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琴

摘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就成为小说戏曲取材的宝库。这与原作本身情节的曲折丰富和精彩激烈的矛盾冲突有密切的关系，也和根据《聊斋》进行改编的作家所处时代、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他们在对蒲松龄小说的改写过程中都表现出自身独特的个性。从《聊斋志异·曾友于》到清代传奇《脊令原》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关键词：聊斋志异;曾友于;黄燮清;脊令原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清代剧作家黄燮清以《聊斋志异》中的名篇《曾友于》为创作素材，撰写了他的传奇剧目《脊令原》。

黄燮清（1805—1864），浙江海盐人。他原名宪清，字韵珊，一作蕴山。改名后又字韵甫，曾自号吟香诗舫主人。黄燮清少年时代起就才华横溢，博通书史，精于诗词歌赋，在绘画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于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中举，其作品《帝女花》《拙宜园词》等在当时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在咸丰二年（1852）曾有机会去湖北做官，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局势动荡，托病没有赴任。1861年，黄燮清的家乡浙江海盐被太平军攻占，1862年春他乘船到湖北就官，后官居宜都知县，不久又调任松滋道，1864年卒于武昌。从咸丰三年至十一年间，黄燮清居于拙宜园，他改其中的晴云阁为倚晴楼。黄燮清一生创作戏曲作品共九种，其中《茂陵弦》《帝女花》等五种刊于道光年间，合称《韵珊外集》;光绪年间其婿又增加了《脊令原》《居官鉴》，与前五种合称为《倚晴楼七种曲》;另外两种戏曲《绛绡记》未刊，《玉台秋》有光绪六年刊本。

《脊令原》传奇改编自《聊斋志异·曾友于》一篇。小说《曾友于》不仅叙述了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还写到了这个家庭之外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涉及到一系列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如嫡庶兄弟、妯娌之间如何相处以及他们为争夺财产继承权产生的矛盾、宗族之间因不能心平气和解决问题而发生械斗等等，集中反映了家族内外日常存在的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蒲松龄教化人心的一篇力作。

这篇小说内容琐碎、线索纷繁，人物关系也极为错综复杂，并不适于改编为戏曲在舞台上演出。而它之所以被黄燮清从众多《聊斋志异》的篇目中选中成为戏曲创作的题材，究其原因是由于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曾友于——一个集儒家倡导的诸多传统美德于一身的文学形象，他是一个封建道德认可的榜样人物：曾友于尊敬长辈、爱护小辈;友爱兄弟，和睦邻里;能够做到处处屈己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始终用他自己的高尚品质感染着身边的人们。黄燮清选择《曾友于》这篇故事进行戏曲改编，应该是认为作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戏曲可以更为充分地展现曾友于的美德，更好地达到劝善惩恶、教化众生的目的。

尽管蒲松龄和黄燮清对曾友于这个封建道德的化身都进行了宣扬和美化，但两部作品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一、小说对曾友于的理想人格进行了着力塑造，并凸显了其感化功用

《曾友于》講述了一个大族曾氏两代嫡庶兄弟、妯娌及其他亲属间的长期纷争，最终德行有亏之人皆被曾友于以德感化，终得满门和睦的故事。曾友于，名悌，共有同父兄弟七人。其中长兄曾成及其母早年为强盗掳走，曾孝、曾忠、曾信则为父亲继室所出，曾悌、曾仁、曾义则是庶出之子。在父亲死后，家中兄弟相争，每天鸡犬不宁。以曾孝为首的三个嫡出子嗣，处处凌辱三个庶出的兄弟。曾友于作为庶出三人之长，不仅自己谦让隐忍、委曲求全，并且劝说另外两个弟弟要与嫡出三人友爱相亲，来维护所谓伦常道德和家族利益。尽管曾友于竭尽全力也未能换来家庭和睦。面对家中纷争日盛，他倍感无力，只能独善其身，携妇带子，离开曾家别居异地。在失散多年的长兄曾成归家后，曾友于主动和两个弟弟分割自己的财产给大哥，还费尽心思调和大哥与曾孝的矛盾。在曾孝家中，嫡庶之争再次发生，并最终酿成惨剧，断送了四条人命。曾孝亲家到曾家闹事，结果被曾成暴打致残而告官，致使曾氏一门被收。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曾友于与儿子、侄子同时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因此挽救了全家人的性命，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终于使得一门和睦，其乐融融。

蒲松龄不惜笔墨全力塑造的曾友于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是孝悌楷模：他善于隐忍却绝不怯懦，在是非面前能够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他宁愿放弃与兄长曾孝千载难逢的和好机会，也坚决拒绝与其同往亲家家中闹事;在同母两弟被打时，面对棍棒他仍无所畏惧、大胆抗争;为了大哥曾成的正当权益，他敢于直面凶暴的曾孝等人，并在公堂上娓娓道来，为曾成争取应得的财产。这样一个以礼行事、全无私心的曾友于充满浩然正气，成为作家推崇的封建道德化身，以超凡的道德力量感化了众人，使得这个矛盾重重的封建大家族“门庭雍穆，称孝友焉”。① 蒲松龄在塑造曾友于这一道德楷模的过程中，明确指出了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对处理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友于的一片苦心开始并未取得相应的效果，曾家兄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使他不得不搬家别居，落得清静。而大哥曾成却凭借武力压制了这些兄弟，友于曾经费尽心思也未能迅速办好的事被暴力暂时解决了。其实这不过是作家的一种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其目的在于把曾成的滥用武力与曾友于的隐忍贤德形成强烈对比，使世人深刻领悟到：武力也许一时可以发挥效用，但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想要家庭和美、兄友弟恭依靠封建伦理道德才是根本。对此小说中有很多具体描写：曾成的威猛使以往嚣张跋扈的曾孝敢怒不敢言;但曾成对于友于却非常尊重、言听计从。因曾孝持家不正，他的儿子儿媳之间为泄私愤而骨肉相残;又因曾成性情刚烈暴打曾孝的亲家冯氏父子，弄得曾氏举家入狱。而在此危急时刻，科举高中的曾友于力挽狂澜，以自身崇高的德行感化众人，终使曾家一门化险为夷。小说将曾友于作为灵魂，通过与曾成的两相对比，展现了一个严格恪守礼教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也突出了作家所赋予人物的理想人格强大的感化作用。

二、戏曲《脊令原》的人物和主题与《曾友于》相较，有所偏移

戏曲《脊令原》与小说相比，对曾友于塑造的着力点有所变化，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因果报应思想，这使戏曲的人物和主题与原作相比发生了偏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传奇《脊令原》对曾友于形象的塑造不再像小说中用浓墨重彩，把他刻画得尽善尽美，而是把被蒲松龄推上神坛的曾友于试图还原为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

小说中的曾友于是一个为了维护礼教不惜付出个人生命的圣贤之人，黄燮清在戏曲中却明显淡化了这一点，反而更为突出了现实生活中兄弟之间相处的真实一面。如第九出《挞弟》删除了小说中友于被曾孝暴打后“扶杖诣兄請罪”的事件，而它恰恰正是蒲松龄展现人物大贤大德的一个重要情节。再如《改葬》一出中也将小说中曾友于的力阻改葬改为他的主动送葬，这样的改动无疑更为符合世态人情，却对小说中曾友于“礼教超人”的典型性格进行了削弱。情节经过这样处理之后，黄燮清拉下神坛的曾友于这一形象终于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凡人。

（二）《脊令原》通过对曾友于和曾氏本家两处生活的鲜明对比来突出了封建伦理纲常紊乱所引发的家庭矛盾的可怕之处，并在故事的叙述中体现出强烈的因果报应色彩。在剧本的下卷，黄燮清把原作中曾友于迁居后依旧参与家族事务变为与兄弟断绝往来，在离家五十里远的新居和妻子孩儿过着一种远离尘嚣、平静自足的耕读生活，与曾孝小辈嫡庶之间的手足相残、惨祸不断形成鲜明对照。剧作家用了整整三出戏——《推刃》《牡噬》以及《收曾》讲述了曾孝因持家不正，导致嫡子庶子火拼，妯娌之间刀刃相见，造成四人横死、全家被收官的悲惨局面。正是在这种鲜明的正反对比中，作家道德教化的目的一步一步凸显出来。同时为了突出这种纲常混乱的严重后果，黄燮清还不遗余力地把道德教化与因果报应思想加以融合，指出曾孝的家破人亡就是因果报应的直接体现。随着贤德的曾友于和儿子一起金榜题名，与此同时曾家的其他人都被下狱，再次验证了让小民百姓痛快淋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果报思想。而这种改变与蒲松龄在《曾友于》的结尾所要表达的思想迥然不同。作家在篇末的“异史氏曰”中明确指出：

天下惟禽兽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诗书之家，往往而蹈之也！夫门内之行，其渐渍子孙者，直入骨髓。古云：其父盗，子必行劫，其流弊然也。孝虽不仁，其报亦惨;而卒能自知乏德，托子于弟，宜其有操心虑患之子也。——若论果报犹迂也。

从小说到戏曲，曾友于形象的礼教色彩被弱化和果报思想的融入，源于两位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心态。蒲松龄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秩序、向往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的正统文人，虽才华横溢却终生困居场屋。他成年后不久便遭遇了妯娌不和、兄弟分家的家庭变故。对于蒲松龄而言，这些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他把无限感慨抒写到小说创作中，倾注自己的满腔热情塑造了曾友于这个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完美典型。在他身上寄寓了蒲松龄心目中君子应该具有的所有美德：孝顺、友爱、无私、忍让等，因此他成为作家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所遭遇的一系列痛苦和缺憾的精神补偿。曾友于为了家中的和睦，可以委曲求全、默默忍受来自兄弟们的一切无理言行，为了不使兄弟们受官司的牵累，他不计前嫌四处奔波，寻求解救办法。他的以德、以理服人令人钦佩，但这些只能存在于蒲松龄的理想之中。而戏曲作者黄燮清创作《脊令原》时只有三十岁，却早已是当地有名的才子，再加上《脊令原》又是奉命所作，显然没有蒲松龄这么多的感慨和切肤之痛，所以他只能一般性地敷衍原有的故事情节，使得戏曲本身失于剪裁，远没有达到小说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平。

《脊令原》传奇当作于1834年，时年三十岁黄燮清参加乡试落第。而在一年之前即1833年，学使陈用光到浙江视学，对其才华颇为赏识，在当年科考时他考了一等。我们根据陈用光所作的《脊令原》序可以推知，这部传奇是黄燮清奉陈用光之命而创作的：

予视学浙江，悦黄生韵珊文而赏之，继览其所制《帝女花》曲，苍郁诡丽，益叹其才之美。爰取《聊斋》所载《曾友于》事命作剧本，帀月而词成。①

《曾友于》是蒲松龄感同身受之作，其中充溢着浓厚的理想色彩，因此曾友于是一个超现实的礼教圣人。而《脊令原》却是奉命之作，而且是“主题先行”，无论从题材的选择还是意旨的确立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功利性的，而且此时黄燮清正一心执着科举，作这个戏曲只是应命而已，同时他也缺少蒲松龄的特殊经历与感受，至多只能以旁观者身份来看待小说中一切纷繁复杂的家庭纠葛，因此戏曲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和主题的深化与小说相比明显逊色。

（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