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松 吕光

李井泉离开我们整整31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却历历在目，我们永远铭记他对我们的关心与培养。

绥远前线初识李政委

我们第一次见到李井泉同志是1948年9月在晋北朔县。1948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华北野战军配合东北作战，准备进军绥远，为的是把关内傅作义的两支主力拖住。能拖住这两支主力，就可能把华北的中央军都拖住，使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我东北部队就可以完成中央部署的整个东北作战任务。因此中央决定由晋察冀与晋绥部队组成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为司令员，李井泉为政委。

毛泽东指出：进军绥远困难很多，首先是十万人的吃饭问题。国民党搞了很多欺骗宣传，那里的群众对解放军不太了解。特别是那里的粮食相当紧张，征粮不是一般的困难。过去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分部队两次出兵绥东，都没有站住脚，主要原因就是吃不上饭。第二个困难就是供给支前困难。克服困难有一个办法，就是晋绥、晋察冀组织强有力的工作团，到绥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时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的李井泉组织了600人的支前工作团。同时，根据晋绥分局的决定，宣传部下属的“七月剧社”一队参加北上支前工作团，正式命名为“随军支前工作队”，随李井泉政委开赴绥远前线。

1948年9月，“七月剧社”一队、二队结束土地改革，会师山西五寨县城。参加绥远战役的队伍要求轻装，因而“七月剧社”一队只留下高禹、郭沬林、冯松、万一、郭军、吕光、杨征、武芝芳、孔庆华、杜天文、卜庆升等30多人参加支前工作队，迅速赶往朔县待命。

在朔县，第三兵团召集连以上干部大会，支前工作队也参加了。在杨成武司令员做了动员报告后，李井泉政委号召所有指战员、后勤部队、支前单位必须做好战前准备，保证前线部队的粮食、担架及物资供应。他还说，新区群众不了解解放军，要向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让群众了解解放军、支援解放军，军民齐心就一定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总之，为了前线打胜仗，必须做好各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散会后，各单位立即准备行动，向绥远进军。

军号吹响，进军绥远的战役开始了。战士们士气高昂，大队人马离开朔县，浩浩荡荡向绥远挺进。一路上，我们支前工作队就在道路两旁或战士们中途休息时，由乐队奏乐，演员为战士们说快板、打落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解放军军歌等歌曲，鼓舞士气。战士们高兴地向我们挥手致意。

支前工作队到绥远后，根据李井泉政委的指示，我们支前工作队一分为二：第一路，10月下旬，包头解放后，高禹、冯松、郭沬林等人随当时绥蒙政府主席杨植霖进驻包头，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第二路，白紫池、萬一、沈以、张加毅、武芝芳、杜天文等人到和林格尔、托克托、凉城一带，深入牧区、农村开展动员支前工作。

第一路进驻包头以后，高禹、冯松等人以军代表的身份，负责接管学校及广播电台。由于国民党、三青团长期在学校进行毒化宣传，师生们对解放军很不了解，都不来学校。面对这种情况，军代表们拿出土地改革时的看家本领，扎根串连。数日之内，许多教师、学生陆续返校，学校很快复课，并出现了由进步师生组成拥护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积极分子队伍，团结了全体师生。

11月18日清晨，支前工作队突然接到命令，在包头的我方人员撤离包头。学校师生及文艺单位的很多人，表示要随解放军撤离。经请示上级后，允许他们参军。

有100多名师生赶到火车站。火车到达萨拉奇时，突然铁路两旁枪声大起。车上有一个排的战士，立即下车迎敌。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敌人的散兵游勇想抢火车，很快被我军击溃。火车开不了了，一律改为步行，高禹、冯松等人带领师生，背起背包步行上路。于11月下旬到达丰镇，进入西北军政大学绥蒙分校，高禹、冯松也正式调到西北军政大学工作。

另一路支前工作队从朔县出发，直奔和林格尔、托克托、凉城一带。这些地方刚刚解放，地处边远山沟，还有国民党散兵和土匪活动。土匪大多骑马，行动快速，神出鬼没，支前工作队随时都可能遇上散兵、土匪，加上群众还不了解解放军，这给支前工作造成一些困难。支前工作队一面做宣传，一面背枪自卫。好在这些同志都有多年的群众工作经验，善于发动群众，能很快和群众建立起密切关系。因此，上级交给的催促运粮、保证主力部队给养、为伤病员组织担架队的任务都能完成，1000多人的大同县担架队就是由武芝芳、孙成明等人组织领导的。

绥远广大地区解放后，中央又有了新的战略部署。支前工作队随第三兵团司令部从和林格尔向丰镇进发，参加绥远战役的部队也到丰镇驻扎，支前工作队与第三兵团司令部同住一条街。

在丰镇，部队还开了一次动员大会，杨成武与李井泉讲话。晋察冀有个文工团还和我们联欢过一次。

真切关怀暖人心

1948年11月25日，按中央来电指示，杨成武率第三兵团3个纵队挥师东进，参加平津战役。李井泉与姚喆率领的第八纵留在绥远，准备夺取归绥。

一天，李井泉来到支前工作队看望大家。他一见面就说：“累了吧？”我们异口同声说：“不累！”他一边抽烟，一边踱步，并上下左右打量大家。停了一会儿，他哈哈大笑起来，弄的同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然。李政委这时指着大家说：“咱们要干干净净进归绥（今呼和浩特），可不能灰溜溜地进去哟。你们都把衣服给我洗干净。”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不约而同地看看自己的衣服，再互相一看，都一起笑开了。原来忙于行军，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确太脏了，灰军装快变成黑军装了。李政委又摸了一下队员的棉袄，没有吭声，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他还是一边抽烟，一边踱步，慢条斯理地拉长声音说：“咱们要在丰镇住一段时间。中央有新的战略部署，部队集结待命。这段时间，你们要向军民做宣传鼓动工作。听杜心源同志说，你们都会唱，唱了好多年了，有的还唱得很好。那么你们就多搞一些反映现实斗争、反映现实生活、鼓舞士气的剧目;新区人民不了解解放区、不了解解放军，你们就搞一些介绍解放区、介绍解放军如何爱民、军民一家以及歌颂共产党的剧目。要遵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很好地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

此时，支前工作队正式改属第三兵团司令部文工队，对外称“北坡部文工队”（“北坡部”是第三兵团的代号）。

第二天，有几辆板车载着棉军装进了我们驻地院子。有一随车的秘书说，这是李政委批给你们的棉大衣，咱们晋绥带得不够，政委向晋察冀那边要了一部分，凑齐给你们每人一件。政委怕把你们冻着，快穿上吧！另外还给你们批了四百块大洋，做演出活动经费用。

这时，大家又惊又喜，不知说什么好。大家忽然想起抗日战争时期，说不清是1943年还是1944年冬，我们在兴县北坡演出。演完戏，贺龙司令员跑到后台看大家。他一见演员们竟然是贴身穿着单戏装在演戏，就说这怎么能行，十冬腊月穿单衣？马上命令被服厂给我们一人做了一件棉背心。今天，李政委又怕我们在寒冷的塞外冻着了，给每人批了一件棉大衣，这真是雪里送炭暖人心。

几十套棉大衣分两种颜色，一部分是晋绥军区后勤部做的灰色大衣，长到膝盖以下;另一部分是第三兵团从晋察冀带来的土黄色大衣，比晋绥的稍短一些，女同志穿正合适。当兵十多年的文艺战士第一次穿上军棉大衣，跳呀蹦呀，有的扣好大衣扣，系好皮带，整整军帽，跨步向前，唱起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全体队员无不兴高采烈。

文艺宣传鼓士气

抓紧创作、排练是当务之急。本着表演内容要革命化，表演形式要民族化、大众化的原则，我们首先复排一些小型的歌剧、节目，既能鼓舞革命斗志，又能让新区人民了解共产党、了解解放军、了解解放区，还能活跃军民的文化生活。

文工队首先赶排了反映军民一家亲的小型歌剧《红布条》。剧情说的是军队到驻地，恰逢老乡妇女坐月子，门上挂了红布条，部队见此情景就住在院子里，为老乡挑水、扫院，感动了老百姓，表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情景。

文工队还自编了眉户剧《老乡，你放宽心》，排练了《兄妹开荒》以及眉户剧《十二把镰刀》，也深受观众喜爱与赞赏。

一首又一首歌曲，赢得台下一片片掌声。一曲《南泥湾》更是激动人心，演员一次又一次的返场。《十唱共产党政策好》用的是山西小调：“算盘珠珠啪啦啦地响，商人弟兄们听我言，买卖公平……”最后全队合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台下战士们有节奏地鼓掌和一齐唱，剧场沸腾了。

《刘巧儿告状》一剧，原是延安民众剧团用秦腔演出。大家一看剧本，剧情甚好，很适合在新区演出。但绥蒙一带群众不熟悉秦腔，我们便用晋中秧歌为基调，改编了唱腔，使该剧曲调优美动听，地方色彩也浓。该剧很快在丰镇上演，很受观众欢迎。劇中边区政府为民做主、边区青年婚姻自由的场景，给新区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8年刘胡兰英勇就义一周年时，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在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领导下，先排演了话剧《刘胡兰》，后由该剧社魏风同志编写成大型歌剧《刘胡兰》。李井泉政委知道原“七月剧社”就是搞歌剧的，于是调来歌剧剧本，交给杜心源同志安排文工队排演《刘胡兰》，以在绥蒙战役中鼓舞士气。杜心源立即要求文工队抓紧排练，决定由吕光饰演刘胡兰，杨征饰刘胡兰母亲胡文秀。

在排练过程中，演员们认真刻苦，一丝不苟，队领导及演员们都全力以赴。全体队员都以刘胡兰的伟大革命精神激励自己，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排练完成。

1948年冬至1949年4月离开丰镇时，《刘胡兰》一剧共演出40多场，几乎隔几日演一场，有时连演数日。因剧院容纳人数少，为了使北上的战士都能看到戏，就改在露天演出。每当演到烈士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大义凛然地高唱着“共产党你杀不尽，穷人你杀不尽，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哪，杀你们哪！剐你们”从容慷慨就义时，台下战士们群情激昂、义愤填膺，齐声高呼：打到归绥去，解放全绥远！为刘胡兰烈士报仇！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口号声惊天动地，枪把撞击声、跺脚声此起彼伏，观众席间似开了锅，台上台下情绪之高昂、气氛之热烈，演出效果空前的好。

李井泉政委及部队首长对《刘胡兰》一剧的成功演出大加赞赏。首演的第二天，李政委把文工队的领导及导演叫到司令部，激动地说：“《刘胡兰》演得太好啦！不容易啊！演得多好啊！看了以后激动得我一夜都没有睡着觉。你们看看剧场里战士们的情绪，托起枪把喊口号，真是一场战前动员！你们要接着演下去，到各部队驻地去演。”他对扮演刘胡兰的吕光也大加表扬，说对这样的演员，领导们在政治、生活上要多加关心。

《刘胡兰》一剧，李政委后来在丰镇又看了好几次。1949年南下途经临汾，我们又演《刘胡兰》。时值酷暑，李政委带着夫人、儿子，坐着小板凳，在露天广场席中一直看完。

1949年春节期间，文工队又去集宁、卓资山一带为军民演出。《刘胡兰》一剧在集宁等地演出的效果，与在丰镇一样热烈。有一次，当演到阎匪连长大胡子举起铡刀杀害刘胡兰，而刘胡兰威武不屈时，台下观众义愤填膺，发出了一片喊声，甚至有一群人冲上台去要打那个“刽子手”，终被人阻止说，这是演戏嘛。

在李井泉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北坡部文工队”在丰镇、集宁、卓资山一带的演出影响很大。在文工队的驻地，来往的人络绎不绝。有市民、教师、学生、军人上门问长问短，有的要学唱腔，有的要学表演，对所有演出的节目夸了又夸。文工队的表演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部队战斗力。

文艺宣传有这样好的效果，触动了晋绥分局领导。他们认为，文艺宣传不亚于千军万马，让这些有文艺专长的革命同志从事文艺专业工作，要比搞其他事情的作用大得多。因此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于1949年1月作出决定，恢复“七月剧社”建制，仍由晋绥分局宣传部领导，随李井泉政委南下四川接管成都。

在山西临汾待命时，我们喜事临门，李政委托他夫人肖里带着两个儿子参加我们的婚礼，还送了一盒水果糖。肖里满脸笑容地说：井泉同志要我做代表，对你们结婚表示祝贺！李政委对我们如此关心，我们至今难忘。

继续服务社会大众

1949年年底到成都以后，我们先后在“革大”和省委党校工作。党校校长是李井泉，我们仍然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成都当时属于川西行署，下边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绝大部分都是晋绥干部，而这些干部又是清一色的山西人，他们喜欢山西的戏、山西的歌。可入川后，各个地方都在演川剧。有一次省里召开地、县级干部会议，大家一致要求听吕光唱山西梆子和山西民歌。李井泉政委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托肖里同志亲自给吕光打电话，传达李政委的指示，去川西区委办公所在地“励志社”演唱。

说也奇怪，我们从丰镇到临汾，中途在兴县住了半个多月，其间又在北坡大广场为分局干部、当地军民演出。第一出戏是传统晋剧《二度梅》，吕光主演戏中陈杏元一角。大白天吕光一出场，乘轿用手打开轿帘，见李政委坐在剧场前排矮板凳上（戏台是搭起来的，离观众席很近）。李政委一向不爱看传统剧目，可今天为什么专门让吕光去“励志社”演唱传统剧目呢？看来，他不单考虑个人爱好，更多的是想让这些思念乡音的干部们满意。

还有一次，我们在省委礼堂演出《刘巧儿告状》。李政委也来看戏，当他知道剧中人物均由新演员扮演后，又托肖里同志到后台，要求吕光饰演刘媒婆。李政委在丰镇看过好几次《刘巧儿告状》，对吕光的表演比较满意。吕光是唱晋剧的，也多次参演现代戏，能把传统戏中程式化的动作及表演方式，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戏中。李政委是想让吕光把这些创新的东西传给新演员。

1952年，成都剧院大多上演传统川剧，演现代剧的不多。李政委一贯主张多演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戏曲，想方设法宣传毛泽东的“文艺要继承、发扬、推陈出新”的指示精神。1952年夏，省委在四川大学搞思想改造，有一天要在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动员大会。去四川大学前，李政委把吕光、郭军及原“七月剧社”乐队的杜天文、张达雄一起带去，在大广场演出延安民众剧团创作的眉户剧《十二把镰刀》。该剧是写边区的一对夫妻为支援部队大生产，一夜之间打了十二把镰刀。由于剧情跌宕起伏，夫妻二人在打铁劳动返程中，有说有笑，有耍有闹，眉户曲调优美动听，演员表演到位，虽然用的是方言，但一万多观众很快入戏，随着剧情的变幻，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欢声笑语。演出结束，演员再三谢幕，观众仍不肯离去。据许多师生员工反映，从未看过这样的戏，剧情好、音乐好、表演好，应该多演一些这样的好戏。

劫难后再次相遇

1953年，苏联帮助我国建设141个国防工业项目，各地抽调地级干部支援，冯松被调到国防工业部门，我们离开成都来到北京。从此，整整20年未再见到李井泉政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井泉同志受到错误批斗，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1973年1月，李井泉同志从被关押点出来后的第二天，原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张稼夫给我们打电话说：“井泉同志已出狱，住在北京医院，你们去看一看。”我们接到电话便赶往医院，在楼梯上遇见原晋绥行署主任武新宇同志。一见面，武新宇便说：“周总理刚走，我带你们去看井泉同志。”来到病房，只见井泉同志面容憔悴、身体虚弱。但他见到我们非常激动，第一句话就说：“吕光、冯松，你们来啦！”说着说着，他热泪纵横，话语哽咽。他说：“我关在监狱里，还想到吕光呀！造反派斗我，批我，质问我在大青山工作为什么不学习刘胡兰，不宣传刘胡兰。我心想那会儿哪有刘胡蘭啊？再说，我见到的刘胡兰，就是吕光扮演的刘胡兰啊！所以我便想起了吕光那时表演刘胡兰的情景。”可见，《刘胡兰》一剧对李井泉同志是刻骨铭心的。

出院以后，李政委住在北京花园村，我们去看过他几次。每次去，他就想和我们多聊聊。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爱写日记，从长征时就写。冯松说，这日记可宝贵了，把它整理出来吧，我帮你搞。吕光说，好多人都在写自传，听说你在中央苏区就给毛主席当秘书，这些资料难得，你应该写个自传。李政委说，我不写，写了那是自吹。还有一次谈起晋绥土地改革，李政委说，晋绥土地改革应该以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准。李政委仍念念不忘《刘胡兰》一剧。他对吕光说，《刘胡兰》还应该改进，铡刀见血就应该去掉。

有一次我们去看他，见他取出一个很精致的盒子。打开一看，里边装着三支雪茄烟。他一面开盖一面说，这烟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送给周总理的，周总理知道我爱抽烟，就送给我一盒。他抽出一支递给冯松说：给你一支，留作纪念吧！冯松接过雪茄烟，心里又高兴又激动，最珍贵之处在于这是周总理送给李政委的，李政委能抽出一支送给他，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之后，李政委外出的次数也多了，我们也忙于书法、绘画，去花园村的次数也少了。有一次，听说李政委生病住院，我们去北京医院看望。见李政委精神挺好，我们也就放心了。谁知这竟是我们与李政委的最后一次见面。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怎么他还不到80岁就走了呢？李政委是开国元勋，从20世纪20年代就投身革命，他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他太累啦！

1989年5月8日，我们参加了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举行的李井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前来参加告别的同志很多，大家心情都十分沉痛。我们在心中念叨着：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关心和培养我们的好领导、好同志、好政委了。

作者简介：冯松，曾任晋绥边区“七月剧社”编导，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吕光，曾任晋绥边区“七月剧社”演员兼编导，新中国成立后任四机部761厂工人大学副校长兼文史教师。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