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才文

写作品是件挺不易的事，阅读他人的作品甚至更难。阅读是与写者主观意志的对话，直接晾晒读者的涵养。

我读高中时，学校安排我们口诛笔伐，批判王愿坚的小说《粮食》。大家拿到蜡纸印出的作品，没怎么读，就义愤填膺了，“山上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仅凭此话，无疑是反动作品，在革命者面前有难事吗？真实的岁月艰难与想当然的浪漫革命相碰击着。既不明历史，又读不懂作品，凭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说法，便诠释了作品的全部。于是乎，自以为是的小屁孩们，争先恐后出击，随心所欲地满嘴跑火车。我们批《燕山夜话》，批《三家巷》，批《青春之歌》，批《红旗谱》《播火记》……虽曾未读原著，硬着脑壳人云亦云的犯浑，依然倍感责无旁贷。连简谱都不懂，我们还批判“无标题音乐”。全然搬起石头打天！

阅读这事，来不得半点虚伪，骗自己易，很难骗过明眼人。若连作品都没读过，凑群胡批，群体判断性失衡，是其必然。读书明事理，这可能是阅读的初衷。读而不乱语，即其中至理。有感而发与无感硬发截然相左，而无感乱发是阅读的奇葩。

孔子读《周易》读出了“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十翼”为《周易》插上翅膀，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也有人将其摆弄的深不可测，用于算命绕人。赵佶有《宋徽宗御制道德经解》。《道德经》以哲学意义论及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赵佶若果真读懂了，也不会玩石头败国。孔子对《诗经》以“兴、观、群、怨”高度概括，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圣人之举，效仿之，当是阅读者的追求。

后之来者读孔孟，有的感悟“仁、义、礼、智、信”的德尚，有的诅咒其腐朽，都属正常。礼教是孔孟先圣立论的本义，作为读者，接受了呢，依照本义去做人处世，对人对己绝不是坏事。若觉难以接受其腐朽，只须做到自己远离腐朽，岂不明智？阅读的最高境界，应当是读出理智。理智了，犯浑的几率会降低很多。倘若大骂“腐朽”之坏，又极力浸润腐朽，还大行腐朽之道，那就读出了矛盾。这种现象虽然是一种存在，但并非在理。

鲁迅的杂文以犀利著称，其说理性是看家功夫。有“横眉冷对千夫指”，还得有“俯首甘为孺子牛”，才是全景的鲁迅。若一提鲁迅仅倡其“骂”，不免丢了鲁迅的内涵。每个操作文字的人都可能骂几句，但骂绝成不了作品的主流，骂是诸多表达形式的一种。梁实秋是鲁迅骂过的人，梁君骂功逊色，但其作品也不乏深刻者。其写行贿者“送礼”的嘴脸，同样是入木三分。文章的可读性，在于多样性，个体之间的异同，都是一家之言，并非权力之音，一锤即定。容得他人开口，不失为风范之举。

曾国藩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幼童式求知提问，人类童年设定的二难思维陷阱，考验着读者心智。站在被剿滅者的角度说，曾国藩绝对是个坏人，“曾剃头”的外号，界定了他心狠手辣的一面。换位到朝廷的立场上说，国之栋梁，干实事，少野心。所以，欲用简单的好坏二字，厘清复杂的客观现实，连圣人都难做到。若这般界定某文章、某作品，或某作者亦然。大声说我不喜欢是直率，摸着脑壳枉论好与坏，那是冲动，冲动是魔怔。作品好与坏的结论，需要静心阅读，还须时间的沉淀。沉淀令人有重量。

张若虚的落月摇情，苏轼的在乎山水之间的矜持，王勃的落霞情豪，何者高低？柔情的好张，畅达者好苏，豪气者好王，完全是各异的主观，是读者选择性接受的结果。但也有共同之好，即取向作品的美感，或美或真或善，便直乎众，这应是共鸣的张力。王小波的小说中，少不了“小和尚”空前的张扬，笑笑生的《金瓶梅》多有西门庆的生殖器任性，前者是《黄金时代》被槌阉的挣扎，后者则是作孽者的自我垂死。若统说王二与西门庆是一路货色，武断了，那不是读书了，而是赌气，更不是鲁迅。若只为赌气，飚出“正能量”说事，硬要灭王二与西门庆，则一厢情愿。《金瓶梅》被禁了一朝又一朝，因文学规律的合理性坚挺，仍是禁而不绝。好在王二的“小和尚”遇到了宽松时代，未被槌阉。某个人或某群人的好恶，难以左右文化发展规律的合理性，深沉阅读乃通途。嬴政焚书坑儒，可谓决心之大，若何？该传世的书照样传世，心心相通，口口传承，万世难绝。作品乃心血之作，阅读得花心血，才有商榷的对接契机。

成为好的读者不易，眼界得比写者阔，心要得比写者大。否则难以容忍特立独行的作品，“骈死于槽枥之间”即成现实的残酷。纪晓岚学富五车，读书的量，多乎哉。其传世作品《阅微草堂笔记》说不上宏大，但读来意味深长。就其编书阅人的量，张扬一把不为过。却少见其贬东损北，书读多了，读透了，释然了。戏说影视剧中纪晓岚的嘴碎情节，未必是真。蒲松龄也是一个读书万卷的人，其除了专心著《聊斋》，难有贬损同行之举。可以肯定，如纪晓岚如蒲松龄们，都不是坏读者，便成就了他们是高超的大手笔。鲁迅读小说，读出了《小说史略》，其写小说也写出了诸多传世佳作，少见其将他人作品贬的分文不值。鲁迅当然是不可多得的伟大读者。

我在服役时，悄然读《牛虻》，被同屋人瞄上，仅凭封面二字汇报给组织。振振有词，《牛虻》即“流氓”，《牛虻》即坏书，读此书者即想做“流氓”。接受举报者多为文字脱盲水平，不可能读作品以鉴别，举报者为自己进步评优加分，理由正当。因为进步评优有指标限制，你退他才能进。利益之争，无所谓作品的好坏，能当砖头使，击晕对手，即是利器。不以书为利器之人，是为君子之读，不失为善读者。

抛开时间地点先入为主，燎他人的作品，绝对是个不想负社会之责的读者。术有专攻，书有偏好，你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我不喜欢某人的作品，但慎声嘶力竭贬损别的作品与人品。动不动扣顶倾国的帽子，将不同嗜好上升为政见之争，则扭曲了艺术欣赏的本义，文章何时倾社稷？作品的优劣，留给阅读，交与时间最真实。时间会给我们改正张狂的机会。未读作品即言好坏之风，古来有之，今之盛行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