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王双怀教授在查阅史料

名家简介：王双怀，汉族，1961年出生，陕西铜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央视“百家讲坛”主持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学术著作近40部，代表作有《唐代历史文化论稿》《历史地理论稿》《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中华通历》《二十五史干支通检》等。

明 阳：王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此，我想请您回顾一下治学经历。

王双怀：谢谢您的采访！历史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我国的历史学素称发达，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出现了许多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是重要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研究、开发和利用。我对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从而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历史研究工作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1979年秋季，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当时，历史系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如史念海、斯维至、朱本源、孙达人、黄永年、牛致功等等，都非常重视历史研究。系领导还经常请白寿彝、漆侠等校外专家作报告。何清谷、赵文润、杨德泉等老师在上课时也鼓励大家对历史问题进行探索。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我养成了读书和思考的好习惯，一有时间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先后对诸葛亮、窦建德、林则徐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探讨，在《江汉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五篇论文。这些文章的发表，坚定了我研究历史的志向。我仿佛看到了史学的殿堂，盼望有朝一日能够登堂入室，探索其中的奥妙。

1983年7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榆林中学任教。榆林中学是陕西省重点中学，教学任务很重，尽管学校的“斌承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但研究还是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依然没有放弃史学研究的梦想。教书之余，登长城，下榆溪，考察榆林一带的历史遗迹和人地关系，很想在地方史研究方面做些事情。然而，真正研究工作起来却感到困难重重，写出来的论文也很难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我清醒地意识到，要使研究工作深入下去，必须继续到高校深造。于是，我报考了陕西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唐史学会。

1985年9月，我回到阔别两年的母校，师从牛致功、赵文润二位先生学习隋唐史。我是牛先生和赵先生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生之一，因此，两位先生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我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研究历史的积极性被彻底调动起来，撰写了几篇颇有心得的学术论文。赵先生认为我的基础较好，又比较勤奋，就约起草《武则天评传》书稿。对此，我感到很光荣，便夜以继日展开研究，用一年多时间，写出了将近四十万字的书稿，并完成了八万多字的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在答辩时获得优秀。

1988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正式留在陕西师大历史系工作。陕西师大是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之一，对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我在留校之后，对教学科研都很重视。首先苦练教学基本功，使自己站稳大学讲台，然后加强写作训练。在此期间，我与赵文润先生合著的《武则天评传》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科研成果曾两次获得学校奖励，这对我起到了一定的鞭策作用。

1994年9月，我有幸成为陕西师大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念海教授的博士生。史先生与谭其骧、侯仁之齐名，是历史地理学的泰斗，具有培养研究生的丰富经验。在史先生指导下，我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研究领域从隋唐史扩展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史先生对我非常信任，让我承担了《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的部分写作任务，让我参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编辑工作，还让我参与历史地理古籍提要的相关工作。当时，史先生正在承担《国家大地图集·农业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任务，他的博士生大部分都在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因而我也将历史农业地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按时通过了论文答辩，并在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1997年6月，我博士毕业，继续在陕西师大历史系任教。1999年，我受学校公派，到香港浸会大学访学一年。期间与香港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承担了香港的裘槎基金项目，研究中国历代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重大问题。为了使这一研究能够深入下去，2001年度，我又申请进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在著名学者张波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中国西部开发问题，我的研究领域又从历史地理学扩大到生态学领域。虽然很辛苦，但我的研究能力又有了一定提高，写出了一批重要论文。其中《我国历史上开发西部的经验教训》《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的变迁》等论文被《新华文摘》等刊物全文转载或重点介绍，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2004年，我博士后出站，正好赶上大学教学改革活动。教育部提倡精品课程，我便致力于省级精品课和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我主持建设的中国古代史课程先后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课程。在从事教学改革的同时，我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天文历法的研究方面也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对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干支进行了仔细的梳理，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历法，编纂了两部大型工具书，为学界同仁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

2011年度，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委派，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一年。在此期间，查阅了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大量论著，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展。我深刻地感受到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故回国后多次赴海内外的一些高等院校或文博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在指导研究生时，也特别注意培养他们的学术规范和研究视阈。因而我指导的硕士生都能顺利毕业，有些人已经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2015年，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在《百家讲坛》栏目讲解了《大唐贵妃》。从此约我讲座的大专院校和社会团体就多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文化普及的重要性。故经常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并撰写了一些具有社会效益的通俗读物，力图在传播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方面发挥一些作用。最近几年，我主要研究武则天与武周社会、唐都长安与唐长帝陵，以及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事。

屈指算来，我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将近四十年。回顾我的治学经历，虽然艰辛，但乐在其中。到目前为止，我已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0篇，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励十余项，并获得“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称号。这些成绩算不了什么，只是我在治学历程中留下的一点痕迹而已。

明 阳：您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博士，又是著名农业史专家张波先生的博士后，在历史地理和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都很有建树。请您谈谈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经验。

王双怀：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探讨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但传统的历史地理学只关注政区沿革，很少关注其他问题。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在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的倡导之下，由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家创立的。谭其骧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对黄河、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有独到的研究。侯仁之先生在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中国沙漠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理论的研究方面也很有建树。史念海先生则对历史地理文献、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在他们三位大师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历史地理学由“绝学”发展成为“显学”。目前复旦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拥有教育部历史地理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暨南大学、西南大学等单位也有专门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

我在上大学期间，曾听过史念海先生的报告，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略有所知。大学毕业后在榆林中学工作，看到榆林城北的一座座沙丘，想起了“榆林三迁”的传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对榆林一带的山川形势和文物古迹进行考察。为此，我查阅了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相关部分，从而加深了对历史地理学的了解。在硕士阶段，我的研究方向是隋唐史。牛致功先生和赵文润先生要求我们在研究人物和事件时注意空间问题，因此，我经常翻看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及史念海先生的相关论著，并开始用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研究唐代历史地理问题。后来，我在博士阶段选择了历史地理专业，在史念海先生的指导下，我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相关课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历史地理方面。史先生常用顾颉刚先生的名言教导我们：“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这对包括我在内的博士生的成长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而且可以为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他通过数十年的研究，促进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在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还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阐明了地方志的价值，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期刊物，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我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我敬佩他的道德文章，赞同他对历史地理学的定位，并努力使自己所研究的历史地理问题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使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然，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有用于世”，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史念海先生也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他在历史地理学界率先提出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所以，我在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参与了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和《陕西通史》的部分工作。这两项工作均与西安城市发展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获得陕西省和教育部的奖励。我的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明代华南农业地理作为研究对象，也与史先生承担《中国大地图集》之《历史农业地图集》有一定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力求做到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比如为了研究明代华南农业地理，我不仅全面搜集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而且亲自到华南地区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这些基础上建立了6个数据库，对明代华南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口分布、土地利用、水利建设、粮食生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绘制了大量图表，提高了这篇文章的学术水平。2002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2005年度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外，我还撰写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论文，后来编为《历史地理论稿》，2008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009年度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历史农业地理与经济史密切相关。我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始于1985年，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开元时期的社会经济。博士论文对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的研究，也涉及明代经济史的许多问题。所以在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我也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史的问题。2002年，我承担了香港裘槎基金项目“历代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个项目不仅涉及历史地理问题，还涉及生态环境等问题。项目结束后，我觉得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当时，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在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等方面遇到了瓶颈。我发现西部开发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必要对西部开发的历史进行深入探讨。我了解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张波教授是古农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对西北农牧史和西部生态环境有独到的研究，就申报了他的博士后。西农的古农史研究室是我国农史研究的重镇，曾涌现出辛树帜、石声汉等农学大家。张波教授继承了他们的事业，知识渊博、思维敏锐，对我多有启发。我将历史地理、经济史和生态学的研究熔为一炉，用差不多两年时间完成了题为《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考察》的出站报告。后来又用几年时间完成了两部书稿：一部是《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另一部是《中国经济史问题探索》。前者首次以整体性的视角研究了西部政区沿革、民族发展、城市盛衰、交通演进、水利开发、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环境变迁等问题，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收集了几十篇自己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201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经济史的体会主要有三点：一是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既要关注历史，也要关注现实。既要重视文献资料，也要重视实地考察。既要有宏观的视野，也要有微观的研究。既要有定性分析，也要有定量分析。如果对山川形势、风土民情、历史文化缺乏认识，没有清晰的时空观念，历史地理研究很难深入。同样，如果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重要因子缺乏应有的认识，不了解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的生产和生活，经济史的研究也很难深入。二是要全面搜集资料，特别是隐藏在故纸堆中或隐藏在民间的一手资料。不在资料上下功夫，只玩些名词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三是要有创新，特别是要关照社会现实问题。这样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黄彦震：陕西师范大学是唐史研究的重镇。作为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和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原会长，您撰写的《武则天大传》《唐代历史文化论稿》和《中国唐代帝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请您谈谈对唐都长安、唐代帝陵和唐代历史文化的认识。

王双怀：唐代处于中国帝制时代的鼎盛时期，因而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在陈寅恪等老一代唐史专家的引领下，中国的唐史研究得到长足发展。日本学者对唐史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成果相当突出。韩国和一些欧美国家，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唐史专家。1980年，史念海、唐长孺等著名史学家为进一步推动唐史研究，在西安成立了中国唐史学会，会址就设在陕西师范大学。次年，史先生又在陕西师大成立了唐史研究所，创办了《唐史论丛》。黄永年、牛致功、赵文润、马驰、牛志平、胡戟、杜文玉等著名学者先后加入唐史研究的行列，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唐史研究骨干。因而，陕西师范大学成为唐史研究的重镇。

我是在赵文润先生的引导下开始研究唐史的。1980年，赵先生给我们讲隋唐史课程，鼓励大家对隋唐史的一些问题展开研究。我被先生讲课的风采所吸引，便着手了解隋唐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当时，农战史研究很热，争鸣之声此起彼伏。我也跟着凑热闹，研究起隋末农民战争来。1982年冬，我写成两篇关于隋末农民战争的文章，即《关于窦建德的皇权崇拜》和《对〈洺州降唐史释〉一文的商榷》，送赵先生审阅。赵先生认为有一定学术价值，建议投出去发表。我怀着试试的想法将稿件寄给《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和《江汉论坛》，没想到很快就被采用。这是我在唐史研究方面淘到的第一桶金，从此将唐史确定为自己的研究目标。

由于我喜欢唐史，所以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了隋唐史方向。当时之所以报考陕西师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陕西师大位于西安，西安是隋唐王朝建都的地方，历史遗存众多，文化积淀丰厚，研究唐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二是陕西师大有几位隋唐史方面的名师，我对他们比较了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间，牛致功和赵文润两位先生不仅为我们开设“隋唐文献”“隋唐史专题”“隋唐人物评价”等专业课程，而且带领我们对唐都长安和唐代帝陵进行了考察，从而激发了我研究唐代人物、都城和帝陵的热情。

唐代人物众多，但争议最大的人物非武则天莫属。赵文润先生对武则天很感兴趣，约我与他共同撰写《武则天评传》。由于赵先生很忙，我主动承担了起草书稿的任务。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研究武则天方面，最终在毕业前完成了写作任务。此书后经赵先生修改，以两人的名义于1993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武则天评传》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武则天的学术专著，不仅论述了武则天的生平事业，而且纠正了前人加在武则天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此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1995年在台湾出版了繁体本；1996年获陕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其后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近二十年来，我继续对武则天及其时代进行研究。2018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武则天大传》。2019年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日月当空：武则天与武周社会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武则天和武周社会形成正确的认识。

唐都长安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总面积达到84平方公里，是闻名遐迩的国际化大都市。它的规模相当于同时期巴格达的6倍，拜占庭的7倍，比其他城市都要大得多。不仅如此，它还是当时结构最好的城市：城垣方正，街道平直，城内建筑以宫阙为主，呈东西对称状态。太极宫坐落在全城北部正中，体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太子居住的东宫和后妃居住的掖庭宫分布东西两侧，如同太极宫的两翼，反映了太子、后妃与帝王之间的特殊关系。皇城位于宫城之南，与太极宫紧紧相连，是帮助帝王治理天下的权力中心。外郭城则是官吏和百姓的生活区域。显然，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的分布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宫城南面正中的承天门，皇城南面正中的朱雀门和外郭城南面正中的明德门恰成一条南北垂线，以承天门街和朱雀大街为中轴，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东部和西部各有一个县衙，一个肆市和若干坊里。由于突出了对称的原则，因而各种建筑排列整齐有序，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虽然后来增加了大明宫和兴庆宫，看上去也无违和之处。可以说，它也是当时世界上设计最美观、功能最齐全的城市。当其盛时，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在上大学时看到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撰写的《长安史迹研究》，感到非常震惊。没想到自己所在的西安竟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在研究生阶段，又读了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越发对长安的历史感到好奇。故在工作后特意翻译了《长安史迹研究》。在参与《西安历史地图集》和《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的编写过程中，对唐都长安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近些年来，又与我的博士生梁克敏合作，写成了80余万字的《隋大兴唐长安》。此书已经纳入西安城市史丛书系列，即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过研究，我深刻地认识到，唐都长安的盛衰变迁对陕西、对西部、对全国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长安是唐朝国都所在，长安一带也成为唐代帝王的归宿之地。在长安城北的平原和崇山之间，分布着18座唐代帝陵，即唐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武则天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人称“关中十八陵”，是大唐帝国的缩影。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其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但陵园中仍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包括陵园石刻及陵墓中大量的随葬品。这些遗迹和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值得我们好好保护、开发和利用。我对唐代帝陵的关注始于研究生阶段的实地考察。研究工作则是在留校工作后逐步展开的。从1991年到1998年，我在唐陵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下了功夫，并多次对昭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景陵进行重点考察。1998年写成《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一书。该书2000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年度获西安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10年，我撰写的《陕西帝王陵》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该书2013年度获陕西省暨全国优秀社科普及读物奖。我还与樊英峰先生合作，对乾陵陪葬墓的线刻画进行了深入研究，2013年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一书。近几年，我又对《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修订，写成了《中国唐代帝陵》，此书刚刚出版，相信读者通过此书会加深对唐代帝陵的认识。唐王朝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但唐代帝陵依然存在。它是唐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唐陵的保护。

我在研究唐都长安和唐代帝陵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唐代历史文化的认识。因此，我主动承担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唐代文化史课程。近三十年来，我也曾对唐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过一些探究，发表了几十篇有关唐代历史文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入《唐代历史文化论稿》和《古史新探》中。前者由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于2003年出版，后者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唐代文化博大精神，具有开放、包容、创新的特点，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黄彦震：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是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关于年代的工具书不多，您主编的《中华日历通典》《二十五史干支通检》《中华通历》是这方面的代表书籍。传统史学工具书编纂方法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请您介绍一下年代学的重要性和编写的这些工具书的主要用途。

王双怀：历史问题十分复杂，研究者须运用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方面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故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讲：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历史的时间性很强：任何人物都是在一定的时代活动，任何事件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历史的空间性也很强：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区域活动，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的地点发生。地理状况对人们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史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大多数有一定的官职，而历朝历代的官名及其职掌有传承也有变化。记载中国古代历史的文献浩如烟海，古人已经对其进行编目分类。掌握了目录之学，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研究历史的相关资料。

在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中，“年代”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天文历法素称发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而且创造了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独特方法，并在丰富的文献典籍中留下了大量的干支数据。这些干支数据，是我们了解历史时期中国历法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认识历史问题的重要依据。如果不了解这些干支数据，便不能形成正确的时间概念，便不能很好地认识历史问题。比如，史载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八月甲子，（唐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癸酉，放宫女三千余人。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癸未，突厥寇便桥。乙酉，与突厥颉利盟于便桥。”这一段话中就出现了五个干支。唐太宗几号即位？几号释放宫女？几号立长孙氏为皇后？突厥何时寇便桥？唐太宗何时与突厥结盟？我们现在用惯了公历，看到“甲子”“丙子”“癸未”等干支，不能立即形成正确的时间概念。针对这种情况，20世纪以来，黄伯录、陈垣等先生曾编写过几部历表。这些历表虽然各有千秋，但都要经过较为复杂的推算才能得知文献中的干支所代表的具体时间，使用起来不太方便。许多研究者都希望有一部能够直接逐日读出中公历日干支的工具书。

我在研究生阶段经常查阅二十五史，看到书中的干支，往往不知所云，只好借助于陈垣先生的《廿二史朔闰表》进行推算。由于干支众多，推算起来相当困难。我想其他研究人员一定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我发现二十五史的某些干支还存在错误。比如《旧唐书》中错误的干支达300余处。由于无现成的工具书可用，我产生了编写《二十五史干支通检》的想法，即将二十五史中存在的干支全部辑录出来加以换算，并对错误的干支进行考证。这样大家在读二十五史时，就可以借助本书很快知道干支的正误及其所代表的时间。然而，要编这样一部工具书谈何容易！有同事劝我别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傻事。因为编写这样的工具书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编得好，大家会用却不会提你的名字，编得不好，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我觉得编写此书意义重大，是嘉惠学林的好事，便义无反顾地坚持下来。

历算之学甚难，对我这个出身文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我清楚地意识到，按照传统的推算、考证方法，要完成《二十五史干支通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要完成此项工作，需要一种可以逐日读出的历表。没有这种历表怎么办？我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编。所以我把编写《中华通历》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然而，要编写一部能逐日读出的日历也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我能吃苦，还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研究的速度。1990年，我拟定了《中华通历》编纂提纲，并在好友杨振江先生的帮助下编制了复原历法和编写日历的程序。此后研究工作和编纂工作全面展开，在我攻读博士学位和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也一直未曾间断。1999年，我又得到方骏博士、陈佳荣先生、张锦华先生和樊英峰先生的支持。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编成了《中华通历》。2006年，定名《中华日历通典》，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此书逐日列出了三千多年的全部干支，并且使之与现行的公历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历和公历完美和谐的统一。本书在编排上以年表为主体，每年一表，首列帝王年号、年干支、公历年代和当年生肖，正文以夏历日月为序，列出每天的干支、公历和星期。此外，还在备注栏中列出改元时间、日食月食和一年中的重要节气。所以本书实际上兼有年表、月表、日表、星期表、节气表和日月食表的功能，读者可以查出中国古代所有文献中所记载的所有干支。故此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好评，2007年获北方十五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2009年又获得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为了编写《中华日历通典》，我不仅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历法，还用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干支进行验证。该书的编纂，为《二十五史干支通检》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所以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干支通检》也基本完成。为了确保此书的质量，我又用几年时间对该书进行精心打磨。2011年交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按二十五史的顺序分为25个部分，每部分包括“干支换算”和“干支考证”两个子目。读者在阅读二十五史时遇到干支问题，只要手边有这部书，就可以快速形成正确的时间概念，再也不必为烦琐的换算而苦恼。2011年，该书获得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2013年，又获得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近些年来，不少从事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和文献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认为《中华日历通典》部头太大，价格过高，希望按断代编辑出版。鉴于中国古代史学科的研究方向是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夏金元史、明清史的版块设置的，相关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比较专一，我从便于学人的角度出发，又对《中华日历通典》进行了修订，将其拆分7卷10册，以“中华通历”丛书的形式申请列入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2018年该书由陕西师范大出版社出版发行，2019年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为编写这几部规模宏大的工具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这些著作的出版，构建了中国几千年间独有的时间体系，为广大文史工作者正确理解文献中的干支提供了方便，节约了时间。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永恒的魅力。在21世纪，人们必定还要继续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要阅读中国的文献典籍。但愿这几种工具书能成为大家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利器。

黄彦震：历史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史学工作者，既要研究历史，也有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您不仅对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也很注意史学的普及。2015年，您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开讲“大唐贵妃”。近几年来，《大唐贵妃》成为十分畅销的历史书籍。此外，您的《陕西帝王陵》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普及读物，而您本人也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请您谈谈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体会。

王双怀：您说得很对，历史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史学工作者既要研究历史，也有向社会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在中国古代，历史学主要是为统治者治国安邦提供借鉴的。大史学家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然，历史学对于提高民众的人文素养也有重要作用。所以古代许多人都将历史作为自己修身、齐家的镜子来看待。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进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但历史学对于治国理政，对于提高人民的人文素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现代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问题的延续，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要树立“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历史学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过去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认识不足，片面强调学术研究而忽视历史知识的普及。由于历史普及读物不算成果，不计入评价体系，导致许多专家学者不愿从事史学普及工作。一般民众看不懂也不愿看深奥的学术著作。媒体上充斥的戏说“历史”往往会对他们产生误导。这种情况对于民众正确认识历史，传承优秀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在从事史学研究的同时，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从1988年到2010年，我在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普及历史知识的文章。2010年，我在西安出版社出版了《陕西帝王陵》。该书论述了50多座帝王陵墓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这些陵墓的修建过程、基本结构和演变情况，融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既有严谨的论证，也有生动的描述，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通过该书，读者可以从宏观上了解陕西帝陵的制度和规模，认识中国古代神秘的陵墓文化，还可以从微观上了解与帝陵密切相关的人和事，并对陕西帝陵的学术价值和旅游价值形成新的认识。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2013年获得陕西省暨全国社科界优秀社科普及作品奖，我本人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2014年，我又在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史林漫笔》，该书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撰写高水平的历史普及读物固然是普及历史知识的有效途径，但图书的发行量有限，影响力比不上媒体。媒体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有它的优势。“百家讲坛”就是很好的说明。2008年春，《百家讲坛》栏目组成员来西安调研，想找陕西专家担任主讲。但结果令人遗憾，陕西专家未能入选，西部其他省份也无人入选。当年四月，《陕西广播电视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百家讲坛〉为何难觅陕西专家？》一文，读后对我有所刺激。陕西是文化大省，历史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在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陕西高校众多，也不乏专家学者，为什么陕西学者上不了《百家讲坛》？我想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可能与陕西学者重视学术研究而轻视文化普及有关。学术需要钻研，文化需要传播。作为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当有所建树，在文化普及方面也应当有所作为。如果我们陕西学者对文化普及有所重视，按照《百家讲坛》的要求认真准备，一定会有人登上《百家讲坛》的。2011年4月，我去北京办理赴美国访学的签证，突然接到郭巧红编导的电话，约我商谈在《百家讲坛》讲《名相魏征》的故事。我们谈得很好，都觉得这个选题很有意义。但我赴美日期临近，无法在一个月内完成录制工作，只好婉言谢绝。2013年冬季，《百家讲坛》编导迮方乐再次向我发出邀请，我便赴京具体商讨节目录制事宜，她建议我讲杨贵妃。我对杨贵妃有所研究，就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节目的录制过程很顺利，2014年春节前即完成了12集的录制。2015年5月26日播出，社会反响很好。不久，与此节目配套的《大唐贵妃》一书也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最近几年，不少海内外媒体向我采访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我都欣然接受，觉得这样可以向社会大众传播中国历史文化。也有许多高等院校、培训机构、社会团体及中等学校让我作公益报告，我也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因为这也是在普及历史文化。我讲得比较多的专题是《西安的历史与文化》《周秦汉唐文化的特点》《唐代文化的魅力》《丝绸之路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国学智慧与个人成长》《唐太宗的领导艺术》和《武则天的是非功过》等等。在讲述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民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和对文史知识的渴望。史学工作者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做一些历史普及的工作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黄彦震：历史学承担着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新时代呼唤优秀的历史教师投身到历史教育事业中去。您作为陕西省教学名师，主持中国古代史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国古代史”和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灿烂的唐代文化”，请您谈谈历史教师的培养问题。

王双怀：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的重镇。高校教师从事科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其首要任务是搞好教学工作。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偏差，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比较严重。受评价机制的影响，不少教师在本科教学方面投入很少，从而影响了本科生的教育质量。对此，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都不满意。“本科不牢，地动山摇”，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家大声疾呼。好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加强本科教育的改革措施。当然，要真正扭转这种轻视教学的现象绝非易事，必须努力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在高等院校中，师范大学肩负着培养教师的重任，因而教学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师范院校的教师在本科教学方面舍不得投入精力，就很难培养出优秀的人民教师。如果我们培养的教师不合格，他们走上社会之后同样会误人子弟。所以在师范大学当老师，一定要把培养学生放在心上，自己的事，且放缓。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工作，承担了较多的课程和指导学生的任务。无论科研任务多重，我都把教学工作放在前头。为了成为优秀的人民教师，我把“正高精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所谓“正”，就是具有正确的思想，师德高尚，为人师表。所谓“高”是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知识渊博，思维敏锐。所谓“精”是指具有精湛的教学艺术，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所谓“勤”则是指具有勤奋的作风，兢兢业业，乐于奉献。

我是从1988年开始在陕西师范大学教书的，主讲课程是“中国古代史”。1989年，我参与了《中国古代史新编》教材的撰写工作。1992年，开始对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还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唐代社会史”和“中学历史教材教法”等课程，带领学生到中学进行教育实习，或考察周秦汉唐时期的文化遗存。2000年，我开始指导研究生，给硕士生和博士生主讲“隋唐文化史”“隋唐考古”和“唐代历史地理”等课程。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我不仅在教学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而且关注新的教育理念，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我曾尝试将启发式教学和探究式教学方法引入到教学实践当中，收到良好的效果。后来我主持完成的基础教育历史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项目获得了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04年，我主持建成了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史”；2008年，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史”；2014年，又将这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建成了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此外，还建成了国家级视频公开课“灿烂的唐代文化”，与之配套的精品教材正在编写当中。

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三十年来，我在教育方面付出了许多心血，也从教学中得到了一些喜悦。我究竟给多少本科生上过课，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些学生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公务员，但大部分都成了中学历史教学的骨干。我指导的140多名研究生也都顺利毕业，不少人已成为优秀教师。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曾多次被评为历史文化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还被评为“陕西师范大学教学标兵”“陕西省教学名师”，荣获“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我并不看重这些荣誉，但我珍视教书育人的经历。我知道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所以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飞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昨日之新，今日已旧，新理新事，层出不穷。新时代呼唤优秀的历史教师投身到历史教育事业中去。在这种新环境下，师范院校历史专业的教师该怎么做？我想应当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多下功夫，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