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林育南（1898—1931），又名林毓兰、林郁蓝，湖北黄冈人。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早期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21年7月16日，与恽代英等成立革命团体“共存社”。党的一大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武汉执行委员会委员，武汉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就义。

林育南论“初心”

“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 我们既得了《新青年》的觉悟，岂可以自私自利不拿来觉悟别人么？而且还有一层，我们虽然得了这条正路，然而并没有走到这条路上来。我们办这《新声》的意思，就是想一方面请人家引导我们向这条路上走，一方面希望别人也都跟着向这条路上来，这是我们办这《新声》的本意。

——林育南 《致〈新青年〉编辑部》（1919年3月15日）

二十世纪是马克思的世界 “五五”是马克思的诞日。马克思在历史上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价值，也用不着我说了。但我们须要记着现代的名言：“十九世纪是达尔文的世界、二十世纪是马克思的世界”。他是从科学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的学说是解决现代问题、创造未来世界的学说。只要留心社會问题、经济学说以及历史、哲学、政治诸问题者，脑筋里总应该深刻的留个马克思的印象。他不独是高深的学者，尤其是一个勇于实行、热心努力、强健不息的社会运动者，他工作的成绩，已显著于世界了。他这样伟大人物的诞日，当然在世界上有莫大的纪念的价值。

——育南 《“五一”与“五四”“五五”“五七”》（1922年5月1日）

现在世界的大问题就是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现社会是怎样的组织——社会解剖的观察、现世界的大问题是什么——世界大势的观察、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是怎样？——国际情形的观察，那么，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世界问题。我敢大胆的、简单的向中国人说，现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组织，“资本主义是私有财产制度发达的结果”。现在世界的大问题，就是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问题。中国所处的地位，就是被世界的资本主义者所宰割的殖民地的地位。那么，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世界问题，只有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打倒世界的资本主义者之一法，别无他路。

——育南 《“五一”与“五四”“五五”“五七”》（1922年5月1日）

依据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原则 国内工人亦当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歧视，且以全国人民而论，工人实占绝对的多数，依据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原则，直〔岂〕能舍弃工人而不顾？

——林育南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劳动立法的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22年9月）

我们不能不团结起来 我们劳动者本来有创造世界文明和维持人类生活的能力。可恨不良的私有财产制度，把我们劳工的地位，弄得极其悲惨黑暗。加之近世机器工业发生，手工业失败，产业革命，资本主义一日千里的发展，于是我们劳动阶级更压迫到九层地狱去了。但是这种结果，正足以促起我们的阶级觉悟。我们明白了，我们是受了资本阶级的压迫。资本阶级们利益，完全是掠夺我们的。现在我们不甘心受他们的压迫和掠夺，我们要保障我们的利益。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团结起来，作成阶级争斗强固的战线，打倒万恶的资本阶级，建立劳动者管理的世界，这是我们唯一必要的手段和最终的目的……我们必要自始至终的主张阶级争斗。我们必要用我们团结与联合的强大势力，我们一个个都要武装起来，我们必要用不妥协不调和直接行动的手段，即是革命的手段，收回我们一切应有的权利……我们由此就可以建立我们劳动者的国家和世界，一切的权力，都归到我们劳动者的手中。即是说我们工人要专政呀！

——林郁蓝 《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林郁蓝先生演说词》（1922年12月10日）

专家解读：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

林育南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入党的早期党员，他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曾批示：“林育南是党的最老一批同志之一，是很好的同志，毛主席很了解他。”

马克思主义救国思想的形成

林育南自幼丧母，在他出生13天后母亲就去世了。他是靠讨奶和喂米汤长大的。这一成长经历使林育南对养育他的这片土地和劳动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林育南的父亲林协甫是一个爱国商人，身居武汉这个大都市，目睹殖民主义者在租界区这一“国中之国”欺压中国人民，唤起他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林育南就是在他的进步思想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林育南参加革命后，父亲林协甫和继母袁昌恒都非常支持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李立三等革命者都曾在他家逗留过。林育南的继母袁昌恒“经常为武汉党组织传送情报，掩护革命同志。党组织在她家里开会，她就坐在门口，借做针线活站岗放哨”。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林育南，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此后又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私塾学堂，他的老师、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曾参加同盟会，是一个生性耿直、思想进步、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经常向林育南讲《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岳飞、文天祥、洪秀全等人的故事。他曾说：“林育南是我生平最得意的弟子。”在李老师的影响下，注重做人、立志救国的思想在林育南幼小的心灵中悄悄树立起来。但是怎样救国？到1915年17岁时，林育南的思想里仍然没有明确的方向。那年，他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代表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林育南立刻陶醉在运动中。通过参加新文化运动，林育南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夕，林育南初步形成了“立品救国”“学术救国”的思想。

1917年3月7日，林育南写下《福泽谕吉教人以独立自尊之道论》一文。文章引用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福泽谕吉提出的“独立自尊”观点，指出：“独立自尊者，凭一己之思想意志能力，毅然直往，不待外人之干涉监督劝告而后然也。盖以其良知良能为权衡，以陶冶其品性，完成其高尚人格为目的，视其身如泰山之重大，如神圣之尊严，不为外物所移，不为流俗所染，磊落光明，卓然树立，庶几乎其独立自尊之真精神也。”在这里，林育南把福泽谕吉这一教育思想升华到人生修养的高度，以培养高尚人格为目的，以形成“独立自尊精神”为目标，把高尚人格的作用看作“如泰山之重大，如神圣之尊严”，体现了他初步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在林育南看来，“独立自尊”不仅是国民个人修养所需要的，而且是国家富强的根基。要振兴中华民族，首先要使每个国民立志修养品德，整个社会若做到“公德”“公心”，社会风俗就会发生变化，恶势力就将被善势力所代替，国家就会昌盛起来。林育南写道：“独立自尊者，又非独善其身之谓也，必也有责任心，有博爱心，谋人群之幸福，尽卫国之义务，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一己独立自尊之精神，推之于人人，使人人能独立自尊。以人人独立自尊之精神，推之于国家，使国家能独立自尊，然后独立自尊之义广，而独立自尊之功大矣。”这就是林育南“立品救国”的基本思路：修养独立自尊的人品，形成独立自尊的精神，由个人推广到集体，由集体再至国家，民族独立不愁不能实现。

两个月后，林育南写下《送友留学美洲序》一文，又提出“学术救国”的观点。文章写道：“二十世纪之世界，学术竞争之时代也。优胜劣败，公例昭然。欲立国于斯世，而无学术以自胜，危乎殆哉。”在这里，林育南笔下的“学术”实际上多指“科学”。他认为，具有“五千年之文明”和“四百兆之神胄”的中华民族，为何“泯泯棼棼，一至于斯”，遭列强的侵凌呢？因为中国在学术上落伍了。对此，必须发展科学，文章指出：“世界愈文明，学术愈繁赜，不有坚苦卓绝之行，无以探其微奥，不具猛勇精进之志，无以获其成效，而光阴有限，不我稍留。”只有“好自图耳，振其精神，发起志气，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光己之长，攻人之短，学术以之而昌，国势以之而强，奋其精武，驾彼群雄”。

林育南的这些观点，虽然没有找到救亡图存的根本途径，但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十分难能可贵。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对林育南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五四运动前夕，林育南已经逐渐放弃了“立品救国”“学术救国”的主张。促使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这份杂志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平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重要文章都最早发表在《新青年》上。1919年3月15日，林育南在《致〈新青年〉编辑部》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林育南从《新青年》中看到的曙光，就是救国救民新道路的曙光。为了把从《新青年》中得到的救国救民新道路传播到广大人民中去，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奋斗，在恽代英的支持下，林育南与胡业裕、魏以新、汤济川等人共同创办了《新声》半月刊。林育南在《致〈新青年〉编辑部》一文中还指出：“我们既得了《新青年》的觉悟，岂可以自私自利不拿来觉悟别人么？而且还有一层，我们虽然得了这条正路，然而并没有走到这条路上来。我们办这《新声》的意思，就是想一方面请人家引导我们向这条路上走，一方面希望别人也都跟着向这条路上来，这是我们办这《新声》的本意。”

《新声》创刊两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5月6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此时临近高中毕业的林育南连夜找到恽代英，商议发动武汉学生起来斗争。5月7日，是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四周年的日子。武汉各机关学校均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武昌中华大学为“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雄”，举行运动会。林育南一大早就来到举办运动会的大操场。当运动会高潮时，林育南和同学们散发传单，内容是：“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小时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密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你若是个人，你还要把金钱供献他们，把盗贼认做你的父母兄弟吗？我亲爱的父老兄弟们，我总信你不至于无人性到这一步田地！”恰在这一天，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黄晓峰给林育南来信，详尽介绍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情况。林育南就把这封信贴到中华大学门口的“揭示栏”上。为此，还与附中校监余家菊发生了争执。1925年5月16日，林育南在《五四运动与余家菊》一文中回忆道：“在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日——五月七日——我住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接着北京友人的信，报告‘五四的情形，并请求我们响应，作一致行动。当时我把这封信贴在揭示处以布告同学，余家菊先生以‘校监的资格和威权，干涉禁止，我和他再三交涉，但最后他竟用强力把这封信扯掉了。他的理由是‘怕官厅干涉，于学校和他的地位有危险！然而余先生的威权，竟胜不过‘时代潮流，‘群众心理的大力，‘五四运动终于普遍全国……”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林育南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他认识到，要不做亡国奴，必须斗争到底;青年人一定要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1919年10月1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若欲不亡，应该靠谁呢？……这千斤重担我们既能够挑，亦应该挑，只有湘浦（林育南）同我看得一样清楚。”恽代英所说的他与林育南看得一样清楚的革命依靠力量，一是青年人，二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运动得出的历史结论。

那时，林育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朦胧阶段。最初，他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于1919年9月创办了一个新刊物——《向上》，积极从事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和研究。同时，他大胆尝试兴学校、办书店、建工厂，作为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以谋社会之改造”，力图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而希望通过“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发展教育、实业，建设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从而从经济方面压服资产阶级，使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在这一不切实际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创办的书店和工厂很快难以为继。此后，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战在北京开展起来。为参与论战，林育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时，北京的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刘仁静也是互助社成员。他俩经常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到1921年4月，林育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他在给利群书社朋友的信中指出：“社会改造，一面要人破坏，一面要人建设。”“阶级的利害太冲突了，仅用和平的运动奏效甚难，而且太慢，所以一方面不可不用破坏的运动。”“在过渡时期，人类程度不齐，不能任其极端的自由，所以不能不用权力加以限制。”这些主张虽然没有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但已经十分倾向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激烈运动、革命手段了。从这以后，林育南逐步洗刷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自己的影响，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6月，他在给恽代英的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共同生活”的主张，认为“共同生活”既不可能，也没有实现的必要。他还诚恳地批评了恽代英在《未来之梦》一文中的观点，开诚布公地说，靠“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发展教育、实业来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进而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这种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終久是个‘梦啊！”

“团体”思想和政党思想的升华

在林育南留下的早期著作中，对于旧家庭的批判占据相当比重，仅1919年12月，他就发表了《中国的家庭是怎样？》《旧家庭改良问题》《所见所闻》三篇文章。这成为林育南“团体”思想和政党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19年12月21日，在《中国的家庭是怎样？》一文中，林育南深刻分析了当时的旧中国家庭所酿成的后果：一是作为中国家庭主要分子的夫妻是由别人代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婚姻，由于没有爱情，常常导致婚姻名存实亡乃至破裂;二是旧中国的家庭以“九世同居”为美谈，从而酿成了许多“姑媳不和”“妯娌不和”“兄弟不和”等家庭和社会问题;三是旧中国的家庭重男轻女，牺牲了女子的人格和幸福;四是旧中国的家庭对于子女有无限的威权，所谓“君要臣死臣当死，父要子亡子该亡”，使得子女的积极性、创造性被压抑，养成家庭主义的私心膨胀，淡化了家庭成员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林育南认为，家庭是社会的一分子，有国家才有社会，有社会才有家庭。国家被外敌入侵，从根本上来说，是“家庭腐败”釀出来的恶果。“人类总是变化，家旧国新。旧家庭既不合于我们的生活、岂不是有创造新家庭的必要吗？”他警醒所有中国人，不要“忘却自己，忘却社会，忘却国家，去做家庭的奴隶”，“中国人！醒！起！推翻旧家庭，建设新家庭！领人生的趣味，过人类的生活”。

1919年12月，在《旧家庭改良问题》一文中，林育南把解决家庭问题上升到社会组织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凡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组织，都是为人类生活的幸福起见。所以社会的组织，凡是可以增进幸福，就应该保存发展，相反对的就应该改造革新。而旧家庭就是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造革新”的最小社会单元。在林育南看来，“旧家庭以为个人是家庭所有的，个人对于家庭有莫大的义务，家庭对于个人有无限的威权，于是把一般人养成狭小的家族观念，没有博爱人类的思想。社会的事业遂无从发展，我们所理想的‘大同世界遂难于实现”。这些分析，站在国家、民族、社会的高度，痛彻批评在封建社会里的旧式家庭，对人性、公德观的扭曲，祈盼人们走出家庭的狭小天地，树立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的社会责任感。

1919年12月，在《所见所闻》一文中，林育南以邻居一家儿子、媳妇在旧家庭的摧残下，一年光景就“面目全非”“见面不识”的悲惨境遇为例，告诫人们：“我们想改革旧家庭，一定为‘圣人之徒所非议，家庭亲长所阻碍，但是我们想实现理想，是不是应该用各种的力〔办〕法，‘百折不回的往前进行呢？……黄金世界在我们的前面，只要我们肯往前走，一定可以得到了的……要晓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怕我们不立志去做呢。就令改革万一不幸而至于失败，我想比在这黑暗地狱里——旧家庭——讨生活，总要光荣一点。”

对于旧家庭的研究，促使林育南从更高层面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屡遭挫折的深层原因——社会组织的腐败，从最小的组织单元家庭到最大的组织机构中央政府都存在严重问题。为了探索一条把广大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组织途径，林育南又开始关注和研究“团体”问题。他最早参加的团体是恽代英发起组织的互助社。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其行动方针是：“我们都晓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这“五个不应该”，表明组织“互助社”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他人的幸福。林育南在互助社里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同人称道。恽代英曾在日记中多次称赞林育南：“林君毓兰颇有志之士，不易得。”“香浦为人颇足与有为，其自知之明，待人之恰当，盖笃实而又高明，非吾之所能及也。”“香浦能助人，又能自治，甚不易得。”

1920年2月，林育南与恽代英一起又筹建一个团体——利群书社。当时，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已经介绍到中国。林育南和恽代英对这种新村主义很感兴趣，并于1919年11月1日进行了热烈讨论。为此，林育南专门制订了《新生活计划》。他首先回到家乡，创办了浚新小学和一所通俗演讲社。浚新小学规定学生必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关心时事，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斗争，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恶，等等。这所学校的创办，使许多贫苦人的子弟得到了求学的机会，却遭到乡村绅士的激烈反对，很快便“因经济困难，中途废辍”。在农村试验失败后，林育南与恽代英又转入在城市试验共同生活。具体做法就是创办一个销售各种新书报的商店，取名“利群书社”，以此作为“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的大本营”，达到“修养小会社”“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恽代英、林育南在利群书社内制定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称为“约法”，共14条。利群书社既是他们试验新生活的基地，也是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一个阵地。它“最注意的，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新文化”;“卖的多系杂志、新书，不卖教科书、仪器”，主要经销《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共产党》等进步书报杂志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马克斯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正是在这里，林育南开始读到《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但是，在实现新村主义背景下诞生的利群书社，它的命运注定是不长久的。到1920年10月，利群书社“经济状况总支出入勉强敷衍”，靠社员捐款“维持现状”。恽代英、林育南感到靠利群书社生利发展其他事业，“怕不是眼前的事”。尽管利群书社在经济上走进了“死胡同”，但在政治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林育南已经懂得，能够指引中国人民走上救国救民道路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它的代表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中国也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党。1921年初夏，林育南从北京回到武昌，和恽代英等利群书社成员商议，决心成立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革命团体。7月16日至21日，林育南和恽代英、林育英、李求实等23名先进分子聚集在浚新小学，讨论建立革命团体问题。大会第一天，讨论“主义及宗旨”，一致同意新团体取名“波社”，即效仿俄国共产党“波尔什维克”之意。大会最后通过决议，成立“波歇维式”的组织，定名为“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图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次大会宣告成立的“共存社”虽然还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仍处在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预备”阶段，但它明确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拥护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社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与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极其相似。共同社的成立，标志着林育南的“团体”思想已经升华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就在共存社成立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后在嘉兴南湖红船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也就在这一年，林育南加入中国共产党。

粤汉铁路工人和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的胜利，打击了中外反动派，对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这两次罢工：“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发展。”并特别强调这两次罢工的主持者“为林育南和施洋同志。”

1922年5月，林育南接替包惠僧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这时林育南对工人运动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他发表《“五一”与“五四”“五五”“五七”》一文，深刻论述工人运动与青年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等的关系，指出：“‘五一是第四阶级——无产阶级即劳动阶级——对于第三阶级——有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五四运动把大梦沉酣的中国人惊醒了一小部分。”“‘五五是马克思的诞日……我们须要记着现代的名言：‘十九世纪是达尔文的世界、二十世纪是马克思的世界。他是从科学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的学说是解决现代问题、创造未来世界的学说……他不独是个高深的学者，尤其是一个勇于实行、热心努力、强健不息的社会运动者，他工作的成绩，已显著于世界了。他这样伟大人物的诞日，当然在世界上有莫大的纪念的价值。”“‘五七[是]中国人最痛心的纪念……一九一五年的‘五七资本主义崛兴而且极强烈[大]的日本以无理强暴的二十一条以武力使中国承认。”为什么要把这四个日子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从“五一”到“五七”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资本主义的发达”。无数的无产阶级和弱小的民族，受了无量的掠夺和压迫，世界变成了黑暗悲惨的鬼蜮，于是有“五五”诞生的伟人马克思建设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劳动阶级的觉悟，遂有“五一”运动的胜利。被压迫和掠夺的中国人，含羞忍痛，用“五七”做他们的国耻纪念。然而忍到不能再忍的时候，就有个“五四”运动的反抗。因此我们可以归结一句：四个纪念日的起源都是因为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四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林育南是费尽苦心的。他意在告诫中国人民，近代以來中国受尽列强掠夺，根源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国耻的来历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者的压迫和掠夺，国仇就是世界资本主义者”。他还告诉我们，要救中国必须牢记国仇，那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就是日本侵略者;必须敢于反抗，那就是要发扬五四精神;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