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贵颂

自从《阿Q正传》问世之后，关于国民性的讨论就没有间断过。鲁迅先生最痛恨的国民性究竟是什么？普遍的看法，是“精神胜利法”。主要表现在：欺软怕硬，妄自尊大，自轻自贱，麻木健忘等等。通过夸耀虚无缥缈的过去盛况，来逃避残酷悲催的现实困境，再用海市蜃楼般的未来蓝图，摆脱艰难窘迫的眼前景象，以健忘与淡化这两件法宝，将屈辱抛到九霄云外，从而在心态上确保永胜。这也就是“阿Q精神”。

但如果细读《阿Q正传》，会发现，一个精神胜利法，根本不能概括让人痛恨的国民性的特点，“阿Q精神”也不单单是精神胜利法所能容纳、概括得了的。

学者丁辉先生说：“鲁迅先生最痛恨的国民性还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卑怯。”而笔者认为，除了卑怯之外，还应加上鄙视。无论何人，都有一种卑怯的心理;无论何人，又都有一种鄙视他人的理由。

先说卑怯。

卑怯，处处可见。出身卑怯，地位卑怯，职务卑怯，学历卑怯，水平卑怯，生活卑怯……凡是可以比较的事情，都有可能自我衡估出卑怯于他人之处。

以此看阿Q。他很穷，不识字，“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因此处处感到卑怯。

他可能本来真姓赵（阿Q不识字，自然不会写那个赵字，只是一个发音罢了），但赵太爷却不允许。有一次，趁着喝了两碗黄酒的机会，阿Q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不想却被赵太爷满脸溅朱地一顿呵斥：“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又“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阿Q从此不敢跟着赵太爷姓赵了。因为头皮上有几处癞疮疤，于是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來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他想革命，但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也把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到了这个份上，他还惦记着怕被“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就连捉虱子，都想比别人多捉几个。直到临死之时，因为不认得字，先自感到惶恐而且惭愧。被破例以画圆代替签名时，又生怕授人笑柄，便努力要画得圆一些。所有这些，不都是因为卑怯所致么？

揆诸现实——

以出身论：解放前是有钱人的天下，谁穷谁卑怯，越穷越卑怯。解放后，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了，凡“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的，便是出身雇农本质好，上学、提干，都优先排队，予以照顾。地富反坏开始倒霉遭殃，沦为改造对象，处处卑怯，连其子女说个媳妇，都困难重重。以学历论：过去只要听说谁家出了个大学生，那是很光彩的大事。反之，在校学习不好，小学毕业就回家种地，那感觉就有点低人一等。以地位论：平头百姓看到一个当官的，不管真假生熟，先自肃然起敬起来。当官的也不知趣（或者说很知趣），照相理直气壮地站在中央，吃饭心安理得地坐上首席。想想旧时代，官方硬性规定，官老爷如出行，“小民闻当去”，要“回避”“肃静”，真是多此一举。估计即使没有这样的规定，老百姓也会乖乖地自觉靠边稍息。

那么，当了大官就不卑怯了？不是的。皇帝老儿最大了吧？照样卑怯。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给地主放过牛，讨过饭，后来穷得当了和尚。再后来，老朱参加了起义军，革命成功后，坐上龙椅，成了明太祖。这些光辉履历，本来可作为资本予以炫耀的，但老朱却觉得很卑怯，不愿意人家扯起这些事情。以至于避秃怕光，讳贼忌盗。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写了一篇贺表，说朱元璋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可是老朱一看到“光”字，就认定徐一夔是讽刺自己做过和尚，而“作则”无疑是“作贼”。不由分说，立刻推出去斩了。

这一切，都透出了一种卑怯，一种深入到基因里、深化进骨子里的卑怯。

再说鄙视。

还是先看阿Q。“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而其依据只一条，“先前阔”，而且“阔多了”。又因为人家表扬他见识高，而且“真能做”，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如此一来，阿Q便变得趾高气扬。不但认为真的先前阔过，而且估计“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虽然连个老婆也没有。又因为“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他很鄙薄城里人。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定义为“长凳”（阿Q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阿Q便认为是错的，很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人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人却加切细的葱丝，阿Q也认为没道理，很可笑。然而反过来，他又认为未庄人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这真是双面鄙视，世界上只有阿Q一个人掌握了真理。

还有，阿Q与别人相处时，凡认为不如自己的，便鄙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若是遇上小尼姑那样毫无还手和还口之力的，阿Q则不惟动口，甚且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

回到现实，可以看到，某些国人极其喜欢鄙视别人。哪怕有一点点本事、一点点地位、一点点学问，只要有了机会，有了场合，都会亮出来，作为鄙视他人的话题或理由。正如鲁迅曾经写道：“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很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华盖集·杂感》）

官场自不必说，“官升脾气长”已经是经典配方，简直可以作为成语来使用了。原本挺和气的一个人，一旦当了官，立马变得颐指气使，牛皮哄哄。而且有些人官职越大脾气越大，下属唯有敬若神明。据说武汉钢铁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崎琳，未升官前，特别谦恭谨慎，个性温和，低调隐忍，从未发过脾气。对上级毕恭毕敬，对下属客气和善。可是当上“一把手”后，邓崎琳当初的谦逊低调、温文尔雅马上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嚣张跋扈，一手遮天，没有他瞧得起的下级和群众，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成为武钢的“一言堂主”。对下属动辄呵斥，爆粗口，甚至在办公室对一名处级干部拳脚相加。

老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可无论学哪一行，都得有师父先教你。而这里面差池就大了。再聪明的徒弟，开始也要受师父的小瞧。让你先点烟倒茶伺候他，让你先干重活累活，然后再吐丝一般，慢慢地将本事授给你。比如那个“程门立雪”的感人故事：有一冬日下午，弟子杨时与游酢去拜访大学者程颐，适逢程颐坐在炉旁打坐养神。“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我读到这里时，总在怀疑，这个程颐是在故意拿架子。其实他老人家早就发现两个学生来了，但却视而不见。你叫醒一个睡觉的人容易，但要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难了。这样难为学生，其实就是一种鄙视，有必要吗？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又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卑怯的不能永远卑怯，鄙视的不会永远鄙视。那么，什么时候卑怯，什么时候鄙视呢？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在狼面前表现为羊，在羊面前表现为狼。诸君不妨留神观察一下，在您的周围，许多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遵守着这“狼羊定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