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强 罗军生

1985年4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邓小平对他说：“你是1973年秋来中国的，我那年2月从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干部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待了几年。”

在邓小平简短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他革命生涯中一段沉重的历史：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经历了他一生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三落三起”中的“第二落”和“第二起”。

1969年10月14日，鉴于中苏两国的紧张局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紧急疏散的通知，要求在10月20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也在疏散之列，疏散地点是江西。

10月22日，邓小平携同夫人卓琳及继母夏伯根乘专机飞抵南昌。26日，他们被安排到南昌市郊新建县（今新建区）望城岗的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今陆军步兵学院）一座原步校校长居住过的单门独院二层小楼（又称“将军楼”）居住。11月9日，邓小平到与“将军楼”隔墙相望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开始了近三年的监管劳动生活。

起先，邓小平被分配在工厂的修理车间，主要从事零部件的修理工作，后来被安排做劳动量较小的钳工。这是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干过的老本行，没想到几十年后又派上了用场。他由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改行”为一位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老钳工。重操旧业，他干得仍然是那么认真、那么熟练。卓琳则被分配做拆洗线圈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们怀着好奇心理观察他们。时间一久，他们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工人们。在共同的劳动、工作中，工人们与邓小平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工人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关心和爱护。邓小平夫妇每天到工厂劳动，从“将军楼”走到工厂要绕一个大弯，需几十分钟，路上费时又不太安全。为方便邓小平夫妇出入，工人们自发地在对着“将军楼”的土院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整修出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经两位老人日复一日地行走，踩出了一条1.5公里长的坚实小路。后来，人们称之为“小平小道”。

邓小平在江西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院内的菜园子里收拾，晚上听广播、看书看报。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许多著作，并坚持每天听新闻广播和看报纸，从中了解国内外大事。邓小平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黄昏日落之前，都要围着“将军楼”散步。邓榕后来回忆说：他“总是十分有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这条小路，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第二条小平小道”。

从一位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到一名被监督劳动的普通车间工人，地位的反差、环境的艰苦，并没有磨灭邓小平的信念和意志。在江西三年多的下放劳动岁月里，沿着“小平小道”上下班的邓小平，始终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和乐观心态参加劳动和学习，深度忧虑和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在工厂劳动期间与工人们的直接交流中，邓小平真切地了解到基层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

刚到工厂不久，车间里新来了一位大学生。有一次，邓小平与他谈心，这位大学生感叹道：“这年头知识没多大用处。”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邓小平。他语重心长地鼓励这位大学生：“知识是一定有用的，迟早能派上用场。”

还有一天，与邓小平同车间的一位工人，让小孩去买豆腐。小孩兴冲冲地把豆腐买来了，却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看到豆腐被摔成稀烂，这位工人心痛不已，把小孩狠狠地打骂了一顿。邓小平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内心极不平静。下班回到家，他感慨道：新中国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过着这样的日子。难道我们干一辈子的革命，就换来这样的社会主义？

1971年6月，因受迫害致残的邓朴方获准来到邓小平身边接受护理。有一天，邓小平问车间主任陶端缙家里有没有坏了的收音机，让邓朴方帮助修理一下。陶端缙说，他一个月四五十块钱的收入，要供养四个小孩，有的在上學，家里还有老人，哪有闲钱买收音机啊？邓小平怔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我知道，像你们这个年纪的工人结了婚、成了家，日子是蛮难的。但这种情况不是靠哪个人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只有靠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在江西的一隅，邓小平在读书、劳动、思考中艰难又平静地度日。1971年9月13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林彪叛逃，机毁人亡。

11月6日，邓小平夫妇参加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党员干部、职工会议，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会后还被破例允许把文件带回家。回到家中后，邓小平激动地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在震惊之余，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事件的发生将使得国家的历史发展出现重大转折，这对自己的政治命运也必然会产生深刻影响。

经过深思熟虑，11月8日，邓小平提笔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这是他自来到江西后第一次给毛泽东直接写信。他在信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并向中央提出重新工作的请求。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再次表达了对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拥护，并就毛泽东对他不满的一些问题做了检查。

8月14日，毛泽东就这封信作出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无疑是发出了要启用邓小平的信号。

周恩来在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邓小平可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得到江西省委的转达后，邓小平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表示了政治生命的恢复。他在等待着新的历史性召唤。

1972年11月后，邓小平获准去井冈山、赣南老区部分县市做调查研究。

11月12日至19日，邓小平首先开始了井冈山之行，他先后参观访问了清江（今樟树市）、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泰和等县市。这是邓小平到江西以来第一次外出，也是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外出，标志着他长达六年管制生活的结束。

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清江县，参观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当得知该年工业产值只有2600多万元时，邓小平很有感触地对当地干部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中餐过后，邓小平不顾当地同志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事隔20多年后的1994年，樟树市政府招待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找到了当年邓小平所交伙食费的发票存根。这张编号为0005776的发票存根上面写着：邓小平等2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票6两。这彰显了一代伟人的廉洁风范和高尚情怀。

11月13日，邓小平在宁冈县同干部群众交流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11月14日，邓小平在井冈山结束了一天的参观考察后，晚上观看当地放映的革命样板戏影片《红灯记》。当看到扮演李玉和的演员出场时，邓小平说：“这个浩亮姓钱。‘文化大革命，‘钱也不要了，就叫浩亮。没钱能干什么，国家穷、人穷，不就是没有钱嘛！”在井冈山期间，邓小平还对当地干部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传统丢不得。”

11月17日，邓小平来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他对当地干部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

12月5日至15日，邓小平第二次外出去了赣南，先后参观访问兴国、于都、会昌、瑞金、宁都、广昌、南丰、抚州等县市。10日，邓小平在瑞金参观了红都糖厂、瑞金县塑料厂和县工艺美术厂后，同瑞金县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重重障碍终于排除了。1973年1月，邓小平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近期内返回北京。

返京之前，邓小平于2月7日至11日到景德镇参观考察，详细了解几个陶瓷厂和陶瓷馆的生产情况、工人每月的工资、工人的生活水平等等。

复出之前的三次外出参观考察，对邓小平来说十分重要。从在中南海被监管到“疏散”到江西来劳动，六年多时间里，他虽然努力从各个渠道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但毕竟是有限的。三次外出参观考察，给他补上了调查研究的“一课”。通过参观访问、实地察看，他更直接地了解到当时国家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实际运行情况，特别是更直接地了解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基层社会情况。三次外出的所见所闻，使他三年来的零散思考在此时形成了明确的概念、清晰的判断和思路。

1973年2月19日，邓小平一家离开南昌抵达鹰潭。次日，转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踏上重返北京的归程，彻底结束在江西长达三年多的下放劳动生活，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二次奇迹般的复出。

对于邓小平在江西的三年多下放劳动岁月到底思考了什么？邓小平自己没有做过直接回答，但我们依然能透过他与工人直接交流和三次外出考察访问中留下的一些片言只语，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技术是很有用的”“没钱能干什么”“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找到一些答案。1986年12月，在会见贝宁总统马蒂厄·克雷库时，邓小平曾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榕和卓琳的回忆或许可以作为旁证。邓榕回忆邓小平围着“将军楼”散步的情景说：“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孕育成熟，是否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2008年12月18日，卓琳在给“小平小道”陈列馆发来的贺信中指出，在新建县的三年里，邓小平每天参加劳动，看书、看报、听广播，密切关注形势。通过三年的观察，邓小平更加忧思国家的命运前途。通过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邓小平在江西三年多的思考，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改革开放等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经过历史的沉淀，美国作家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这样评价邓小平在江西的下放劳动岁月：“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鄧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指出，“小平小道”是邓小平深入群众、探索发展新路的重要标志。的确，邓小平在江西三年多下放劳动岁月中的思考，经过邓小平在“小平小道”上的沉淀、升华，成为他改革开放思想的萌芽。也正是这些思想萌芽，对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不久领导1975年全面整顿，以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历史的轨迹正如卓琳在给“小平小道”陈列馆发来的贺信中写的那样：“小平小道上延伸出去的，则是一条通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