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文

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从提出以后，得到了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在引领全球治理领域，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成为体现“中国智慧”、彰显“中国声音”的“中国方案”，而“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广泛感召力，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从文本上看，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明确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应属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有“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以及“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重要阐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即“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都在进一步深化、拓展、丰富和提升，直至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核心理念，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支点。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中非命运共同体”到“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中柬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中缅命运共同体”等，从“合作共赢”到“新安全观”，从“开放包容”到“交流互鉴”，从“一带一路”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清晰揭示了这一伟大理念从提出到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从总体到具体、从倡议到认同的不断丰富、拓展和深化的过程。

那么，应如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道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的核心。

“持久和平”。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等一切问题都谈不上。因此，摒弃战争、拥护和平，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全人类的一个共同追求。然而，现实中受制于各种因素，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的相对低下以及人们交往程度不充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等之间因为利益冲突导致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历史上许多灿烂的文明和繁荣的国度毁于无休止的战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犹在眼前，很难想象，在核武器时代，人类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情景将会怎样！“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总体上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但是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个别地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阻止战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已经不再是哪一个国家的呼吁，而是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短暂的和平固然难得，持久的和平更是艰巨异常。为此，各国就要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普遍安全”。任何时代，一国的安全都不能也无法建立在别的国家不安全甚至是遭受侵略的基础上。经济全球化时代，“蝴蝶效应”趋于常态化，国与国之间的处境深度关联。对一国而言，安全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领土和主权范围，国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而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核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就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在病毒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虽然有“上半场”“下半场”之分，但本质上都在“一条船上”，休戚与共、命运相连。近年来，多次暴发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使得全球卫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任务越发紧迫。全球卫生安全的核心是人的安全，在于确保一国内外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因此，任何孤立主义、优先主义乃至以邻为壑、嫁祸于人的做法，都是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根本上也是对本国利益极为不利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基于各国普遍联系的客观现实，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合作保安全，大力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共同繁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总体上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创造了巨量物质财富，但也形成了“发达”与“依附性发展”、富者愈富与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这种状况如不切实加以改变，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将会越发突出，最终将会影响到所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历史上对于“共同繁荣”的构想早就有之，但是结果不是因为不切实际而流于空想，就是因为包藏“殖民主义”的险恶用心而归于破产（如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还有战后西方国家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极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实现经济上的“共同繁荣”或者说“包容性增长”的前提都在于，首先要互相尊重，真正把对方作为与自己平等的一员看待，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带着歧视、掠夺等眼光，其次才是在相互往来中做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是怎么说的，就是怎么去做的，完全是以诚待人、言行一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迎的是五洲客，计的是天下利，顺应的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开放包容”。众所周知，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综合中西方智慧，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主张，得到海内外广泛认同。作为社会丰富多彩的有机内容，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特性，如同自然生态中的生物多样性，千姿百态的文化形态和文明样式不是文明冲突之源，而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应对种种风险挑战而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因。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向古埃及学习，古罗马传承古希腊，阿拉伯文明深受罗马帝国影响，中世纪的欧洲反过来从阿拉伯文明甚至中亚“草原帝国”身上汲取营养，文艺复兴的欧洲离不开对君士坦丁堡文化遗产的继承，中国哲学以及后来的四大发明均对西方产生深远影响，等等。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就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也是如此，汉唐盛世之所以光照史册，与当时雍容大度、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有深刻关联。因此，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包容”还是“拒斥”，不仅反映了这个国家及其文化形态的特质，也直接决定了其兴衰成败。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封闭、保守必然导致僵化、落后，只有打开国门勇敢参与到国际经济文化互动交流的大潮之中，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平等相处中共同发展，方为人间正道。

“清洁美丽”。人类共同拥有地球家园，自身也是地球特有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存在是亿万年来自然进化的结果，相互间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复杂巨系统，哪一个环节因为环境恶化出现问题，最终都会影响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与生存。因此，人类作为生物链条中的“主宰者”，不管本领多大、手段多先进，都不能为所欲为，不能对自然界予取予夺，而是应本着“生命共同体”的原则，以友好的态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维護自然。这一点在当代工业社会体现得尤其明显，就是对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必须提高思想认识，遵循多边主义原则，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要求，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否则任由发展下去，因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恶化，必将给地球生态系统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将不复存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所涉及的这五个方面，涵盖了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几大主要维度，无一不是站在全人类福祉的高度，集宽广的全球视野、敏锐的未来眼光、精深的历史洞察等为一体;所给出的路径和方案，并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基于数千年来人类文明演进历史、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等作出的充满哲学智慧的精辟结论，极富包容性、辐射性和引领性。就连国际宗教界一些有识之士也是给予高度赞赏。而在这一理念指引下的“一带一路”伟大实践，正是中国人为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的当今世界，提供的最具时代精神的“国际公共产品”。

引领时代潮流的

价值取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得到世界广泛认可和赞同，就是因为它提出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核心价值观，广泛汇聚了古往今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深沉追求，深刻反映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人类的共同心声。同时，更重要的是，作为首倡者，中国言行一致、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充分展现了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东方大国“以天下为己任”“扶危济困”的“君子”风范。不仅如此，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所谓“共同体”（community），就是在各自利益基础上为了共同利益目标而统一行动的“集合体”。这个“利益”广泛涉及生存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心理利益等，主体涵盖个人、组织、政府、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等各种不同行为体。法国思想家卢梭第一次将Community这个概念用在了“共同体”的意义上，后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进一步区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由人联合体”以及与此相连的“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和解”的著名论断，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共同体”思想的全新阐发和升华，成为共产党人赖以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无论是站位、眼界、胸怀、旨趣，还是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说都是迄今为止最高层次、最高规格的。这一伟大理念的产生，其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当今“地球村”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于为了保护日渐脆弱的地球环境，维护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而必须对以往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治理模式、道德观念以及体制机制等作出变革。

直面当前人类和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从对自然界毫无节制的攫取、国与国之间无休止的纷争以及政治小团体狭隘的自身利益中觉醒，逐步迈向因为共同的境遇而生发“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的“命运共同体”，已成当务之急。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科学认知和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9国起草委员会成员，承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座谈会致信，首次把秉持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在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弘扬了中华文明“天下观”。一要独立，二要和平，这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也是五千年来深植于中华文明血脉之中的重要文化基因。一个“独立”，一个“和平”，共同熔铸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内核，深刻反映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念。基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实践而提炼、升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就是“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以和为贵”“民胞物与”“天下大同”“王道政治”“以德服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和传承，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意义。

一是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天道远，人道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物各有主”等，从哲学世界观上反映出中国人自古就是朴素辩证的唯物主义者，能够摒弃“怪力乱神”，而推崇和依靠自身的主体力量。孟子讲“大丈夫”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是凸显对人格独立性的重视。这与《国际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精神是根本一致的，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以及“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的新型国家观有着内在契合，也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深厚关联。

二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对自然和人文深刻洞察的基础上，中国人早就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宇宙演化内在道理，认识到在对待人世间不同族群、不同意见乃至利益纷争的时候，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之道，而不是你死我活、我赢你输的结果，才是真正的赢家。“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的“文明观”给韩国亚洲研究所所长伊曼纽尔·帕斯特莱克留下深刻印象：“他提出了超越西方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和方法体系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经验。”

三是热爱和平的政治追求。从早期的“华夷之分”到后来的“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演变，人们看到的是中华文化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和为贵”传统和骨子里反对任何不义之战的和平情怀。闻名世界的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铭刻下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的是中华灿烂文明和先进科技，留下的是和平与友谊。现在，中国再次发展起来了，国力日隆，但秉承历史文化传统，不称霸、不扩张、不搞势力范围，依然是新时代中国恪守的国家间相处之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化解了“文明冲突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非“对抗”，“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才是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自我中心、强求一致的文化霸权主义正是“文明冲突”的深刻社会根源。基于对人类文明或文化多样性本质的科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其實践，为全面回应、有效化解“文明冲突论”等形而上学的文明观，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彩多姿的天然形态”。

有效化解“文明冲突论”，必须站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社会形态大变革、人类全体大解放的高度，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清世界格局演化的真实面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所反映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能不说就是一剂不可多得的破解良方。这一先进而崭新的人类文明理念，根本不同于“文明冲突论”等形而上学的文明观，它非但没有无视各国各民族的利益诉求甚至文化背景差异，反而是以充分认识和尊重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主张大家不应固守或放大各自的合理关切和核心利益，而应本着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态度，在相互尊重、平等往来、交流互鉴中做大做实“共同利益”的同时必然会更多更好地惠及自身。如若不然，大家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看似维护和照顾了自身利益，实际上因为背离了实现和巩固自身利益的合理方式，孤立、简单、片面的做法必然导致各自为政、相互指责直至大打出手、两败俱伤。纵观寰宇，有那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号称为“山巅之城”的超级大国美国等在那里，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提出这样让人耳目一新而又极富感召力的价值理念？个中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正如实际情况一再表明的，也正如马丁·雅克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屡屡提及的、与西方支离破碎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渊源有自、自成一体的巨大“文明体”，中国崛起不单纯是“国家”层面上的，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由此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超越的不仅是老套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范式，更大可能将是对主导世界五百年之久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超越。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风范”。社会主义比较于资本主义，不仅在于它必须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也不仅在于它有着更高的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本质上在于这是一种以绝大多数人的福祉为要旨、以世界和平为追求、以天下大同为理想的完全新型的高级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问题导向突出、价值立场鲜明、担当精神满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无疑是当今时代对此最恰当、最具体的表达。人们可以从中一睹新时代中国的远大志向和雍容气度。

事实上，中国选择走有利于自身、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只是外因的作用，根本还是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毛泽东说过，“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邓小平则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郑重指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始终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即使中国将来强大起来，和平依然是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基本国情、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西方某些国家出于维护自身狭隘利益局限以及价值观上的偏见，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总是极尽歪曲、丑化甚至攻击之能事。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如既往的对外方针，再反观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的确成了一个需要结合新的时代背景给予深入回答的全局性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原则，彻底超越了“国强必霸”“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超越了意识形态藩篱、社会制度对立以及发展水平差异。展望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这一世界性问题，马丁·雅克的答案是——在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不再仅仅被动地接受全球化及其规则，而成了国际规则的构筑者与塑造者;西方必须接受事实，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理解这种变化。

“为万世开太平”的

人文情怀

众所周知，“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被后世广为传颂的“横渠四句”，这是我国北宋著名理学家、“关学”代表性人物张载的名言。近年来，“横渠四句”多次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及，从而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产生了更加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对“横渠四句”的深刻含义应如何理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力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尤为鲜明地体现了“横渠四句”的哲学精髓和人文情怀。

回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引领伟大的时代。马克思说，“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所谓“时代之问”，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提出的迫切需要回答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日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阶层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凸显，政党政治极化。以特朗普2016年年底“意外”胜选美国总统、英国宣布“脱欧”为重大标志，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种族歧视等思潮抬头，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问题越发引人关注。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演讲中提出“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的“时代之问”，并给出了“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的回答，进一步亮明了回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命至上”“命运与共”的根本价值立场。“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是中国人民在这次艰苦卓绝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形成的伟大抗疫精神，其中的“生命至上”“命运与共”尤其暗合和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当前，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历史最高点，但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不合理的、畸形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等因素，气候变化、核武器、生态恶化、跨国犯罪、物种入侵、基因武器、恐怖主义、科技失控、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给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致命威胁，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必须直面的紧迫性时代课题。不抓紧解决这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诸多“瓶颈”，任其蔓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人类历经数百万年的进化走到今天，在经历诸多灾难和挑战中开创了璀璨的文明，不可谓不强大，但面对来自自然界、社会以及人自身等不断涌现的更大、更严峻的威胁，生命，无论是个体意义上的，还是全人类意义上的，都显得是那样的脆弱和无助。这次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迄今为止，除了中国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不少国家依然看不到彻底遏制的那一天。这无疑是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大考，更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府治理能力的大考。

放眼全球，中国有十四亿人口，无论从哪种意义上，中国采取的每一举动，都对全人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中国艰难但卓有成效的抗疫实践以及广泛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足以证明，“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绝不是一个招牌，而的的确确是新时代中国身体力行的鲜活事实。这一点，必将伴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传播和践行，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彰显。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回望历史，当西方借助文艺复兴的动力以及大航海的拓展迎来工业革命的时候，正处于明朝中后期的中华帝国还处在严密的“海禁”之中。闭关锁国的结果就是自绝于世界，直至清朝虽然有过短暂的“康乾盛世”，但比较于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大潮，这终究不过是“落日的辉煌”。总之，对因为种种原因错失发展机遇而导致国家衰微、民生凋敝乃至民族危亡的历史教训，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应该是有着最为痛切的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长足进步，曾经积贫积弱的新中国由此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跃升，又从正面深刻验证了“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开放才能发展、封闭必然落后”的道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面对日新月异的外部环境，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尤其是面对当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增强的国际环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审视自身，确保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避免因为错误判断形势而发生“颠覆性错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郑重指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践行，既是对“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最好阐释，也是全面落实这一科学论断和战略部署的必由之路。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项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首倡的创造性构想，作为揭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内在价值的伟大理念，作为当代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于自身解放以及全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必将伴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在推动全球治理过程中不断得到验证，从而不断释放出耀眼的真理之光。

责任编辑 / 罗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