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镇平

适逢闲暇，我撑着伞，走过漳州古城的香港路。

由于是午后，又是狂风暴雨，除了我，路人没有其他行人。

香港路，旧时也曾称为双门顶、南市街、南门头等。长条形的古街不是很宽，红砖骑楼在两侧一字排开，青石板铺就的路面，不知度了多少风雨，也不知尘封了多少故事。

伴着狂风，雨越下越大，宽边眼镜尽是雨水，视线模糊了，我不由停下脚步到路边的“五脚距”避雨。

“嗨哟、嗨哟”“嗨哟、嗨哟”，此时，远处传来了阵阵的吆喝声，和瓢泼的雨水声交织在一起，在狂风暴雨中，只见一群汉子光着膀子，肩上垫着布巾，或三十六人上肩，或六十四人拉纤，踩着高低不平的青石路面，正扛着或拉着一块块巨大的青石向前艰难行进着。

“国朝万历三十三年，皇帝恩荣，为南京礼部尚书、国史副总裁林士章赐建牌坊”。走在最前方的，一位一袭青衣的中年男子无视我的存在，郑重地宣告着。

林士章！一位受人尊敬的乡贤。《漳浦县志》里记载，其字德斐，号璧东，生于嘉靖三年，即西历1524年，卒于万历二十八年，即西历1600年，为漳浦乌石大厅北平村，即今旧镇浯江村大厅边人。嘉靖三十七年，即西历1558年其高中举人，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廷试赐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是漳浦县唯一荣获鼎甲三及第者，授翰林院编修。

用现在的话讲，林士章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如任国子监司业时，订立严密的考课和处分制度，进一步加强考试纪律，严肃考风考纪，坚决制止考试作弊行为，学风为之一振。

万历九年，即1581年二月，林士章升南京礼部尚书，达到人生中的仕途巅峰，不过才上任3个月，就因祀典事被论劾。后来经过吏部调查，林士章并无明显过失，仍宜留用。

但此事却给林士章一记沉重的打击，其终于看破官场之凶险，已无意仕途，激流勇退，向上提出提前退休，告老返乡，获得批准。他回到漳州后，过了近20年的乡野村居生活，于万历二十八年逝世，赐祭葬。

林士章享年七十七岁，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里，算是很高寿了。在他死后第五年，又获得无上荣耀，万历皇帝恩赐建造牌坊。

这群汉子，又是搭架、又是垒石，又是雕刻、又是敲击，“叮当……叮当……”铁锤打在铁钎上，铁钎钻入石头，看得人都会觉得双手发麻。

没过多久，一座 “尚书、探花”石牌坊拔地而起，横跨香港路，引来许多路人的争相观看。哦，或许那时不叫香港路，也不叫双门顶，或叫南市街吧！

14年后，又是一伙光着膀子汉子在雨中从远处而来，仍是扛着巨石或是一起拉纤，除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但也新增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他们在“尚书、探花”坊不远处停了下来。

“国朝万历四十七年，皇帝恩荣，南京吏部右侍郎蒋孟育及其父蒋玉山、祖父蒋相而赐建牌坊”。

从地方史料查阅，蒋孟育，字道力，号恬庵，嘉靖三十七年，即西历1558年出生于同安县澳头，随父迁居漳州，入龙海县学读书。

西历1588年及1589年间，年满三十，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蒋孟育终于迎来人生中第一次腾飞，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南吏部侍郎等职。

对于蒋孟育，我知之甚少，只知其为官廉洁，始终如一，而且在文化上颇有建树，曾在漳州结“玄云诗社”， 与张燮、郑怀魁等漳州才子合称“七子”，著有《恬庵遗稿》《台阁文宪选粹》等。

蒋孟育晚年迁居金门，卒于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享年六十二岁，赐葬海澄。

这座牌坊是蒋孟育死后不久，当年就获万历皇帝恩赐建造。牌坊正面牌匾刻“三世宰贰”，意为三代出了二位高官；背面刻“两京敭历”，意为在朝为官时间长。

回首看两座牌坊，都是三间五层十二柱，跨街矗立，大小规制很接近，十分雄伟壮观。它们用青白石相间建造，石头上面刻着许多人物、花卉、鸟兽和各种图案，雕镂十分精致。每座楼的楼顶都置有一龙衔顶、双龙盘边、云气托底的竖匾，上书“恩荣”二字。

论年龄，林士章比蒋孟育年长34岁，虽然两位乡贤都曾在南京为官，但是蒋孟育高中进士之时，已是林士章退休回乡的七年后了，不知他们是否有交往。但是两位乡贤绝想不到的是，他们百年之后的人生丰碑会建在一起，而且都是同一位皇帝恩荣赐建的牌坊，相隔不到 50米。

没错，就是“人生丰碑”。在封建制度森严的年代里，每座牌坊就是一座无上荣耀的人生丰碑，代表着朝廷对某个人一生的总结褒扬。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不是有钱就可以建的，所以建一座牌坊是可以令一个宗族流芳百世、令一个地方美名远扬的大事。

据了解，牌坊按级别由低到高依次分别为：敕建、圣旨、恩荣、御制。其中“敕建”是指地方上有好人好事时、感人事迹时，由地方官或者士绅上奏朝廷，皇帝口批恩准即为敕建，那么所建的牌坊即鐫题“敕建”或“敕令”；再往上一级就是“圣旨”，由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皇帝以书面圣旨批准建的牌坊；再往上一级为“恩荣”，皇帝对有功臣民或显著事迹主动提出建立牌坊嘉奖的则为恩荣；最高级别的为“御制”。前三种的牌坊均为自筹经费，或地方官府略有补贴，社会绅士赞助，而皇帝主动提建的“御制”牌坊是中央财政全额拨款。香港路的这两座牌坊的规制均为“恩荣”。

穿过古城“尚书探花坊”，沿香港路往南行走不到300多步，就是香港路90号，一座典型的闽南竹竿厝。

青石路走了300多步，历史也走了300多年，明朝没了，接替它的清朝也已风雨飘摇，时年辛亥，大清帝国终于走到尽头。

“漳州光复了，安民！安民！各行各业，照常营业。” 1911年11月11日，也就是清宣统三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 手臂缠带白布，手执各式各样武器的农民武装队伍浩浩荡荡的游遍漳州城内主要街道，宣告“漳州光复”。

“杨维铨，快点跟上。”一群十来岁的学童正举火炬提灯笼，上街游行，庆祝“漳州光复”。这位名唤杨维铨的学生时年刚好十岁，是汀漳龙道师范附属小学的学生，他就住在香港路90号后院，这个后院紧挨着龙眼营的“永定会馆”。

这段目睹千年古郡漳州走进共和的经历，给了这位十岁学童留下一生中永不磨灭的印记。

1918年，18岁那一年，杨维铨在省立八中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1928年的春天，已生活在上海的杨维铨，在《语丝》周刊发表日记《十日糊记》，第一次用了“杨骚”这个笔名。

两年后的春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杨骚即加入左联，属小说散文组，从此，中国现代诗人朋友圈里，多了一位名叫“杨骚”的青年诗人。

杨骚与林语堂、鲁迅等人有交集，在当代多数人认为他的主要文学成就是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

香港路90号，确实是典型的闽南竹竿厝，长达七八十米。90号的后院，现在开了一个边门，就在香港路二巷里，门牌号为二巷7号，这条巷子不宽，仅能容得两位不胖的人闪身而走。彼时90号的大门紧闭，无法入内，经周边邻居指引，从二巷7号进入才得以一窥这位诗人的故居。

“我父亲就是出生在这里，到他18岁离开漳州时，共居住了18年。”我曾采访过杨骚的儿子杨西北老师。他说，离开漳州的杨骚，曾回漳三次，最长的一次达半年，最短的一次才两天两夜，总共加起来不足一年。

第一次是1924年冬，当时，杨骚从日本辍学回来，这次呆了半年，到1925年夏天，出国到新加坡当老师。时隔7年后，即1932年2月底，杨骚第二次回漳州，回来后仍继续写作、翻译，并呆了两三个月。

1953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杨骚第三次回到漳州，当时他从广州坐车到福州，又从福州沿途下来，回闽南一带侨乡体验生活，准备写电影剧本。到漳州，他曾到访过漳州龙海颜厝、九湖等郊区农村，寻找素材。

杨骚于1957年1月逝世，留下了22种著译，包括诗集、剧本集、随笔集、长篇小说翻译等。

香港路就在古城内，伴随着古城的繁华与凋敝，至今仍或多或少保留或傳承着当年的业态，针线、木碳、陶瓷、爪篱、春联、算命择日等，都遍布香港路。

多少年来，无数人走过香港路，有些人犹如昙花一现，有些人润物无声，有些人则轰轰烈烈。红砖、绿瓦、骑楼，老街、石牌坊，这些都是这座千年古城留下的历史印迹。

雨停了，我收了伞，恍过神来，慢慢走过香港路，穿越千里时光，回首古城的这条古道，繁华落尽，光阴已过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