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天衡

齐白石“百梅楼”巨印

20世纪90年代中，和臻学弟携来此白石款的巨印“百梅楼”，知为凌植之物。称藏者请几位篆刻家看过，均视为赝品，我端倪再三，断为齐大真刻。之所以别于小印的单刀猛冲，偶现背向稍加复刀，故霸悍中多了些蕴蓄；又此为青田石中性之较嫩者，故石质之有别，也必影响到用刀线条的呈现，这跟好车在高速路上运行和在石子路上颠簸是一个缘故。此理不可不知也。

藏印者不知其为妙物，似作为热锅之垫具，既久，故一侧有灼黑之痕。旋由藏者处易得，价4800元。后查旧谱则搜见当初配对的另一印“隐峰居士”，与百梅楼印皆为凌氏之斋号也。凌氏在民国初期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好画梅，然不若同时之高时显，高氏“画到梅花不让人”的自用印，画不见得高明，但那印文却蛮有豪气。

陈佩秋《蕉阴小憩图》

1986年在广州集雅斋，见到陈佩秋老师的一张《蕉阴小憩图》。蕉叶大写意而水禽作工笔，的是真且精的佳作，为之双眸生光。时价1500元，惜署款而未钤印，购归沪上，示陈先生，知为借学生临摹，故未钤印，却被卖出。后我刻一印钤于画，印则径直呈送陈先生矣。

我素好佩秋先生画作，出入宋人，气局宏大，格古韵新。记得1987年前后，要在国内取消海外人士使用之“外汇券”。闻讯，我即以所存之2600元，在上海文物商店选购了陈先生的佳作6件。经理薛老说：“侬还要买？老先生都会送侬的。”我说：“都早恢复稿费，哪有索画之理。”事实上，以前及当时见书画家面，尤其在画展开幕时，说声“唉，你还欠我一张画”的“讨债”声常常此起彼伏，张口伸手索要书画也还是常事。今则君子自爱，“讨债风”基本平息了。

钱瘦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印

这是钱瘦铁先生以小篆所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一直认为用小篆文字刻白文是吃力不讨好的。小篆的圆畅，留下许多像剪纸残留的有棱角而突兀的红块，易造成章法的涣散。事实上，五百年篆刻流派史上，以小篆白文入印而堪称道者，也就邓石如和他人的个别印。然而，钱氏却知难行难，表现不凡，红白相参，意外妥帖。我私以为他是胆气充盈，运刀醇而厚，又巧运汉铸印自在的并笔，让原先线条间机械的“线”化为“点”，从而统一了字与空间的协调性。这也算得是他在“计白当黑”上的一种创造。

印人用刀，如乒乓国手，有法无法，因人而异，个中自有道存焉。考察皖浙吴赵诸家，深刻不若浅运，易得朴厚，然也有不学而天纵其才者，深刻而得朴茂浑脱之致，当代老辈印人唯钱厓得之。考其原因，乃其腕力过人而得跌宕之趣使然。

清查升铭平板大西洞砚

有人问这砚板，不开塘子怎能磨墨？其实，上古时代的砚大都是平板砚，当时纸张还没有发明，字是写在削薄长条的竹木简牍上，字也不大，材质也少吸墨，一个狭长约十来厘米的平板砚，滴点水，加点墨丸，用研磨石研磨一番，就足够使用了。当然后世宽大的平板砚，也有磨墨锭写小字的，但一般都是因砚的品质珍稀，纯供欣赏，追求的是不施一刀，尽显风流。

这方端州大西洞平板砚，若将其置于水中静观，则可见到漫布着针点般的青花，此即古人盛誉的“蚁脚青花”，是水坑中的极品。砚背有铭，为康熙时名士查升雅驯的楷书三行。考这年正是他荣登进士，也许是为了犒赏自己而花重金所得。

此大砚我得于愚园路上的一旧货铺，时在1990年，价仅900元。看来缺乏专业知识，也只能听任别人捡漏了。

清吴昌硕《观世音菩萨像》

吴昌硕先生诗书画印，四绝一通，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他一生传世作品甚多，明的暗的，我粗略估算可近万件。其中画件似占五分之一。在他的画作里花卉最多，山水次之，而以走兽和人物为罕见。人物中我所得见之《观世音菩萨像》原作仅两件，此其一也。缶翁79岁作，寓去病祈福之意，作以自存，而非外来订件。

多年来，我曾对人物画家的开相作过些分析，除个别画人外，笔下人物都无意间近似自我的写真，读此图，当知我言之不谬。或疑为王一亭代笔，然画者最不易摹者，笔也。一根线条定乾坤，若稚柳师、邦达先生，鉴古画，无需见名款，画轴露出一草一木一枝干，即可报出作者。缘于一根线条里，蕴藏着每个书画家千差万别的排他讯息。由此，也足见“笔墨等于零”一说之不经。事实上悠悠万事，除却做算术题之一减一等于零，世间何来等于“零”之事？若此画，缶翁线条拙重涩，一亭线条巧俊畅，线质迥异，解人当可分辨之。

清胡允中雕犀牛角杯

犀牛角杯是以珍稀的犀牛角制作的杯子，贵胄用以饮酒，的有药效。早期多素工，日本尚存有唐杯。至明代则赋以精妙的雕艺，为世所宝。此为名雕刻家胡允仲(中）所制，仿上古青铜觚型，饰以数匹夔龙盘旋一凤，构思别致，典雅高古而又灵动大气，纯胡氏典型风格。底有款、印。款以钟鼎文刻出，其中多有清初人臆造的《六书通》之字参入，考之经月，文为“甲申春日仿古汉爵，为约生先生识于泊云阁中”。 印文为“胡允仲”，据我考证，胡允仲与同时之名雕家胡星岳实为一人。又，从用字及印风及文字的遣句风格，可断为康熙时人，有定为乾隆者，非。出让此觚者，告我故事称乃曾国藩家物，无据，不足为信也。

唐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拓本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德艺双馨的大书法家。我窃以为，千载下，他和昏君宋徽宗赵佶的楷书，是从用笔、结体乃至气格，都是最具个性和典范性的孤例，然颜书雄崛如松，赵字劲峭若兰，各具极鲜活的特质。在传世的颜字里，《大唐中兴颂》是字写得最大也最具壮伟正大气象的一篇。原石在湖南郴州，而宋时之翻刻则在四川之剑阁。吾尝摩挲竟日。

此拓本为明王铎收藏并署签。1981年夏，慰祖仁弟携来，称其友询价上海古籍书店，出价50元。我请慰祖传话，给100元可否？就此没了下文。翌年冬，我自扶桑文化交流返沪，慰祖臂夹布包来舍，我谓何物，称是我去年想要的东西。打开，即去年所见拓本，喜甚。慰祖笑告：“去年他不卖，也许是兜售许久，没有人肯出到100元，又找到我，我说，现在只能给你90元了，彼则爽然应允。”呜呼，年余相思，立时消解，妙迹炫目，墨香沁脾，百元不卖，九十成交。可谓潮落潮起，墨缘非浅。诚然，慰祖弟之功不可不记也。

清吴兰修铭赠阮元砚

说端砚里的水岩大西洞为皇坑，这“皇”字是有威势的。若干年奉旨方可进坑洞凿石，11月枯水季节进洞，到来年的3月水位上涨歇工。史载，前后4个月，艰辛的手工凿石三万斤，看来颇见分量，而真正能制作成符合进贡的砚仅40方，余下的多是小料和石屑。以重量记，边角料占到百分之九十九，足见大料难得。试看端州一把手长官送给他老师阮元的这方砚，虽属大西洞，也仅巴掌般大。有一鸜鹆眼，圈五层，人称活眼。

此砚两侧有吴兰修的篆、行书铭题。篆文为“著书不可无此眼，传家不可无此砚”。另一侧行书为“道光十四年得端州水岩砚，寄云台师相，吴兰修铭并记”。此中两点颇可咀嚼：一、主管端州的大员，送给京城大官的，只是方不算起眼的小砚；二、当桩大事跟官至相位的老师说，此砚可传家。以古鉴今，是能嚼出点滋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