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行焱 庄秋菊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把写信作为其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由谢觉哉的儿子谢飞编选、2015年出版的《谢觉哉家书》收集了谢觉哉97封家信和18封写给基层干部及朋友的信。透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体会到谢觉哉不畏艰难、顽强乐观的革命精神，感受到他对家人的深深爱意、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和无微不至的关心。笔者以《谢觉哉家书》为主要材料，并结合《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等其他一些材料，来考察谢觉哉的家风家教。

一、以“红”为魂，重视思想理论教育

谢觉哉在其革命生涯中，一直坚持学习、宣传进步思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报》时，就利用报纸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宣传新民学会革命主张。该报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军阀罪行的同时，注意报道苏俄和东欧各国的革命运动，宣传国内各地的工人运动，还批驳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反对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影响下，谢觉哉更多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例如，1921年5月至1922年8月，他广泛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潮》《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和多种介绍俄国革命的进步书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改造自己的思想。1925年，他由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p35-36至此，谢觉哉终于走完从晚清秀才到共产党员之间的全部路程，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开启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光辉历程。

谢觉哉对青年寄予很高期望，要他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更要好好学习政治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认为，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思想，“态度与思想，一件事的两面。态度常是思想的表现，思想，尤其是思想方法进步了，态度也就随之会变”[2]p883。20世纪20年代，谢觉哉在宁乡县云山学校做教师时，就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他说：“我教书，对于学生思想上的领导是主要的，或者说是重要的。”[1]p17-18针对当时的国家现状，他广泛向学生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谢觉哉对自己的子女、孙辈也是这样要求的。在1948年5月致谢放、吴爱春的信中，谢觉哉为小儿子谢放“正在武装思想”感到很高兴，同时要求他“要心虚、好想，要常和小资习气作战，尤其要學会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3]p51。儿子谢列要去朝鲜学习，谢觉哉作诗送他，要求他“锻炼身和脑，研求红又专”[4]p142。谢觉哉又要求在宁乡做老师的二儿子谢子谷“在校要看看报纸，研究下革命道理”[3]p58。在1950年8月的信中，谢觉哉要求何敦秀和家乡的儿女学习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你们是革命家属，也要学习这个文件，坚决拥护这文件，帮助人民执行才是道理”，“要处处为社会谋利益，为地方谋利益”，不要做社会的寄生虫。[3]p67他特别注意教育子女“潜心马列分真伪，觌面工农尽有师”[4]p148，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拜访工人、农民，向他们学习。

除对子女进行思想教育，谢觉哉还要求他们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在儿子谢飘19岁生日时，谢觉哉写了一首诗，要求儿子“读的共产书，做的共产事”[3]p193-195。看见好几个儿女都想入党，他写信表示很高兴，但要求他们端正入党动机。谢觉哉在信中说：“入党不只是组织上批准你入党，而是要你自己总想行动像个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人。”[3]p211-212他要求子女“锻炼身体，锻炼思想，锻炼学业”，敢于吃苦，和苦作斗争，教育子女要谦虚谨慎，与人说话要注意方式方法。[3]p206、236、237谢觉哉告诉孩子们，吃、住、穿的好与坏都是比较出来的，要求子女吃穿用不能超过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便花钱。[1]p259他教育子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把难做的事给自己，易做的事给人家。要照顾别人困难，宁肯自己省些”[3]p253-254。

谢觉哉要求后辈有终身学习的理念。侄女婿吴岂凡是教师，谢觉哉很高兴他一直坚持学习，信中对吴岂凡说：“你既教书，应不放弃有关教书的学习，你也没有放弃（如参加暑期讲习）。你感到不满足，是应该的。”[3]p93谢觉哉自己就是终身学习的模范。1963年5月，79岁的谢觉哉中风住院，患病期间他也没有放弃学习，他觉得年纪大了，更应该坚持读书。[1]p288谢觉哉81岁的时候，董必武写诗称他：“病鹤倚巢思展翅，老骥伏枥想追风。”[1]p289

二、以“廉”为基，锻造廉洁家风

所谓家风，即一个家庭的风气，是家庭代代相传的道德风尚、生活作风、价值准则。谢觉哉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村家庭，家中有50亩水田。虽有土地出租，但谢觉哉的父亲谢恢前痛恨豪强，对租户收租较轻，对外来乞讨者“尽其施舍”。他的母亲非常善良，勤俭持家，且经常教育儿子要善良、要学会做事。[1]p2尽管青年时期谢觉哉就离开了家乡，却把这种优良家风带到延安、带到北京。

谢觉哉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生活上从不讲排场。他说，“节约可以使人身体健康”，“可以锻炼人的意志”[5]p69-70。在家人说给他庆祝生日时，他写信道，“生日我们是不做的，不应做也做不起”[3]p53。他说：“我在这当部长（谢觉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内务部部长——引者注），不是官，公家只管穿、吃、住，小孩给津贴，上学不要钱;孩子的母亲，也得自己做工作。”[3]p56宁乡老家的儿女想“搭便车”去北京看他，他不让，告诉儿女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他说自己是个“焦官”（湖南方言，指不赚钱的官），“‘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能多做事即心安”[3]p69-70。到北京后，谢觉哉想用竹簟子，但在北京买不到，于是就叫儿子谢廉伯请篾匠做好，与床一起寄到北京，并把相关费用寄给谢廉伯。谢觉哉就是这样一个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不占别人哪怕是儿子便宜的“焦官”。

谢觉哉一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甘做人民的公仆。[6]他极力反对“打招呼”“走后门”，从不帮亲友在找工作、考录学校等事情上说情、“打招呼”。儿子谢子谷在宁乡当校长遇到困难，请他给当地领导打电话，他没有照办，并写信批评谢子谷。女婿、妹夫去北京找他帮忙谋个工作，但都“碰了钉子”，为此他写信批评儿子不阻止他们去北京。后辈谢谷为考录学校一事，想请他“介绍”（即“打招呼”）。他告诉谢谷不能随便介绍，要谢谷自己认真应考。类似找工作、调动工作、考试升学找谢觉哉打招呼说情的，他一概拒之门外。

严格管好自己的亲属，不允许搞特殊化，是谢觉哉一贯的思想和作风。在延安时，孩子到机关小灶食堂玩，食堂管理员想留孩子吃小灶，谢觉哉坚决不同意，并吩咐孩子以后少去小灶食堂。到北京后，见谢觉哉当了“大官”，家乡的亲友都想得到他的提携和接济。对此，他不但不答应，反而写信严厉批评，要他们积极从事生产，不能“只是叫苦、困难，要帮助”。对于小孩，你们不能“全想放出去，依靠人”。他看到老家的子女“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就在信中批评他们说，“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3]p79。谢觉哉要求他们，除了因老、小、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其他人都要参加劳动，要向政府交出生产计划，汇报生产情况。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有一次，他发现儿女用了他的车，严厉批评他们，并立即叫家人付车费，还在党组织生活会上就此事作自我批评。但是，对于家属后辈违反国家政策的问题，谢觉哉则是一定要他们按规定接受组织处理，绝不放过。1962年，农村乱砍滥伐树木现象非常严重。儿媳何关淑、孙子谢金圃和孙媳曾文义见别人把自家附近山上的树都砍光了，也赌气砍了几棵，但公社没有按乱砍滥伐处理他们。谢觉哉知道后，立即给当地公社写信，要求公社一定要按乱砍滥伐处理，该没收要没收，该罚款要罚款，“并要他们在社员代表会上、社员大会上检讨，不止检讨一次，还要检讨无数次，一直检讨到他们栽的树长到一两丈高，群众不要他们检讨时，才不检讨”。在谢觉哉的严格要求下，儿媳、孙子和孙媳都接受了处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1]p257-258

夫妻相互包容、相敬如宾，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相互学习。谢觉哉在给夫人王定国的信中，称呼多写“定国”，有时也写“定国同志”，而王定国在信中则称谢觉哉为“谢老”。可见，谢觉哉对夫人的尊重和王定国对谢觉哉的敬重，夫妻之间情深意浓、相敬如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过长征的王定国不识字，是个文盲。谢觉哉知道后，担负起教夫人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的任务。在谢觉哉的教导下，王定国不但能识字，还能写信、作诗。他耐心地用红笔批阅王定国的来信，指出其中的错误，并提出改正意见。王定国50岁生日时，谢觉哉作诗《寿定国同志五十周岁》：“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几经桑海人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彩舞在庭前。”[3]p260诗中反映出他对夫人的欣赏、爱护之情，对夫人饱经风霜依然身体健康的欣慰，以及对夫人辛勤劳作、生儿育女的感激，处处体现出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同时，谢觉哉还要求子女之间要经常通信，交流学习、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情况，这可使他们互相学习，尤其是可以练习语文，但“写的时候要注意词句的通顺，字句的美丽，不允许潦草和有不通顺的句子和错别字”。

三、以“严”为本，贴合细致关心

谢觉哉自己接受的家教非常严格。4岁时，父亲就请塾师来家给他启蒙，8岁时到私塾小金陀馆求学，21岁考中清朝最后一科秀才。虽然小时候的谢觉哉是家庭的希望和象征，但母亲对他从不溺爱，而是要求他學会劳动、自力更生。谢觉哉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严格要求与细致关心相结合的家庭教育传统。

谢觉哉在生活上对子女和孙辈严格要求，教育他们热爱劳动，积极从事生产，自食其力。他对孩子从不溺爱，要求他们从小就参加劳动，在农村的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在城里的也要做家务。他于1944年1月2日在延安曾给夫人何敦秀写信，叫她要让十多岁的孙辈学习农业生产劳动，“耕田、挖土、拾粪、喂猪、扫地，样样都干”。他还说，希望有一天回家时“不愿看见一群文绉绉的孩子，而愿看见‘挑得起放的落粗手粗脚的”孩子。他认为“这才是家庭好气象，也是地方的好气象”[3]p33-34。他教育子女无论有没有读书，都要积极从事生产劳动，认为读书、学文化为的是更好地从事劳动生产。“鼓励中小学毕业没有升学的学生从事农业劳动……要打破他们读了书就不想‘作田的传统习气。”“如果读了书，就不劳动，那社会会成什么样子？教育对人民有什么好处？”谢觉哉在1957年给儿子谢廉伯的一封信中说，据做老师的谢子谷反映，学生对生产劳动的抵触情绪很大，教师也感到无法理直气壮地说服学生。对此，他怀疑“抵触情绪”的根源在于老师，并且提出“教育人的人须先受教育”，教师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3]p131、145

谢觉哉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和细致关心还体现在要求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上。他反复强调，写文章、写信要文字通顺、要写好字，写东西时不写错别字，正确使用标点符号，要向广大劳动人民学习，要看报读书。他说，写文章写信，字迹要分明，人家才看得清;字要写得美，人家才会喜欢看。“如果人家看起来费力，自然就会忽视写的里面的意义了。”[3]p224在1962年写给儿女的一封信中，谢觉哉再次谈到写字问题。他说：“字要写得清楚，容易看。不要使人猜，甚至还猜不出，那是很坏的习气。”“碰一回钉子能学一回乖，这是绝大聪明人的事。碰两回钉子能学一回乖，还很不错。许多人则是碰了又碰，偶尔走通了也是碰的。”[2]p1039吃一堑，长一智。谢飘写字没有进步，谢觉哉在信中批评他说，去年就对你说了字要写清楚、要写大一点，但你还是没有改正。对于后辈来信中的错别字，谢觉哉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例如，他曾指出谢瑗写给他的秘书林准的信，其中“我到这里已两个多了”少写了个“月”字，且把“临潼”误写“临通”;指出谢飘信中的“与心无愧”当改为“问心无愧”或“于心无愧”，“政治是政人的事”中的“政人”应是“众人”，并指出信没有结尾。叫他们一定要克服这样粗心的毛病，“应该逐渐做到说话写文章都没有字、句错误”[3]p228。看见做小学教师的孙子谢金圃的信有错别字，句子也有不通顺之处，谢觉哉予以指出，并告诉他，要教导学生，首先应该自己的“语文通顺，不写错别字”，“不然就会误人子弟”。他教导子女，不管写什么，都要想想有没有写通、人家看不看得懂，如果有问题就要修改。谢觉哉还教育他们要认真读书看报，在了解书报内容的同时还要学习其写作方法。

在子女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方面，也体现出谢觉哉的严格要求和细致关心。他要求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爱惜学习和生活用品，“应该很好地爱护书本、图画、报纸和杂志。假如谁不爱护，就要批评他，帮助他改正”。谢觉哉要求孩子们看书的时候不要把书的封面、纸张弄皱，不可上了中学就丢了小学的书，上了高年级就丢了低年级的书，还以司马光爱惜书籍的故事教育孩子。他在信中叫子女要清理、保存好自己的东西，包括自己要用的衣服和书籍等。“衣服包括鞋子、袜子、盖被、褥子等，脏了要洗，坏了要补，要爱惜，收藏得好，不使它坏。”书籍也要保护好，可以让几代人讀。谢觉哉说，他小时候读的书，很多都是他父亲读过的。“以后不再乱丢东西，要好好收起。你们都有桌子、抽屉或小箱子可以收。看了别人的东西不可乱拿，要放回原处，不要使别人难找。”他对子女的教育可谓细致入微，要求孩子们主动做事，并且有始有终。“做事，不只是人家要我做才做，而是人家没要我做也争着去做。这样，才做得有趣味，也就会有收获。”谢觉哉以养女桂芳（后改名谢瑗）种蓖麻子只种不管理、不收获为例，说明这种种下了就觉得“事不关己”的态度要不得，要他们以此为戒，在学习和工作中都要自己负责，要检查，记住把发生的错误作为下次的教训，“不要再重复去种蓖麻子的笑话”[3]p217-219。

家风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家教也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7]。家风家教跟孩子成长的关系，好似鱼和水的关系，好水才能养好鱼，好的家风家教才能培养出思想健康、品行良好的孩子。在良好家风家教的熏陶和引导下，谢觉哉家庭始终保持革命本色，这对当下干部群众树立良好家风、做好子女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谢觉哉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谢觉哉日记（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谢觉哉家书[M].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

[4]谢老诗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5]谢觉哉.工作与学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6]王兵.谢觉哉家书中的家教与家风[J].党史博览，2017（4）.

[7]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16.

[作者简介]谢行焱，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思想政治教育;庄秋菊，女，历史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革命动员视角下中共婚姻政策研究（1927—1949）”（编号：19YJC770070）;江西财经大学党建研究一般项目“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现状与对策研究”。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