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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庙探秘:灵石县静升文庙田野考察报告

2020-10-30

地域文化研究 2020年5期
关键词:文庙

清人司昌龄所讲,“学之系乎人大矣。古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天子曰辟雍,诸侯曰判宫,下逮乡、党、州、闾皆有学。凡入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此后世文庙所由起也。然必郡县学乃立庙,而乡则否。”①《石村修文庙记》,《高平金石志》编纂委员会编:《高平金石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3页。然而,宋元以来山西乡村社会却曾经文庙广布,由宋至清山西乡村文庙至少有103座②金元以来乡村文庙并非每村皆有,一些乡村文庙历年既久可能已经倾颓消失,加之府州县志中记载的很少,这就给山西乡村文庙的数量统计带来很大困难。本文所统计的山西乡村文庙主要有三个来源:《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收录的、山西府州县志中记载的以及实地田野作业中发现的。相信随着日后田野作业的继续开展,山西乡村文庙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在这些乡村文庙中,灵石县静升村的文庙则是其中最为特殊的。山西乡村文庙一般以一进院落为主,主要由山门、正殿、耳殿(房)、配殿(厢房)等建筑构成。③魏春羊:《金元以降山西乡村文庙初探》,《田野·文献·社会:晋东南乡村历史文化与当代价值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11月30日。静升文庙则不同,其形制为三进院落,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布有影壁、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等核心建筑。按《灵石县志》所讲,静升文庙“殿庑规制与县治学同”④《灵石县志》卷4《学校》,嘉庆二十二年刻本,第19页。,可见其与一般乡村文庙之不同。2018年11月2日至3日,笔者深入静升文庙进行田野作业,通过对静升村的自然人文环境、文庙现存状况、地方家族与文庙营建、文庙与乡村教育变迁等方面的考察与分析,力争对静升文庙有一个整体全面地认识与把握。

一、静升村概况

静升村位于距离灵石县城东北12公里的静升镇,地理坐标为东经111°52′、北纬36 ° 53′。静升古称“旌善”,后改名为“静升”,意为居静穆、升平之地。战国时期,静升村先属赵,后归魏。秦设郡县,静升村划归太原郡介休市管辖。隋开皇十年(590)置灵石县后,静升村划归灵石县灵瑞乡。元代灵瑞乡仍设,而“旌善”已改称为“静升”。明清时期,静升村隶属于静介里。民国时期,静升村为编村,隶属于第二区,辖38闾、175邻、925户。1949年至1953年,静升村隶属于第三区静升乡。1958年,静升村隶属于东方红人民公社静升管理区。1961年,静升村隶属于静升公社静升大队。1983年至今,静升村隶属于静升镇。

静升村地理位置优越,“东飞青龙,绵山屏岚;西卧白虎,资寿钟响;北为玄武,黄土深厚;南垣朱雀,起伏有致。”①张玉立主编:《灵石县乡村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自古交通便捷,千里径古道、陵沁古道穿村而过,村南与东夏线相接。昔日村前小水河、中河、南河从绵山方向流入,在村西三河合一,称之为静升河。静升村依山顺沟沿河,坐北面南向心,有“九沟八堡十八巷,东西大街五里长”之说。村中旧有庙宇19座、牌坊18座、宗祠16座、小石桥4座、魁星楼3座、文笔塔2支。其中,三官庙位居村东,为村庄龙脉之首;关帝庙在村西,村庄出水口即在其下;村北有三元宫、没爷庙、极乐庵等庙宇,村南有商山庙、文昌宫、后土庙、龙王庙等庙宇。静升文庙位居村中,旧时以其为界限划村之东、西二社。

二、静升文庙现状与碑刻遗存

静升文庙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布局,总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排列着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寝殿、尊经阁等建筑,东西排列有廊庑。东南角建有六角四层魁星楼一座。东院建有赈济堂、义仓等建筑,西院为明伦堂、义学,亦单独成院。静升文庙创建于元至元二年(1265),距今已有680多年的历史,于2013年3月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将考察期间静升文庙的现存状况以及庙中碑刻情况介绍如下:

静升文庙魁星楼一层现被辟为安全保卫站与售票站,在售票站窗户的西侧墙上镶嵌着一通清嘉庆十年(1805)题名为《补修尹方桥道出银碑记》的壁碑(尺寸183cm×63cm)。售票窗口的西侧即是“德侔天地坊”,现今作为静升文庙的入口,门口上方还悬挂着“文庙”的匾额;与之相对的是“道冠古今坊”,现今长年上锁不开。从“德侔天地坊”进入后,道路南侧即是“万仞宫墙”,又名“鲤鱼跃龙门午壁”,是用50块青石镂刻拼砌而成,壁心面积达22.8平方米,构图有藏有露,有隐有显。据标识牌显示,“万仞宫墙”始建于元代,笔者详阅静升文庙的创修碑记后,发现确有“楼其门以御中外,子午甚称”②张允中:《静升里庙学记》,《灵石县志》卷4《文艺》,康熙十一年刻本,第7页。的记载,由此可见影壁历史之悠久。道路北侧即为“棂星门”,古代传说棂星为天上文星,以此名门,有人才辈出之意。士子祭天先祭棂星,便可得到文星相助,科考顺利。

穿过棂星门即是泮池与泮桥,二者规模都不大,均为复建。现今泮池中的水基本上已经干涸,上面还罩着铁丝网,以防行人跌入。泮池的东面即是东配房①实际上就是魁星楼一层的西面,现今改筑成东配房。,现今作为安全保卫站的入口;泮池的西面是西配房,房中除了两通壁碑外空空如也。其中,一通位于房内北侧,为清光绪十八年(1892)题名为《魁星楼重建碑记》的壁碑(尺寸130cm×54cm),需要指出的是该壁碑为现代仿制碑,笔者比对《灵石碑刻全集》中的《静升村魁星楼重建碑记》②景茂礼、刘秋根编著:《灵石碑刻全集下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2-1423页。后,发现现存壁碑并无“木匠”、“泥匠”、“铁匠”等信息的记载,应为仿制新碑时未将这部分内容录入。另一通位于房内西侧,为清光绪三年(1877)题名为《赈济堂地亩碣》(尺寸386cm×77cm),该碑为两通壁碑拼合而成,亦是现代仿制碑。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西配房顶西北角伫立着一柱坊石,上书“矢志雍他贞烈能增青史重”。该坊石为明万历三十六年奉旨为西王氏十一世祖王新命妻翟氏所立的“节著天朝”坊③王儒杰、王金钉、王铁喜编著:《王氏族谱乾隆庚戌版续编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532页。,可惜牌坊主体现已不存,仅存这一柱坊石。

图一 静升文庙示意图(资料来源:静升文庙外东侧墙壁)

泮池的北面即为“大成门”,又名“戟门”,因门前插戟而得名,“大成”意为孔子集先贤之大成之意。现今留存的大成门面阔三间,在大成门内东侧墙壁上镶嵌着一通光绪丁亥年(1887)题名为《蓄水池动工碣》(尺寸99cm×53cm),亦是现代仿制碑;在大成门内西侧墙壁上镶嵌着一通1985年④原碑并无镌刻时间,依据《静升庙学进士举人名录碑记》得知。见景茂礼、刘秋根编著《灵石碑刻全集下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75页。题名为《静升庙学进士举人名录》的壁碑(尺寸200.5cm×50.5cm),据随笔者考察的王家大院民居艺术馆顾问张佰仟老师介绍,该碑是其从灵石县志中辑录而成①访问人:魏春羊;被访问人:张佰仟,75岁,静升村人,现任王家大院民居艺术馆顾问。时间:2018年11月3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地点:静升文庙大成门内。。在大成门北侧门廊东侧墙壁上镶嵌着一通光绪庚辰年(1880)题名为《静升邨各会拨文庙银两碑记》(尺寸76cm×16cm)的壁碑。大门门东西两侧各有耳房,皆为面阔三间,东侧耳房题名匾额为“敬止”,西侧耳房题名匾额为“沐心”,门口木柱上还悬挂着一副对联,“敬贤尊师从位尊未必地下,闻道受教虽冥愚岂无告行”。

穿过大成门就来到了主院落,正对着的即是大成殿。大成殿面阔三间,悬山顶屋顶样式,殿内正中供奉着孔子,孔子左右为“四配”,即复圣公—颜渊、述圣公—子思、宗圣公—曾参、亚圣公—孟轲;东西两侧为“十二先哲”,即东侧北起为闵损(子骞)、子雍(仲弓)、端木赐(子贡)、仲由(子路)、卜商(子夏)、有若,西侧北起为冉耕(伯牛)、宰予(子我)、冉求(子有)、言偃(子游)、颛孙师(子张)、朱熹。殿中梁柱上还写有一副对联,“屈尊山乡只缘黎庶崇敬,肃主小殿权当杏坛讲学”。大成殿东西两侧为圣迹廊,镌刻有孔子生前各种事迹的图案与文字。大成殿门前为月台,摆放有当代所铸造的大香炉一座。院中载有四棵古柏树,具体栽自何年何月已经无从考证。院中两侧为东西庑,皆为面阔五间,硬山顶屋顶样式。两庑中原来供奉着孔子弟子及历代先贤先儒五十六人,现今庑中东西两侧墙上除了各镶嵌一通清康熙十年(1671)的先儒位次壁碑(尺寸东庑89cm×58cm,西庑85cm×58cm)外,两庑中已经空无一物。东庑廊南北两侧各有碑刻一通,其中北侧为一通康熙十四年(1675)题名为《静升村重修文庙碑记》的立碑(尺寸203.5cm×70cm×17cm,碑座118cm×80cm×46cm),笏首龟趺,其中一面已经严重漫漶不清;南侧为一通道光三年或五年(1823或1825)②碑阳虽严重漫漶,但落款时间依稀可辨认为道光三年或五年。施银碑(尺寸167.5cm×80cm×16cm,碑首86cm×81cm×17cm,碑座120cm×78cm×49cm),螭首龟趺,其中碑阳也已经严重漫漶不清,螭首阳面题有“缓急有资”四字,阴面题有“协心衷事”四字。西庑廊南北两侧亦各有碑刻一通,其中北侧一通为清同治七年(1868)题名为《戊辰平糶碑记》的立碑(尺寸174cm×80cm×18cm,碑首86cm×82cm×19cm,碑座104cm×81cm×34cm),螭首龟趺,其中碑阳漫漶不清,但依稀可辨认出“戊辰平糶碑记”的题名;南侧为一通光绪五年(1879)题名为《己卯赈济碑记》的立碑(尺寸174cm×72cm×18cm,碑首86cm×83cm×19cm,碑座113cm×73cm×31cm),螭首龟趺,其中碑阳漫漶不清,落款时间依稀可辨认出“光绪五年”的字样,螭首阳面题有“疏材济荐”四字,阴面题有“凡有同心”四字。

大成殿的北面,即是寝殿,面阔三间,平顶,别具静升村“窑洞式”民居特色,殿内供奉至圣先师夫人亓官氏,门前梁柱上题有“至圣乃布衣却修齐治平所师天子王侯所敬,经史如常卷然上下古今多鉴鄙夫志士多依”的楹联。寝殿东侧为崇圣祠,面阔一间,平顶,供奉清雍正元年追封王爵的孔子上五世祖;寝殿西侧为启圣祠,供奉孔子父亲启圣王叔梁纥,母亲启圣王太夫人颜征在。沿着西圣迹廊北侧的楼梯而上,就可登上寝殿北面的尊经阁。尊经阁内原藏有孔子及儒学著述共15种609本,因年代久远,有部分遗失,但仍藏有不同版本的四书五经以及大清典律等著作百余本。在尊经阁的东侧,还修建有围廊一座。

沿着月台西侧的“玉振门”西走即可来到西院的东门,西院为一进院落,四合院结构,原为静升文庙的明伦堂,亦是静升村的义学之一。西院的正殿明伦堂为二层建筑,一层正门上方悬挂着民国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揭牌,山西教育厅长陈受中题褒“兴学育才”的牌匾,匾额左侧还镌刻有“静升村学务会长兼启蒙小学校长王修齐”等字样。该匾额是教育厅专门表彰王修齐在静升村兴学有功而颁发,原悬挂于其家门口。21世纪初,静升文庙修复开发,才将该匾悬挂于此①《兴学育才王修齐》,载温耀强《王家大院历史人物纪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217-218页。;正门位于院落的东南角,大门口上方镌刻有民国十年六月立石,李镛题“灵石县第二区区立高等小学校”的匾额。

沿月台东侧的“金声门”东走即可来到东院。东院为二进院落,最北侧建筑为义仓,面阔三间,平顶屋顶样式;义仓南侧为赈济堂,面阔五间,硬山顶屋顶样式;东南侧建筑为六角四层式魁星楼,始建于清康熙元年(1662),后代屡次修建,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修将三层改为四层。现今魁星楼二层南侧墙上镶嵌着一通道光十四年(1834)题名为《重立灯杆碑记》(尺寸130cm×54cm)。魁星楼东侧为东院正门,正门外西侧则是碑廊,由北至南共有四通碑刻:第一通为清咸丰辛酉年(1861)题名为《辛酉赈饥碑记》(尺寸169cm×76.5cm×15cm,碑座93cm×53cm×26cm);第二通为清康熙元年(1662)题名为《魁星楼记》(尺寸183cm×63cm×17cm,碑座88cm×60cm×27cm);第三通碑刻为1995年题名为《整修王家大院魁星楼碑记》,第四通碑刻为1995年整修王家大院魁星楼捐资碑。

三、地方家族与静升文庙的建筑沿革

(一)南氏与静升文庙的创建

静升文庙的创建可追溯自至元二年(1265),该年静升村中的耆老南塘欲在村中修建夫子庙,于是就将这件事向灵石知县冉大年报告。冉大年得知后欣然应许,并愿意监督管理静升文庙的营建。之后,冉大年亲临静升村查看地形方位,确定“南俯通衢,外薄溪涧”的小水河北岸,紧邻闫家沟西侧“纵六丈四尺与武,横如其纵而加丈六”的地方作为文庙的营建基址,率领静升乡民筹集工料,安排修庙劳役,使木匠、陶匠、铁匠、泥瓦匠各安其工。最终在至元二年(1265)建造起坐北朝南,一进院落的静升文庙,其正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椽,殿内塑孔子像于其中,左右配以颜回、曾参,院中筑起东西廊庑,门外建造有午壁。②张允中:《静升里庙学记》,载《灵石县志》卷4《文艺》,康熙十一年刻本,第7页。

(二)西王氏与静升文庙

明代以后,静升村中的南、肥、闫等姓在村中逐渐衰落,现今静升村中更是已经没有肥、南二姓之人。元代末期,东西二王氏开始在静升村定居,明清时期逐渐成为村中的名门望族,并在东起静升文庙,西至关帝庙一带不断修庙筑堡。这一时期,静升文庙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亦得到修葺与扩建。

据现有史料可知,最早对静升文庙进行修葺的是王迪。王迪,字允中,为西王氏九世祖。王迪的曾祖父王贤及祖父王演是西王氏在静升村最早出头露脸的人物之一,景泰三年时,“本乡富家翁王贤同男义官王演等”重修村西后土庙。③《静升村重修古庙碑记》(明正德五年),尺寸160cm×70cm×25cm,碑存静升村后土庙正殿左侧。到王迪时,他通过到南方贩茶,与北方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回到家乡后,他见到静升文庙“瓦烂木蠹”,遂出资重修文庙①《整饬文庙碑记》,侯廷亮主编:《王家大院·静升文庙·资寿寺碑文汇编》,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363页。。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西王氏十二世祖王大纪对静升文庙东西两庑进行增修。②《静升村重修文庙碑记》(清康熙十四年),尺寸210cm×70cm×16cm,碑存静升村文庙东庑门外北侧。

继王迪、王大纪对静升文庙整修后,西王氏十四祖王斗星对文庙进行了一次大的翻修。王斗星,字拱北,“少事诗书,能识大义,遵信圣道,恶绝淫祠。”③《灵石县志》卷9《善行》,嘉庆二十二年刻本,第4页。康熙十四年(1675)时,静升文庙“时久物坏,栋折楹摧”,村中庠生见而伤之,聚众议修却因费用高昂而中止。见此情形,王斗星“慷慨有节,继祖纪志,费金二百,独力重修。使殿堂门庑,黝垩丹漆,举以就新。其材良,其器备,工善督勤,越三月而告成。”此外,文庙前的旧路原经午壁之内,往来促隘,王斗星又买小水河畔水地四分,把路改到午壁之外,这样行人往来“阔舒称制”。对于王斗星的这种义举,集广村的廪膳生员张尊美在所撰的《静升村重修文庙碑记》中讲到,“彼捐财舍施尽力谣祠者,皆星之罪人也。然星亦非为福计,但欲圣人之泽不致湮没,使乡人知庙而后学,行古先王党庠术序之意而已。”④《静升村重修文庙碑记》,清康熙十四年,尺寸210cm×70cm×16cm,碑存静升村文庙东庑门外北侧。时任灵石知县侯荣圭称赞王斗星“义举可嘉”,而训导孙进修则赞美其“功在尼山”⑤《灵石县志》卷9《善行》,嘉庆二十二年刻本,第4页。。

(三)王氏与文庙魁星楼

静升文庙魁星楼的创建由来已久,早在崇祯年间,村中即有人欲创建魁星楼,“崇祯口口口邻夫无后,欲捐金以旌夫名,愿施银二十两以建魁楼”,然而明代末年战乱频仍,饱经战祸的静升镇各村民开始大规模修筑堡巷以自卫,“明政失纲,寰宇混乱。埋椎者流往往啸聚山林,四出剽掠。山麓村落多筑堡以自卫。”⑥《重修西宁堡外门碑记》,载刘泽民总主编、李玉明执行总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651页。静升村民亦是如此,“我朝阳堡层峦架阁,水绕山环,由来已久矣。况明末被寇,居民尤多赖焉。”⑦《朝阳堡修葺碑记》(清乾隆五十年),尺寸125cm×58cm×11cm,碑存静升村孙家沟孙金明门外。在这种情况下,议建魁星楼之举只能作罢,“公议银谷兑用,堡置硝磺,庙筑围墙,均济其急,聊修两廊,补其破坏,余银备砖修楼,楼功未举,众借别用。”到顺治年间,政局逐渐稳定,静升村“东截”乡民遂开始议建魁星楼,“蒙孟县宗断东西分会,东在文庙前立会,冬春地铺钱捌两捌钱,乘此公聚,议建魁楼”,并在魁星楼的营建过程中出力尤大,“因查口会原施银两、庙内地租,东截士民仍量力捐助,纠众协力,遂成楼功”⑧《魁星楼记》(清康熙元年),尺寸183cm×63cm×17cm,碑存静升村文庙赈济堂门外西侧碑廊。。纵观此次魁星楼之建,静升村王氏族人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员王佐才、王林才、王庆禄等王氏族人担任建楼纠首,众多王氏族人捐施银两。

道光十四年(1834)时,魁星楼灯杆竖立已十余年,“日星递谢,风雨飘摇,不克旋灯者已数年。”基于此,乡民聚众公议,重立灯杆。由于魁星楼所存旧资不足用,遂又向村民筹资五十余两,“材则取于庙,制则仍乎前”,公花费银九十余两⑨《魁星楼重立灯杆碑》(清道光十四年),尺寸78.5cm×48.5cm,碑存静升村文庙魁星楼二层南侧墙壁上。。从《魁星楼重立灯杆碑》中所列施银情况来看,施银二两、一两、五钱、三钱者共68人,共计32.4两。其中王氏施银者45人,约占总人数的66%;总计施银23.3两,约占施银总数的72%。王氏族人在道光十四年(1834)魁星楼重立灯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光绪十七年(1891),静升乡民鉴于文庙魁星楼“彩画凋残”,遂本着“文教者,奎星是也。欲兴文教,敢不崇奉奎星乎?”的意愿,于同年夏天对魁星楼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大兴土木,根基仍旧,楝宇高超,不数月而巨工告竣。”楼貌随之焕然一新,“行见映泮池之碧水,凝眸则金碧辉煌;对介庙之青峰,照眼则丹青显耀。运协珠杓,科甲凭朱衣之兆;时调玉烛,良辰启黄道之祥。”①《魁星楼重建碑记》(清光绪十八年),尺寸130cm×54cm,碑存静升村文庙西配房内北侧墙上。此次静升文庙魁星楼重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文庙赈济堂与蓄水池的拨款,虽没有王氏族人的施银,但他们却在魁星楼的重建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督工纠首6人中,王氏族人便占4人;管账纠首3人中,王氏族人亦占2人;监工纠首22人中,王氏族人就达19人。

四、静升文庙与乡村教育的社会变迁

(一)静升文庙与乡村庙学的创办

按照历代礼制,文庙一般设立于府、州、县一级。一般乡民为了祭祀孔子,往往在乡村庙宇中辟以配殿,用来在孔子诞辰日举行祭祀,如静升镇旌介村即是这种做法,“圣天子尊师重道,化洽寰区,虽僻址土民,无不仰承口口忘。故文庙不得建于乡,而祭祀隆仪,闾里亦莫敢废焉。余村祭祀之所,旧居关帝庙西北隅,诸前辈于至圣诞辰,虔修祀典”②《静升镇旌介村建敬圣祠碑记》,载景茂礼、刘秋根编著《灵石碑刻全集上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5页。。静升村在元代即建有文庙,这与当时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密不可分,金元时期山西长时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出于统治的需要,当时的统治者对于孔子亦是倍加尊崇。明昌四年(1193),金章宗“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③(元)脱脱等:《金史》卷12《章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7页。元成宗即位后,“诏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赡学土地及贡士庄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自是天下郡邑庙学,无不完葺,释奠悉如旧仪。”④(明)宋濂:《元史》卷76《祭祀志五·郡县宣圣庙》,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901页。除了“天下郡邑”建立庙学,金元时期的统治者对于村社之学也是十分重视。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下令,“今后每社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于农隙时分令子弟入学,先读《孝经》、《小学》,次及《大学》、《论》、《孟》、经史,务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⑤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23《户部九·立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20页。社学的发展在至元年间发展异常迅速,至元二十三年(1286),全国各地社学已达“二万一百六十六所”⑥(明)宋濂:《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4页。,至元二十五年(1288)时,又增至“二万四千四百余所”⑦(明)宋濂:《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8页。。大德四年(1300),元成宗又颁布了设立小学书塾的诏令,这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学的发展⑧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页。。可以说,静升文庙正是在金元统治者崇儒重教,大力发展地方学校的背景下,并得到时任灵石知县冉大年的大力支持方能创建。从静升文庙的创建碑文可以看出,静升文庙除了释奠先圣先师孔子,另一方面的功能即是祈盼静升乡民学古道,重儒学,“斯庙学之建,自一里推之一乡,而一邑推一郡,奚啻知祠夫子而不祠淫昏之鬼,学古道而不学异端之教。其自格物致知,诚正修齐,治平之学,以明经义,以策时务,裨益于国家者,未必不自此建庙学始。”为此,在文庙大成殿建成之后,特在院中修建东西两庑,以“庥学之师生”①张允中:《静升里庙学记》,《灵石县志》卷4《文艺》,康熙十一年刻本,第7页。。

(二)静升文庙与乡村教育的蓬勃发展

静升文庙在至元二年(1265)创建之初即有庙学之意,《静升庙学进士举人名录》统计得出:由元至清,静升庙学共出进士10名,其中,元代1 名,明代2名,清代7名;举人17名,其中,明代6名,清代11名②《静升庙学进士举人名录》,1985年,尺寸200.5cm×50.5cm,现存静升文庙大成门内西侧墙壁。。由碑文可知,静升庙学人才培养成果颇丰。但爬梳史料,很难从灵石地方志、族谱等资料中发现这些进士、举人与静升文庙有直接的联系。因此,统计元至清究竟有多少静升子弟曾经就学于静升文庙则已经无处可寻。从静升村现有的一些资料以及著作来看,静升文庙的庙学功能大致存在这样一条演变趋势:在明代以及清代前期静升文庙还同时发挥着祭祀孔子与教化兴学的功能,《王家大院历史人物纪略》一书中讲到西王氏十一世祖王新命、十二世世祖王大纪、王大清、十四世祖王肃都曾就读于静升文庙③温耀强:《王家大院历史人物纪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14、17、21、45页。,但是到了清代以后基本上很难发现有王氏族人在静升文庙求学。这其中缘由与静升村的村落发展密切相关。

清初至清中叶是静升王氏家族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静升村的村落格局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完善并趋向定型。康乾时期,村西的里仁、拥翠、钟灵诸巷基本建筑完成;雍正至嘉庆初年,崇宁、凝固、恒贞、拱极、和义、视履诸堡院也先后创建完毕。此时,村东的孙、曹、程、田、东王等小姓也分居各个里巷。村落中部阎家沟一带在康熙初年时原本少有人定居,但随着村东西两部分的扩张,在嘉庆年间基本上完成了静升村东、中、西三部分的融合。④张昕、陈捷:《画说王家大院》,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27-30页。与静升村落格局发展定型的同时,静升村的乡村教育也悄然发生变化,乡村私塾、义学、书院等开始在村落的东部与西部开始出现。

在村西,一些有功名的西王氏族人陆续设立私塾。清初西王氏十三世祖王攸宁在钟灵巷老宅之后建舍宇三间,名曰“向一斋”,门额题书“迓天庥”,“教授乡里,门人蜚声胶庠者,不可胜计。”⑤康忱:《尔康王公传》,载王儒杰、王金钉、王铁喜编著《王氏族谱乾隆庚戌版续编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536页。钟灵巷口现今还保存有雍正癸卯年拔贡生王绥猷⑥孙扬淦:《定宇王公传》,载王儒杰、王金钉、王铁喜编著:《王氏族谱乾隆庚戌版续编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542页。设帐讲学之处,其址名曰“鹤鸣轩”。之后,族侄王福齐“鹤鸣轩”,“其设教也,以小学孝经为门户,四子书五经为根底,而博之以诸子百家之说。口讲指画,夜以继日。故凡受学者,克矫,然自异于俗学。里中人无大小见之,皆知其从王先生游也。”⑦何思钧:《凝五王先生传》,载王儒杰、王金钉、王铁喜编著:《王氏族谱乾隆庚戌版续编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544页。西王氏十九世祖王筵宾绝意仕途后,亦主讲鹤鸣轩,“教授生徒,学者皆奉为儒宗,诸弟子登贤。书食廪餼者锺相接暇。”⑧《灵石县志》卷9《忠孝》,民国二十二年刻本,第15页。一些富豪之家多设有家塾。嘉庆十六年,由王汝聪、王汝成兄弟修筑而成的视履堡内设有“养正”与“丽正”家塾,两家还共用“桂馨”书院,专供子侄读书。除了私塾,村西还设有义学。乾隆年间,西王氏十五世祖王梦鹏在拱秀巷西创办义学①《灵石县志》卷9《人物》,嘉庆二十二年刻本,第11页。,自己身兼经师,“成就弟子甚众”。②祝德全:《六翮王公传》,载王儒杰、王金钉、王铁喜编著《王氏族谱乾隆庚戌版续编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540页。其子王中极继承父志,“复捐金添建义学房屋二十三间,延师以训无力子弟。”③《灵石县志》卷9《善行》,嘉庆二十二年刻本,第14页。西王氏十九世祖王绶来在捐助村东义学后,念及村西子弟与村东义学相隔甚远,便欲在村西另立义学。正当其筹办村西义学之时,突生疾病,遂嘱咐侄子秉彞,儿子丽珍,“村西义学汝等当成吾志,不可忘也。”王绶来卒后,秉彞等谨遵遗命,在村西李家巷买地基建造义学,于道光十二年(1832)秋完工,名曰“端本书屋”,费银四千余两。后又捐银八百两,“为馆师束修之资,又捐银二百两,每年生息,为拾字纸人工食之需,成君志也。”④《怡斋王君墓志铭》,载景茂礼、刘秋根编著《灵石碑刻全集上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9页。

在村东,道光五年(1825)魁星楼修葺之时,社学之立遂起。当时恰有一代售宅院与魁星楼相依,村东乡民聚众公议出资购买,“于宅内旧窑之巅及院之东各构屋数楹,为后来入塾者多,其寓则上以祀神,即下以造士,事不更举而两有裨矣。”竣工之后,在其门上书额“养正书塾”。⑤《接修魁星楼地址并修社学碑记》,载景茂礼、刘秋根编著《灵石碑刻全集上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98页。西王氏王绶来得知村东义学缺少资金,“悉输白金七百两……统计立塾之资,每年权其子母,加以房租,所入充足口用。”⑥《养正书塾碑记》,载景茂礼、刘秋根编著《灵石碑刻全集上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94页。此后,村东之童遂多入书塾就学。

在这种大趋势之下,静升文庙的庙学功能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但其祭祀孔子的功能却始终未曾偏废。道光年间,蓄水池曾拨银八百两,“借商生息,以给丁祭圣诞之费。”然而光绪年间,由于商号亏折,费用不支,“祀典几至缺如”,后“爰集同仁妥议,邀同本村各会纠首”,酌拨银两,其中“东社:关帝、观音会银三十两,八腊庙银二十五两,药王会银二十五两,桥工会银二十两。西社:财神会银三十六两,子孙痘疹会银三十、火星会银十九两,药王会银十两,三项公银五两,文昌宫银三百两,赈济堂银五百两。”以上十一项总计一千两,“权子利以供岁需。”⑦《静升邨各会拨文庙银两碑记》(清光绪庚辰年),尺寸76cm×16cm,碑存静升文庙大成门北廊东侧墙壁。

(三)静升文庙与乡村教育的近代转型

清末民初,静升村的乡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私塾、义学逐渐被新式教育替代。西王氏二十二世王修齐将王梦鹏创办的义学改造为“启蒙小学”,将村东的“养正书塾”改为养正小学;⑧《兴学育才王修齐》,载温耀强《王家大院历史人物纪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第216-217页。民国二年(1913),他又在怀远堂中创办女学。民国二年(1913),静升村成立学务会,王修齐被推选为会长,公议“将东西社各项储蓄提作办学基金,共同议决观音堂每年津贴钱四十吊文,庶几会中学款可以巩固”⑨《静升村王氏求子还愿碑记》,载景茂礼、刘秋根编著《灵石碑刻全集下册》,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99页。。在这旧学改新学的浪潮中,静升文庙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民国阎锡山执掌山西后,乡村施行“区村制”,静升村当时隶属于第二区属,而区属行政机构又社在静升村文庙之内。①《灵石县志》卷12《村制》,民国二十二年刻本,第35页。民国八年(1919),旌介村前清廪生石廷祯、阎树芝、乔梧凤等人在静升村文庙西院创办“灵石县第二区区立高等小学校”(亦名第二高级小学校),成为第二区等级最高的小学。自此,静升文庙遂又恢复了旧有的“庙学”功能。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版《灵石县志》统计,从民国十年(1921)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从第二高级小学校毕业的学生共达139名②《灵石县志》卷4《学校》,民国二十二年刻本,第21页。。

结 语

金元时期,在统治者崇儒重教,大力推行地方教育的熏染下,由静升乡民南氏倡议,知县冉大年督修,全体乡民协力共建的静升文庙最终得以创建。明清之际,随着东、西、中王氏相继在静升村的定居,王氏家族逐渐承担起静升文庙的修缮与扩建工程,其中西王氏出力尤大。就静升文庙的功能而言,其自创办伊始,则兼具祭祀与教育之功能。但在清代以后,静升村日渐走向强盛,私塾、家塾、书屋、义学等形式的乡村教育在村中不断涌现,无形之中消减着静升文庙实际的教育功能,促使其成为静升乡民祈盼文教兴盛的符号与象征。清末民初,新式教育席卷全国,静升文庙又应时势之需改办为“灵石县第二区区立高等小学校”,一度重新成为乡村教育的中心。现如今,静升文庙的祭祀与教育功能已经褪去,转而以独特的乡村文化旅游功能享誉全国,以至人们提起灵石文庙时,早已忘却了曾经的县城文庙,无不将目光聚焦于静升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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