建及北京时期的长短诗近百首，所涉题旨均与故土亲人和故乡风物有关。事实上我并不是有浓厚故乡情结的人，我从小就想离开家乡，我曾写过“一个没有离开家乡的人你能说他/她有故乡吗？我以为没有。”在长诗《失语》中，我自我鼓劲般地说道“漳州，漳州，我很可能就要背井离乡”，时在1999年，距离真正背井离乡还有4年。

建制于唐垂拱二年（686）的漳州文明开发时間委实较晚，没法像中原、西北那样满目皆是古典书中走下的地名。2010年我曾应邀到山西屯留县采风，一路上看到的地名使我特别惊讶，我一一把它们记录下来：张店镇、麟绛镇、上村镇、李高乡、西贾乡、河神乡、路村乡、渔泽镇、丰宜镇、吾元镇、余吾镇，这些扑面而来的长者模样的地名一次次考验着我的历史想象力。对比我的故乡漳州市所辖各县市地名：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南靖县、平和县、漳浦县、云霄县、东山县、诏安县、华安县、长泰县，真的太过“新时代”气息，太缺乏远古感和经典味。时至今日，我依然为我出生在漳州这个文化底蕴稍逊的南方小城而遗憾，倘若有来生，我不会希望再落到漳州这片土地上。但今生，我唯一拥有并只能拥有的故乡是，漳州。

之于故乡，我不是一个忠诚的孩子，我时时想着并最终逃离了故乡。之于父母，我也不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我自己毁掉了能给父母带来体面荣光的一切：文化馆干部，区政协常委，市管专业技术人才，漳州市作协副秘书长。说起来我的父母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和美夫妻，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一直争吵个不停。我的成长是一个爱的缺失的成长，造成的后果是，今日的我面对亲人竟不知如何表达爱与关怀。我痛苦于这种无能但无能一直无能着，也只能任其自然了。有一年春节，重读《史记》后记，读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时，我仿佛找到了自我解脱的钥匙，不知不觉拿司马迁来比拟自己，我希望我也能“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多年以前我还在芗城区文化馆时曾参与当地“林语堂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时为漳州市作协主席的小说家青禾先生发言中说了一句话，再伟大的人物最后也只能由故乡来认领。你和故乡的关系从你一落地开始便已注定，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可以抛弃故乡，但故乡不会因为你的抛弃而有所损缺，故乡永远不会缺少一代代人的出生与成长，人到中年，我方明白，是你需要故乡而不是故乡需要你。

但我确确实实已失去了故乡。所有离乡背井的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在《秋天回乡》一诗中我如此写道“她迷失在故乡拆了又建的楼层间恍然已成故乡的/陌生人”于是我抱紧阿多诺的名言来宽慰自己—— “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