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嘉庆间《草木传》（又名《药会图》）抄本，因好事者作伪，冠以聊斋著作，被路大荒1962年以待考作品收入其整理的《蒲松龄集·附录》中。1980年间，淄博医药界发文介绍《草木传》为蒲松龄作品并广为宣传。为此，笔者于1987年发文辨证，以清抄本《药会图序》考证其“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又于1995年再撰文述及之，以抛砖引玉。其后数十年间，引发数省多人参与研讨，并结论一致，肯定《草木传》作者非蒲松龄，实为山西人郭秀升。而今见几部新编聊斋著作集中仍附录之，有必要再作述论，以达聊斋学界共识。

关键词：草木传;药会图;蒲松龄;郭秀升;路大荒

中图分类号：H312    文献标识码：A

收到《蒲松龄研究》季刊发来的为“纪念蒲松龄诞辰380周年约稿函”后，随即投入了撰稿的忙碌之中。因选题问题，中途曾另换改写，至5月初又换该题重写，可谓三易论题，时不我待，以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何以至此？是因笔者见路大荒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蒲松龄集·附录》中的《草木传》，又在盛伟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12月版《蒲松龄全集·附录》中出现，更在蒲松龄纪念馆新编，齐鲁书社2018年8月版《聊斋俚曲集·附录》中再现，令人感慨不已。

其实早在1987年第5期《甘肃社会科学》期刊就刊布了拙撰《〈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一文，已考证出其“作者系‘晋之郭子秀升先生无疑”的立论。其后又在1995年第18卷第2期的《陕西中医学院学报》发表的拙文《蒲松龄医药著述考》中重提《草木传》的“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的结论。并在文末称“拙稿之所以匆匆而就，是为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线索，以起抛砖引玉之效耳。”而后数十年间，河北、山西、黑龙江三省六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他们都引用了笔者观点，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专著，其结论都众口一词，认为《草木传》作者非蒲松龄，实为山西人郭秀升。当年拙论竟成《草木传》研究课题的发轫之作。时至今日已过30余年，而《草木传》却仍被附录于聊斋著作集中待考。为此，笔者集众学者考证之果，再作《草木传》非蒲松龄著作之结论，以期达成聊斋学界共识，而完成夙愿。

一、考证发轫

《草木传》又名《草木春秋》，亦称《药性梆子腔》，还有《药会图》等名称，是以拟人化等手法来介绍数百味中药药性和功能的剧本。淄博周围民间流传的抄本中，多署名为蒲松龄编著。但蒲氏碑阴附记的杂著、戏、俚曲著作目录中并无其书，相关文献史料中亦未见记载，更无蒲氏手稿本传世。故1962年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成书时，将《草木传》收入其“附录”之中。为此，路大荒在“编订后记”中云：“附录——蒲氏墓表碑阴著作上，列有杂著、戏、通俗俚曲三类，共二十种，我们肯定是可靠的。还有一些流传的抄本，据说也是蒲氏的著作，但也还很难断定，例如《草木传》剧本，就和传说是乾隆时期的抄本《本草记》剧本以及道光年间的抄本《药会图》剧本的形式完全相同。这种以民間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药物知识的作品，大概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很有通俗实用的效果。但这篇作品是否蒲氏所作，尚待考证，所以收为附录……”

对于《草木传》的作者问题，1980年前少有人论及。其后，一些医学报刊始将《草木传》当作蒲松龄的著作广为介绍。甚至有人以此将蒲氏推崇为“中医药科普文艺的先驱”，并提出了“该书（指《草木传》）确系蒲氏所著”之说。

如首提《草木传》“确系蒲氏所著”之说的《中医药科普文艺的先驱——蒲松龄：评介蒲氏三种中医药书》一文（载《淄博医药》1982年第4期29-30页），在评介《草木传》时注称：“据路大荒先生说这个剧本是根据传说定为蒲氏作品的。”并称在考证调查中还新发现《草木传》序言一篇，序前说明该书是“柳泉先生手著南轩于次客碧”。从而认定“这使路大荒先生的质疑得到了答案。”其后，《淄博市志通讯》1983年第2期封里又刊登了“新发现的《草木传》序言”照片。其说明文也称“新发现的这篇序言，证明该书确系蒲氏所著，这使路大荒先生的质疑得到了答案”云云。

从所谓新发现的《草木传》的序言照片看，其并非蒲松龄手迹，也无作序者姓氏与年代，而单以序前的“柳泉先生手著南轩于次客碧”来“证明该书确系蒲氏所著”，其证据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蒲松龄纪念馆所存抄本《草木传》序言，与上述照片上的序言内容相同，只是序言“柳泉先生手著于南轩次客碧”中“于”字的位置不同。该抄本正文前有《志异外书叙》一篇，内容系抄自《淄川县志》。其后署名为“蒲松龄编著，博山田仁圃钞录”。《草木传序》云：

读先生诸作，而知先生之于文也，一若洪水陡起，远峰耸翠，而其间之葱郁浓淡，无一不见于手笔之超脱。若陡徒有学有识，而无超脱之才以达之，则如尺水无波，小山无云而已，又奚足耸人之望观哉？验天地间，岭不动，枝不鸣，忽嘘而为风;渊甚平，岳甚静，忽蒸而为气，惟其嘘与蒸之倏忽莫之定。是以先生之才而可测，而其为文也，又乌乎可测哉？吾于《草木传》又复信其然也。

（原文无标点，此为笔者加）

该序无姓氏与年代，亦非蒲氏手迹。田氏抄本结尾处“草木传又名草木春秋全集终”后，有钢笔墨迹所记“淄川柳泉蒲松龄著，博山淮恕田仁圃钞”字样。另有“1956年至1957年1月1日，将蒲作遗文全部钞奉山东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王统照先生。斯书传之于吾，必能广为流传矣。田庆顺志。57年元旦”字样。其中并无抄本所依原本的任何线索。而所谓“新发现的《草木传》序言”，亦无原本出处。故二者很可能同出于一源，可信度极差。

笔者在征集资料过程中，曾在章丘见一残旧抄本《草木传》，其收藏者称系医家所传。抄本亦署名为蒲松龄著，然其序言内容却与前述的抄本完全不同（略），并无序者线索，也不足信。因为还有另一种旧抄本，更值得探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从捐献聊斋杂著《药祟书》传抄本的孙迎瑞家中，征集到一册封面朱书“药会图”的旧抄本。全本共34叶（双面），纸呈黄褐色，无作者姓氏与年代，似为清中叶旧物。其目录及内容与《草木传》相同，只是缺少“开演”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其目录前有《药会图序》一篇，虽无序者姓氏与年代，然却提供出《药会图》作者的一些线索，是极其难得的资料。该序曰：

医之为道，甚难也。医者，意也，必得心领神会，方能应手。而药性之补、泻、寒、热、攻、表、滑、涩，种种不一，更得深识其性，然后可以随我调度。故用药譬之行兵，奇正变化，神明莫测。晋之郭子秀升先生，儒医也。究极素问，阐扶灵枢，而居心慈祥，人品端方，非市井吾俦。余与订交，不殊金兰。其暇谱有传奇，则乃群药。

（原文无标点，此为笔者加）

从此序中可知，《药会图》的作者系“晋之郭子秀升先生”。作序者不仅列举了为医者掌握药性及讲究用药的重要性，而且介绍了本书作者的人品情况，还进一步说明了自己与作者的关系。该序言应当是成书时即有的，其内容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书作者郭秀升所处的时代不明，作序者系何時、何地、何人难晓。这就为确认《草木传》的作者身份增加了困难。但无论怎样，《药会图》作者系山西人郭秀升，毋庸置疑。

《药会图》抄本的发现，证明了路大荒所闻有“抄本《药会图》剧本”的存在之说无讹。《药会图》与《草木传》不仅“剧本的形式完全相同”，而且除序言外（路本《草木传》无序），两书内容竟完全相同（《药会图》只缺“开演”部分）。这说明《药会图》就是《草木传》，只是名称各异，序言有无罢了。

当时为抛砖引玉，笔者匆匆草就《〈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一文，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上。其后又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5年第18卷第2期所发拙文《蒲松龄医药著述考》中重提“山西人郭秀升作《草木传》（即《药会图》），值得进一步考证之事。旨在引发中医药及各界研究者的兴趣及参与，能尽早解决这一课题的疑难，为完善聊斋著作贡献力量。不出所料，鄙愿应验，遂即引来关注者。先是网上有消息称，山西省中医药科研界认为拙文很有价值，已将《药会图》及其作者郭秀升列入科研项目中。继而河北省民政厅地名区划档案馆副馆长张亚杰副编审，寄来其稿《〈草木春秋药会图〉剧本考述》，并发表于《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1期（总第50期）上。

二、研究进展

《〈草木春秋药会图〉剧本考述》摘要称：

本文就《草木春秋药会图》的作者是否为蒲松龄，该剧本成书于何时？剧本《草木春秋药会图》和小说《草木春秋演义》之关系，剧本的名称和版本流源问题，进行了认真考证。结论：作者为郭秀升，成书于1804年，剧本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来，目前发现的版本有三个。

张文（以下代称文题）首段称其“研究的重点是《草木春秋药会图》剧本。主要探讨剧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剧本与小说的关系、名称及版本源流等问题。”张文在第一分题“《草木春秋药会图》的作者”中认为，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作者尚待考证。持此观点的代表人是我国著名的蒲松龄研究专家路大荒先生。”（因所引《蒲松龄集》编订后记中路大荒原文太长，故略）其“将《草木传》编在有待考证的《附录》中。”

“第二种，作者为蒲松龄。持此观点者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的个别医药或科普工作者，他们大多仅仅依据只言片语作出结论，并没有做深入细致的考证。”

“第三种，作者为‘晋之郭子秀升先生。持此观点者为蒲松龄纪念馆的杨海儒先生。杨先生根据孙迎瑞先生捐献给纪念馆收藏的抄本《药会图》目录前的《药会图序》得出结论，‘从此序中可以看出，《药会图》的作者系晋之郭子秀升先生无疑。由于该序残缺不全，杨先生又言，‘遗憾的是书作者郭秀升所处时代不明，作序者系何时、何地、何人难晓。这就为最后确定《草木传》的作者到底是谁，增加了困难。”

张文同意笔者所言之“困难”，也深感“有价值的相关资料极少。”为此，其花20多年的时间，从古旧市场上寻觅到“该剧本的四个手抄本和两个刊印本，其中两个手抄本中的序价值极高”。可见其为此所下的功夫。然而其收藏的晚清“光绪丁酉本”虽载有两则序言，但因“存在漏字、衍文、串行、错字、别字等问题，致使有些文字无法读懂，或造成歧义”。其用了六年的时间“反复琢磨，总是雾里观花，朦朦胧胧，似有所悟，又轮廓欠清，直到2003年1月喜得民国抄本，才云开雾散，猛然顿悟。”原来两篇序言中，其一系邱世俊为《草木春秋药会图》所写序;其二是郭秀升写的自序。张文利用笔者标点考证的孙迎瑞捐献的馆藏抄本《药会图》序言，与其所藏的两序，“相互比较、印证、考订”，“以年代较早的光绪丁酉本为底本，参考不明年代的孙迎瑞捐本和年代较晚的民国甲子本，反复对照核实，去伪存真，剔错留对”，对邱世俊序及作者自序进行了校点。其称“上述校点的《序》和《自序》是本文立论和探讨有关问题的基石。有了这块基石，《草木春秋药会图》的作者究竟是谁不言自明，即‘晋之郭子秀升先生。”张文所称的《序》，实即笔者标点的孙捐本《药会图序》的内容，只是比原来多加了一些语句，足显其文笔之差，肯定晚于原《序》无疑。其曰：

医之道者，难言也。医者，意也，必得心领神会，方能应手。而药性之补、泻、寒、热、攻、表、滑、涩，种种不一，更得深识其性，然后可以随我调度。故用药真譬如行兵，奇正变化，神明莫测。晋之郭子秀升先生，儒医也。究极素问，阐扶灵柩而归，居心慈祥，人品端方，非是市井者俦。余与订交，不殊金兰。其暇谱有传奇一则，乃群药聚会，余阅之不胜佩服，遂观其首，曰：《药会图》。要知非游戏，使诸药之寒、热、攻、补，简而明，显而易晓学，庶于医道者，无不小补云。

黔西邱世俊拜识

对照笔者标点的馆藏孙迎瑞捐本《药会图序》，可见张藏本中《序》首将“医之为道，甚难也”，改为“医之道者，难言也”。以下将“故用药譬之行兵”改为“故用药真譬如行兵”。更难理解的是竟将“究极素问，阐扶灵枢，而居心慈祥”句中字词改为“阐扶灵柩而归，居心”，闹了大笑话。这既破坏了原序行文规律及韵律美，也让人不知所云是为谁“扶灵柩而归”（当然张文在引录笔者标点）的《药会图序》时也将“枢”字错为“柩”字，应是另一回事），造成上下文意不接。再下又将“非市井吾俦”句中“非”后加一“是”字，把“吾”改为“者”字。还将最后“其暇谱有传奇，则乃群药”末句中的字词改为“传奇一则，乃群药聚会。”其后另加的一段，既显重复，亦无甚意味，真可谓画蛇添足矣。以此可见，该抄本擅改邱世俊原序，定是后来人所为。相较于《药会图序》差距太大，非同时代人无疑。

张文另一篇为《自序》，即郭秀升所撰者，对于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及过程等情不可或缺。有必要照录以研讨，其云：

余曾常留心于医道非一日矣。甲子夏时，在汴省公寓，与原任宝丰县邱公忽谈及《草木春秋》，乃谓其无益于人也。余不禁有感于药性，择其紧要，正其错误，不必正言而谈，但从戏言而出，或寄情于草木，或托兴于昆虫。无口而使之言，无知识情欲而使之悲欢离合。名士见之固可喷饭，俗人见之亦可消遣，乃吾言之意不在于此。合《草木》（《本草》）一大部，锻炼成书，欲起死人而活之，先活草木金石之腐朽者，如甘草、金石斛之属，尽使者优孟衣冠、歌舞笑涕于纸上。以活药药死人，未有不霍然而起者;纵不自用乎活药，亦其捎（岂胥）忘情于活藥上，鼓舞欢诵，则人人知其药，亦即人人知其性。用药者不致有错误之遗憾，服药者不知有屈死之冤魂而，吾之心已足矣。然自好高之人病多药活，而人则未必尽活矣。故，即有呼我为迂者，我即应之为迂;呼我狂者，我即应之为狂。但求不愧于心，庶于医道，无不小补焉，是则吾之志也。

该自序中断句标点有点问题，如“甲子夏时，在汴省”应为“甲子夏，时在汴省”;“屈死之冤魂而，吾之心”，应为“屈死之冤魂，而吾之心”。另一处“尽使者优孟衣冠”句中“者”字应为“着”。而从阅读感觉上，似乎还有些不妥之处，应属于所据抄本的问题，也可能抄写者臆改，因见不到该抄本原件，故无法论断，只能存疑。

从《自序》可知，作者郭秀升采用了拟人化的写作手法，利用戏曲的表现形式，生动形象地介绍中医药性，以实现普及宣传中医药治病知识的目的，其用心良苦，功不可没。序中所述甲子夏在汴省公寓与为其著作写序的贵州大定府恩科举人、原任宝丰县知县邱世俊探讨写作缘由的时间问题，是考证郭秀升很重要的史料。仅就此而言，就将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至于对《草木春秋药会图》的成书时间考论，张文认为其“创作时间应在1804年之前，其成书时间则应以这两篇序的写作时间为准，即1804年”之说，尚欠准确。因为“甲子夏”只是郭与邱会面且“忽谈及《草木春秋》，乃谓其无益于人也”之后，郭才萌生的另一念头，即其所云“余不禁有感于药性，择其紧要，正其错误……”。试想一部“十回”的剧本创作需要时间，不可能说说就马上写成，没有几年时间是很难完稿的。因此，不会出现“甲子年（1804年）夏天，郭秀升携其书稿《草木春秋药会图》在开封‘汴省公寓面见了好友原宝丰县知县邱世俊，邱阅读书稿后欣然为之作《序》，而后郭秀升写了《自序》，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此次相见的时间、地点，以及写作该书的目的和写作该书的艰辛（被人呼之谓迂和狂）”之场景。那只能是几年以后才会有的现象。

以上可见，张文为探讨《草木春秋药会图》作者郭秀升问题作了大量工作，对研究进程是个很大的推动。另外其还以更多篇幅研究了《草木春秋药会图》剧本与小说的关系和剧本名称及版本流源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因不在笔者研究范围，故不再逐一评论了。

总之，张亚杰先生从广搜版本到反复研讨，为之付出的精力和艰辛，只有同道心里最有数，而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笔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对此题首发议论，至今已过30多年，虽近耄耋仍纠结于心。目的只为学术研究，而非其他。若言差语错，请多谅解。

三、意外发现

笔者先在前面分别谈了“考证发轫”与“研究进展”两个问题，以下再谈第三个问题。本来在第一个问题的末段就谈到了1987年拙稿考证出《草木传》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后，首先引发了山西省中医药科研界的关注，网上消息称已将此列入科研项目。这说明自己的科研成果是有价值的，肯定能在山西中医药科研方面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多年过去了，竟如石牛入海没了消息。从此也就不再挂念之。至2004年第1期《蒲松龄研究》刊布了张亚杰先生的《〈草木春秋药会图〉剧本考述》一文，才又将研究进程向前推行了一步。今年初夏，笔者萌生了应为此题作个最后定论的念头。当从网上浏览资料时，发现山西省近些年在《草木传》（即《药会图》）研究出版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也算是意料之外的事。亦权作《草木传》作者研究“意外发现”议题的内容吧。

梳理网上提供的文献记载知，山西省有关《草木传》及其作者“晋之郭子秀升”的研究论文，最早的也比笔者刊载于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上的《〈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一文中的立论，晚了近10年的时间。其后才论文渐多，并出版了专著，蔚成风气。下面按时间顺序逐一谈及。

首先是网上转发的《关于〈蒲松龄集·草木传〉》（2009—10—27），作者：贾治中 杨艳飞。【其文末注明“原文发表于《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P93-95】（经与原刊对照，内容相同，但作者“杨艳飞”应为“杨燕飞”。）

其文开篇称：

蒲松龄一生著述颇丰，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类：一是小说，二是《农桑经》一类的杂著，三是戏曲、俚曲。在路大荒《蒲松龄集》所收戏曲、俚曲作品中，固不乏批评现实，抨击黑暗的作品，但比之《聊斋志异》终觉逊色。个中仍有值得一书的作品，《草木传》即是。

（其实，聊斋著作并非只有三类，除小说、杂著、俚曲、戏类外，更多的还有诗词文赋类作品，约占《蒲松龄集》的三分之一强，因《聊斋志异》单行，故未收入该集中。而《草木传》本来就未认定为蒲著，只是作为待考的五种作品之一归入“附录”之中。贾、杨两先生此处概述欠妥。笔者注。）

继而以“作为戏剧文学作品的《草木传》”为题专门论述。文称：“《草木传》从60年代刊印至今，似乎并没有引起过戏剧史家的注意，就是研究蒲松龄的学者，也大多置而不闻。”（因其以下部分皆详谈《草木传》剧本内容及药名、药性等，未涉及其作者，笔者故不引录。）其第二个专题是：“《草木传》的作者问题（2）”文称：“关于《草木传》的作者，路大荒氏在《蒲松龄集》后记中曾说：‘这篇作品是否为蒲氏本人所作，尚待考证，所以收为附录。路氏不作结论，原因有二。一是在蒲氏墓表碑阴所录蒲氏戏三出和俚曲14种中没有《草木传》;二是‘一些流传的抄本……例如《草木传》剧本就和据说是乾隆时期的抄本《本草记》剧本以及道光年间的抄本《药会图》的形式完全相同。”

“对此，还可作如下补充：”（按原格式照录）

“第一，山东省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杨海儒先生征集到的‘清中叶旧抄本《药会图》的内容与《草木传》相同，只是少了一小段很短的开演部分（见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其实该文所引用的学报题目是拙文《蒲松龄医药著述考》，其中内容有部分是转载1987年第5期甘肃《社会科学》刊载的拙稿《〈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一文的立论部分。）以下该文又称其“于90年代初在山西民间收集到的道光14年《群英会》，其内容与《草木传》或同或异，而同者尤多。加上路氏所述之《本草》记，笔者所知之《草木春秋》，合起来共有五个剧目，但只有辗转于山东淄博一带的《草木传》有署名蒲松龄的抄本流传。这就使人不禁对《草木传》到底是否为蒲松龄所作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

“第二，杨海儒先生所藏《药会图》中有一篇序言，其中一段话很重要，现转录于下：‘晋之郭子秀升先生，儒医也。穷极素问，阐抉灵枢，而居心慈祥，人品端方，非市井吾俦。与余订交，不殊金兰。其暇谱有传奇，则乃群药。以此可知《药会图》的作者实为山西人郭秀升。这对《草木传》为蒲氏所作论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挑战。”（其所引《药会图序》中“穷极素问”句，应为“究极素问”。因为“穷”的繁体字为“窮”。而其简化字“穷”与“究”易产生混淆所致。）

该文“第三”，专谈其藏本《群英会》与《草木传》的异同，故略。“第四”谈戏曲史，兼论及“蒲氏的剧作，或以‘戏名，或称‘俚曲，并无‘梆子腔的踪影，这至少表明梆子戏在当时的山东淄博一带尚未蔚成风气，故没有也不会成为蒲氏创作的艺术形式。”最后“第五”，专论称：“蒲氏一生，确曾编写过一些医学著作如《药祟书》等……其对医学著作也是较为留心的”。但考其《年谱》，“其中虽有几处关于疾病生死的记载，却未有一字涉及蒲氏为人问病用药的事实。就连他的夫人”病重卧床去世，也未“提到蒲氏设方医病的事。”从而“断定蒲氏一生确无行医治病的经历，故其对药物知识的熟悉程度，尚不足以融会贯通到可以写出《草木传》这样的剧作来。很难设想《草木传》是靠查阅本草文献的功夫写成的。”该文总结称：“《草木传》虽刊于《蒲松龄集》，但它并非蒲氏的作品……《草木传》等剧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戏曲史、中医药发展史的研究内容，也提出了古代科普戏剧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实在是前人的光辉创举。”文末称“原文发表于《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P93～95。”

从题目看，该文属于介绍性文章，所以用了大量篇幅详谈《草木传》的具体内容细节。其中包括药名、药性与治病方剂、人物对话、引用典籍，分析写作方法，强调其科普文学价值及在戏曲发展史上的创举地位等。就是在第2部分“《草木传》的作者问题”中，也只谈了路大荒因其作者待考收入《蒲松龄集·附录》。以下用“对此，还可作如下补充”（分五部分谈）：“第一”，引用了笔者征集到的抄本“《药会图》内容与《草木传》相同”后，便谈其自己收集的多种抄本加路氏所述共“五个剧目，但只有辗转于山东淄博一带的《草木传》有署名蒲松龄的抄本流传”为依据，对“蒲松龄所作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第二”，引用笔者所述《药会图序》内容所作“以此可知其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的立论，称此对“蒲氏所作论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挑战”。“第三”，专谈其藏本《群英会》与《草木传》的异同。“第四”，谈戏曲发展史与梆子戏兼及蒲氏剧作中“并无‘梆子腔的踪影”，“故没有也不会成为蒲氏创作的艺术形式”。“第五”，确认蒲氏关注、了解并“编写过一些医学著作”，其年谱中虽有“关于疾病生死的记载，却未有一字涉及蒲氏为人问病用药的事实”，并列举其夫人病重去世，也未提及其“设方医病的事”。从而断定其“一生确无行医治病的经历，故其对药物知识的熟悉程度，尚不足以融会贯通到可以写出《草木传》这样的剧作来”，更不可能“靠查阅本草文献的功夫写成”之。最后结论：“《草木传》虽刊于《蒲松龄集》，但它并非蒲氏的作品。”

以上可见，该文题目虽称“关于《蒲松龄集·草木传》，然而其作者并未认真研读该集全部作品，而只注重《草木传》，以故开篇就将占该集三分之一强的聊斋诗词文赋类作品漏掉，只将蒲著“概括”为（小说、杂著、俚曲戏）三类。其之所以专点该集中的《草木传》，不是研读的发现，而是按图索骥所得，此“图”即笔者的《草木传》并非蒲松龄著，“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的论证信息。这在该文“《草木传》的作者问题（2）”所作的“如下补充”的“第一”和“第二”条中都已体现出来，只是其承认引用了“《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中的拙文即《蒲松龄的医药著述考》，而其中转载的《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的拙文《〈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之立论，贾先生一定会读到的。因而其称“以此可知《药会图》的作者实为山西人郭秀升。这对《草木传》為蒲氏所作论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挑战。”遗憾的是贾先生只引用拙文中相关内容，连原文题目也未说明，更未注释，令人不解。

笔者认为，《关于〈蒲松龄集·草木传〉》一文，围绕着拙作《〈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考证的“其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之立论，从剧本内容、时代背景、抄本流传、艺术形式与蒲松龄著作及其生平等多方面因素来论证《草木传》非蒲氏所作，费了不少精力。然而，要离开已知的“山西人郭秀升”这一主轴，其所有的怀疑、推测、分析都将难成信据，也更进一步体现了拙作立论的必要性。所以，若至此遽作结论，尚有一定距离，还须继续研讨。

其后，《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年第2卷第3期（8—12页），又刊发了杨燕飞、贾治中的《〈药会图〉（抄本）校勘》（据道光十九年抄本整理点校）稿。文称：“现知的清代药性剧剧目有五个。1990年”“收集到《群英会》，做了校注;1994年又收集到另一部，即路大荒氏在《蒲松龄集》编订后记中提到的《药会图》。因系抄本，抄录者显然大多并不精通中医学，加之辗转时日久远，其中错讹阙漏甚多，以至难以卒读，有必要整理点校。《药会图》极有可能是这几个药性剧剧本中最早写成的一部。其它的药性剧剧本，都是以它为底本，在流传演唱过程中，好事者增易而成。不唯改了情节，也改了题目。但这几个剧本，只有《草木传》误载于《蒲松龄集》，可惜未经整理校勘。故《药会图》的点校除这几个剧本可参稽外，可资参考的第一手资料就很少了，其中难免不当之处，切盼指正。”

其后正文前有邱世俊《序》及《自叙》各一篇，现照录于下供参考。

序 黔南邱士俊拜识

医之一道，甚难言也。医者，意也，必得心领神会，方能应手。而药性之补泻寒热，攻表滑涩，种种不一，更得深识其性，然后可以随我调度。故用药譬之行兵，奇正变化，神明莫测。晋之郭子秀升先生，儒医也。穷极素问，阐挟 [1]灵枢，而居心慈祥，人品端方，非市井者俦。余与订交，不殊金兰。其暇谱有传奇一则，乃群药所会。余阅之，不胜佩服。遂观其首，曰《药会图》。要知非游戏也，实在使诸药之寒热攻 [2]补，简而甚明，则显而易学。业仁术者果会心于此，庶于医道不无小补云。

自 叙

余尝留心于医道者非一日矣。甲子夏，在汴省公寓与原任宝丰县悬邱公忽谈及《草木春秋》，乃谓其无益于人也。余不禁有感于药性，择其紧要，正其错误，不必整襟而谈，但从戏言而出，或寄情于草木，或托兴于昆虫，无口而使之言，无知识情欲而使之悲欢离合。名士见之固可喷饭，俗人见之亦可消遣，乃吾之意不在此。合本草一大部，煅炼成书，欲起死人而活之，先活草木金石之腐且朽者。如甘草金石斛之属，尽使着优孟衣冠，歌舞笑啼于纸上，以活药药死人，未有不霍然而起者。纵不日用乎活药，亦岂肯忘情于活药，鼓舞欢诵，则人人知其药，亦即人人知其性。用药者不至有错误之遗憾，服药者不至有屈死之冤魂，而吾之心已足矣。然自好高之流多，药活而人则未必尽活也。故即有呼我为迂者，我即应之以为迂;呼我为狂者，我即应之以为狂。但求不愧吾心，庶于医道不无小补焉，是则吾之志也矣。

以上可知，该抄本中两序，是“据道光十九年抄本整理点校”后的结果，其内容与张亚杰藏本基本相同，仅有几处存异，似同出一源，可作互校。笔者认为，对该剧本内容的校勘非常必要，然无关其作者考证，以故从略。

四、更进一步

《学术交流》2012年3月，总第216期第3 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栏，刊发赵春晖、洪红《清代传奇〈草木传〉考略》一文。其[摘要]称：

清代传奇《草木传》的作者并不是蒲松龄，系后人伪托。依据《草木春秋药会图》中邱世俊《序》和作者《自叙》及相关方志文献，可认为《草木传》的作者是郭廷选。郭廷选，字秀升，山西壶关人。该传奇是依据汪价章回小说《草木春秋》改编而成的。郭廷选创作该剧，一方面以戏剧见才学，庋藏其博物多识和医药学问;另一方面略以寄慨，寄托其“立功勋”、“定华夷”的理想与抱负。

其正文开篇云：

清代传奇《草木传》，共十场，亦名《药性梆子腔》、 《草木春秋》、《药会图》等，是清代的一部具有逞才炫学性质的戏剧。该传奇的作者本为山西壶关（今山西黎城）人郭廷选，却被误编入《蒲松龄集》中。乾隆年间、道光年间皆有钞本，题名不同，有题《本草记》的，有题《药会图》的，还有题《群英会》的。题名《草木传》的钞本，现藏于蒲松龄故居纪念馆。对于《草木传》的版本与作者，路大荒、洪流、杨海儒等学者的研究已发其端①，贾治中、杨燕飞继而进行了梳理及补充②。然而，由于郭廷选无诗文集传世，相关交游资料亦是十分贫乏，对于《草木传》创作的了解，与事实尚有距离，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本文在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史料，试图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勾勒，以廓清之。

该文引用已发表的论文资料来论证“《草木传》作者为郭廷选”时，认为仅凭抄本上“柳泉先生手著南轩于次客碧”就认定其“作者为蒲松龄一说，似难以成立”。之所以路大荒将此书列入《蒲松龄集》时作为待考，是蒲氏碑阴著作目录中无此记载。故其将引证的文献资料作“注释”条云：

①路大荒在其整理的《蒲松龄集》中指出，《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然证信尚缺，待考。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3页。洪流的《〈草木传〉及其作者问题》依据蒲松龄撰有关于医药著述《药祟书》与《伤寒药性赋》，推论出《草木传》的作者就是蒲松龄。见《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54～56页。杨海儒的《〈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怀疑《草木传》的作者应与《药会图》的作者郭秀升有一定的关系，此说甚有价值，惜其未作考证。见《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第103～105页。（以下注文从略）

该文先列举了“嘉庆十三年刊本《草木春秋药会图》”与道光十九年、道光二十三年钞本以及《药会图》和《草木传》各种剧本的关系后，又谈了《邱世俊序》及《自序》内容与有关史料中记载的邱氏科举任官经历及其与郭秀升的交情。还提到了在“道光二十三年钞本”中有作者自題为“嘉庆拾叁年冬，古留壶关郭廷选序于满城官署编次”之信息，并由此认定“秀升”乃其字，籍贯是壶关（今山西黎城）。该文将引证资料作注释云：

①嘉庆十三年《草木春秋药会图》的作者《自叙》与道光十九年《草木春秋药会图》的作者《自叙》内容稍有不同，但同出作者一人之手是无疑的了。其文曰：“余尝留心于医道者非一日矣。甲子夏，在汴省公寓与原任宝丰县邱忽谈及《草木春秋》，乃谓：‘其无益于人也。余不禁有感于药性者。因即不揣固陋，择其紧要，正其错误，不必整襟而谈，但从戏言而出，生、旦、净、丑，演成一段事实，悲欢离合，弄出许多笑谈。名士见之固可喷饭，俗人见之亦可消遥。乃吾之意不在此。尝考《周礼》有云：‘医师以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又次之。然以此求之于晚近，即十失二三之医，果伊谁也？诚今人目击神叹。而知其脉理之未讲，亦以其药性之不明。若得，信如是也。则圣人误医药以济夭死之谓何？吾因急出此言，使人之有心于药性者，直则戏本玩之。既非苦其所难，自然乐于诵观。药性亦忘其为药性，观戏文亦忘其为戏文。则用药者，不至有冒昧之失;服药者，不至有蒙蔽之冤。而吾之心已足矣。然未必尽如人意。彼好高者流，即有呼我为迂者，我即应之以为迂;呼我为狂者，我即应之以为狂。但求不愧吾心，庶于医道不无小补焉。是则，吾之志也矣。”见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551～2552页。

②[清]道光十九年钞本《药会图》有黔南邱士（士应为世）俊《序》和作者郭廷选《自叙》，是本对于考证《草木传》的作者非常重要。杨燕飞与贾治中两位先生曾点校此书，发表在《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年第2卷第3期（8～12页）上。

③道光二十三年钞本《草木春秋药会图》，为临汾张耀庭先生收藏，是本有《跋》，其文有云：“嘉庆拾叁年冬，古留壶关郭廷选序于满城官署编次。”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9～780页。

该文以下论述“《草木传》与小说《草木春秋的关系》”以及“《草木传》的创作宗旨是逞才炫学”两专题（因其无关作者考证而略之）。而其文末结论云：“要而言之，《草木传》传奇，系抄自《草木春秋药会图》，二者系改编汪价的才学小说《草木春秋》而来，其作者不是蒲松龄，而是郭廷选。《草木传》也不是一部“药书”，而是一部庋藏作者博物多识和医药学问的才学戏剧，故可谓之“以戏剧见其才学者”。同时，作者在剧中也略以寄托其“立功勋”、“定华夷”的理想与抱负。

以上可见，该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草木传》的作者为郭廷选”，第二、三部分为论其剧本与小说的关系及其创作总旨。其文前[摘要]首句即称“《草木传》的作者并不是蒲松龄，系后人伪托。”然后又称其作者“是郭廷选”，其“字秀升，山西壶关人”。其正文称，《草木传》是“被误编入《蒲松龄集》中”的。该抄本“现藏于蒲松龄故居纪念馆。对于《草木传》的版本与作者，路大荒、洪流、杨海儒等学者的研究已发其端，贾治中、杨燕飞继而进行了梳理与补充。”但限于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本文在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史料试图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勾勒，以廓清之。”

笔者认为，《清代传奇〈草木传〉考略》一文，站在一个较高视点上，审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以研究文献的先后次序，理顺了课题研究脉络，并提供了某些文献史料的出处，为进一步完善作者研究资料作出了贡献。而其对《草木传》与小说《草木春秋》的关系，以及《草木传》的创作主旨，特别是从作品中发现作者所寄托的“立功勋”“定华夷”的理想与抱负之说，颇为新颖。因为笔者研究的重点是有关作者问题，该范围外的内容便难以顾及了。

另从网上发现一篇近2万字的长文，名称为《〈药会图〉稽考散论》（2012—09—09），作者赵怀舟（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太原）。其摘要称：

本文对10回本药性剧《药会图》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简要分析了它的剧情梗概、主要角色，并对该剧的作者情况、创作背景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基本结论是：10回本《药会图》是山西壶关人郭秀升氏，在嘉庆9-13年间，受32回本章回小说《草木春秋演义》的启发，以8回本《药性巧合记》为底本编创而成。

该文（以下简称“赵文”）开篇即以“中医药科普文学作品”定性来简介《药会图》的内容及其创作手法，称“这部药性剧的剧本很好地具备了普及中药学基本知识的功能。”然其“进入一般中医业者的学术视野，并渐次得到普遍的重视，时在《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2003年第2期，分8期连载的杨燕飞、贾治中教授‘《药会图》（抄本）校勘（据道光十九年抄本整理点校）之后”。而此前关心该书者，“首先是以文学（特别是俗文学）为研究方向的学者，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中医学者关注这部中医药学科普作品。”下面赵文“拟从前人研究、剧情简介、角色分析、著者情况、创作背景等5个方面，展开对于此书的初步研究。”其称“由于所涉问题较为分散，并且还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未能得以澄清，所以本文仅是抛砖引玉之作，暂命之曰‘稽考散论。”另还进一步说明其文中涉及的“基本文本和若干照片”除极少数外，均取自“贾治中教授的个人收藏”。

赵文在“1、《药会图》的前人研究”中，先谈了“1960年代路大荒氏的研究”。在简介了路大荒名、号与其籍贯以及《蒲松龄集》的出版过程后，便引用并介绍聊斋著作的内容，照录路氏在“编订后记”“附录”中将《草木传》作为代考的叙述全文。因而推测路氏所谓“道光间的抄本《药会图》”，“可能与杨燕飞、贾治中教授据以整理点校的‘道光十九年《药会图》（抄本）相差不远。”故而断言路氏所谓的《药会图》与《草木传》“连内容也当相差无几。”区别在于有无“柳泉居士”的署名而已。以下整段照录路氏提到的《草木传》“开演”部分（226字）。其后又称“可以顺便指出的是，路文中提到的‘乾隆时期的抄本《本草记》剧本当指八回本的《药性巧合记》一书。”遂即再谈“绿依（杜颖陶）先生在1948年1月9日星期五第28期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中发表《别具风格的〈<？蛐SPAN>药性巧合记〉戏文》一文”，并照录其文。认为《药性巧合记》“与《草木传》雷同，最为重要的一点该书见有‘乾隆三十五年桃月四友堂刊本一种，则必然也有‘乾隆时期的抄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路文中提到的《本草记》即《药性巧合记》。”

赵文在“1970年代的相关学术文论”中，谈及其所见1970年12月再版的台湾“刘阶平氏《蒲留仙传》一书”，“注释”中提到“《草木传》或题作《药会图》，长篇传奇，全曲十回，虽以通俗俚曲阐明药性，而词意鄙俗，亦不似留仙文笔。”认为刘氏“从文笔、文风角度怀疑其非蒲氏之作。”再由刘氏所列“日本庆应大学藏平井雅尾集留仙书目”中关涉《药会图》的几种作品，转而大谈平井雅尾来华搜罗蒲氏遗作及美国华盛顿图书馆拟录其藏副本未果，后为藤川一秋为之全部收购，捐赠庆应义塾大学之过程。认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大陆、台湾学者讨论到《草木传》或《药会图》了，但直到1984年5月至7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辜美高先生到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阅读蒲松龄的相关资料，人们才从他的记载中得知其基本情况。”

赵文在“1980年代的相关学术文论”段中，首先谈了“1988年12月辜美高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聊斋志异与蒲松龄》一书中对《草木传》和《药会图》均有所描述。”并引用《药会图》书前序文：“医之为道甚难也，医者意也。必得心领神会，方能应手……”（此与笔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搜集到的抄本《药会图序》内容完全一样，故从略。）以下还引錄了《药会图》的全部目录，然后称“该抄本在文前注明是蒲家老抄本，平井雅尾谓未发现其稿，亦无记录可考，故不敢断为聊斋遗稿（见平井雅尾《聊斋研究》页68）”，又以《聊斋研究》书影为证，称“如果辜氏引文可靠”，那么“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有日本学者开始考究《药会图》作者的问题了。”（赵文叙述不按时间先后顺序，以致将笔者于1987年最先在国内刊布的抄本《药会图序》内容，转让给1988年12月才出版的辜美高专著中引用之，令人费解。）

以下赵文在谈完辜美高1988年12月出版的专著《聊斋志异与蒲松龄》后，转而再谈“1987年第5期《甘肃社会科学》杂志中刊载了山东省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杨海儒先生‘《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一文。我们已知《草木传》就是十回本《药会图》的别称，我们不妨把关于《草木传》的讨论文章归入《药会图》题下讨论。据杨文介绍：‘对于《草木传》的作者问题，前些年未见有人论及。但近年来，许多医学报刊都把《草木传》当作蒲松龄的著作广为介绍。甚至有人以此将蒲氏推崇为“中医药科普文艺的先驱，并提出了‘该书（指《草木传》）确系蒲氏所著之说……”（以下赵文继续照录拙文中列举的“《草木传》确系蒲氏所著”论者所采用的多条例证。故从略。）赵文中引录至（持“蒲氏所著”论者的话）“新发现的这篇序言，证明该书确系蒲氏所著，这使路大荒先生的质疑得到了答案”后，却戛然而止，未再引录。（其实，赵文以上所引录的内容，仅系拙文辩驳“《草木传》确系蒲氏所著”者的开头部分，以下还有数倍于此的段落继续论证之。最后笔者以自己1986年搜集到的馆藏《药会图》抄本，考证出“《草木传》就是《药会图》，只是二者的名称不同，序言各异罢了。”同时亦确立了“其作者系‘晋之郭子秀升先生无疑”之立论。应该说，这正是引发后来“关于《草木传》问题”研究逐渐热络红火的“发轫”点。而赵文对此竟置若罔闻，不再提及，令人不解。）以下赵文结论称“从上述引文可知，大陆至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文章开始研讨此书的作者、意义和流传诸事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相关学术性略浓的讨论和介绍性文章渐渐多了起来”，此后便转述它题《王尔烈全传》……。

赵文在“2、《药会图》的剧情简介”和“3、谁是《药会图》的主角？”后，再谈“4、《药会图》的作者论争”专题。其称“虽然有过一些争论，比如周保国（1988年）[13]、张奇文（1991年）、洪流（1992年）等人，认为其书的作者是蒲松龄（1640-1715）。其中洪流先生的考证比较细致，但其文提到的署名‘蒲松龄著的抄本、石印本笔者未见，无法做出深入评价，而其所谓‘柳泉先生手著南轩于次客碧的序后题句也颇为费解，尚待深入研究。[14]若从其掌握的版本证据到其结论之间的论述过程来看，其分析讨论得相当严谨周到，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洪流先生掌握的抄本资料并不完善，所以其‘现在见到有‘蒲松龄著抄本、石印本的署名始终一致，未发现其他署名。[15]一语并不完全正确，笔者未曾见过洪氏提到的署名‘蒲松龄著的钞本或石印本，倒是可以见到冠以‘郭秀升自序的抄本存在。”（赵文中以上列举的洪流等人所“认为其书的作者是蒲松龄”的结论，其实都不可信，对此，笔者早在1987年所撰《〈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文中就专论过。而且还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5年第18卷第2期所刊拙文《蒲松龄的医药著述考》中又专门论及。按理赵文应将这些内容归入“《药会图》的作者论争”专题来论述才是。因此前其曾在“1980年代的相关学术文论”段中专门谈到“1987年第5期《甘肃社会科学》杂志中刊载了山东省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杨海儒先生‘《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一文。我们已知《草木传》就是十回本《药会图》的别称，我们不妨把关于《草木传》的讨论文章归入《药会图》题下讨论。据杨文介绍（以下略）”。但赵文未能践诺，并未将拙文考证内容及“其作者系晋之郭子秀升先生无疑”之结论归入“《药会图》题下讨论”，更未将1995年拙撰《蒲松龄医药著述考》文中所作“《草木传》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的立论纳入其“题下讨论”范围。让人疑惑难解。）

赵文以下叙述“《药会图》邱世俊序”与“冠以‘郭秀升自序问题”，并照录“道光十九年抄本《药会图全本》中的邱序”与“民国十八年抄本《梆子腔药会图全本》郭廷选嘉庆十三年（1808）農历十一月自叙”内容（因此两序内容已在前面照录过，故从略）。

赵文以下论述“5、《药会图》的创作背景”内容，已非拙文探讨范围，亦从略。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拙文在缕述赵文中有关《药会图》及其作者研究课题的起始、历程等内容时，或多或少地加进了笔者的某些评议，这也是为完善该课题研究资料的一点补充。学术研究就是一种传薪过程，有时需要多人，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譬如笔者首提“《草木传》的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的立论，历时数十年才有了今天的诸多研究成果，即是例证。因为不知赵文刊发的杂志，只能以网上的转载内容论述如此。

五、额外收获

从网上获知，“中医药科普书《清代药性剧》出版”信息，“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18—07—19”，以下正题如上述，其下有“编者按：清代药性剧是以表现中药药性为主题的剧本，始创于清代嘉庆年间，是以普及中医药知识为目的、以戏剧为表现形式的创举。药性剧剧本不仅在中国民间有流传，在美国、德国等也散见，其科普价值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其下有“贾治中：清代药性剧是中医药科普创举  本报记者 孙学达”，再下为正题，正题下有“贾治中收藏六本药性剧书影”。

该报道称（为方便引述，以下简称“报道”）

1990年前后，山西中医学院（现山西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主任贾治中教授从太原旧货市场上淘回一本《群英会》钞本，内容是以中药药名为角色展开剧情演绎。那时教学任务繁忙，他并未细审这本书。1992年冬，贾治中将《群英会》与几种古代本草书籍逐条对勘，发现此书具有较大的科普价值，又是寓教于乐的戏曲形式，十分难得。于是他便开始校注此钞本，同时又展开了其他版本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至今已20余载。2013年7月，贾治中与杨燕飞所著《清代药性剧》一书出版。

其下报道以“偶得一书，启发一段收藏之旅”、“意外发现，探药性剧前世今生”、“苦心经营，辟药性剧表演形式”三个分题，详加介绍。其第一题主要内容是先介绍贾治中收集的钞本属于“梆子腔”，并由他谈及梆子戏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药性剧”的称谓原因。继而谈贾治中20年间收集到的“道光十四年钞本《群英会》、道光十九年钞本《药会图》、民国十九年印本《说唱药性巧合记》、道光十年钞本《药性赋》、道光二十八年山西乔治远堂钞本《药会图》、民国十八年山西灵石一槐陈棻钞本《药会图》6个版本及其异同。然后介绍贾治中与其夫人杨燕飞共同研究药性剧的过程中除得其在哈佛大学的侄女贾宁引导同赴该校燕京图书馆查阅药性剧相关资料，并获得该馆藏清同治钞本《药性巧合记》书影外，还得到同道的帮助，如中国中医科学院郑金生教授为其提供德国柏林图书馆藏《药会图》四种钞本的书影;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赵怀舟先生从网络下载的多种药性剧钞本及印本的影像资料。使其《清代药性剧》一书能成功出版。

其第二题“意外发现，探药性剧前世今生”称：

在校注和收集资料过程中，贾治中发现《蒲松龄集》里收录的《草木传》，内容与《药会图》相似度极高，这引起了他的关注。《蒲松龄集》把《草木传》放到了附录部分，细读内容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当时山东的蒲学研究引人瞩目，很多人认为《草木传》为蒲松龄之作。

贾治中经过一系列考察、研究，发现并非如此。首先，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本《草木传》的单行钞本署名蒲松龄;其次，蒲松龄并非精通中医学之人，也未有行医经历，虽有医学相关作品，但大多是从别处截录的，且《草木传》为梆子戏剧本，和《蒲松龄集》所有其他剧作风格迥异;再者，梆子戏流传到山东较晚，蒲松龄在清初就去世了，早于梆子戏在山东流行前。此外，中国台湾学者刘阶平、新加坡学者辜振甫等也考据过《草木传》作者是否为蒲松龄，答案均为否定。

（其引文中新加坡学者“辜振甫”，应为“辜美高”，笔者注。）

以下报道继续介绍贾治中收集的《药会图》钞本中的邱世俊序和郭秀升自序以及邱、郭二人的交情等资料细节。本题末尾称“此外，贾治中还写了一些相关的探讨性文章发表在《中华戏曲》《戏曲艺术》等期刊上，阐释了关于药性剧的作者问题、写作时间、意义和价值问题等。”至于第三题则是关于研究外的内容，故从略。

以上可以看出，该报道的第二题，重在介绍贾治中在科研历程中的“意外发现”，成为其“探药性剧前世今生”的真正动因。这一“意外发现”，确指其“发现《蒲松龄集》里收录的《草木传》，内容与《药会图》相似度极高，这引起了他的关注。”“当时山东的蒲学研究引人瞩目”，很多人认为《草木传》为蒲松龄之作。是他“经过一系列考察、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并列举了数条理由以否定之。（此处之“意外发现”，当指其先读到了笔者“《草木传》的作者并非蒲松龄，应为山西人郭秀升”的立论，并由此“发现《蒲松龄集》里收录的《草木传》，内容与《药会图》相似度极高，这引起了他的关注。”然后才进行“一系列考查、研究”的。若非如此，贾教授不会按图索骥去翻阅《蒲松龄集》的。以前未见其有研究蒲著的论文。）

其实这些内容都是依据《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P93～95所载贾治中、杨燕飞《关于〈蒲松龄集·草木传〉》文中所述缩写的。（笔者前已对该文详加述评，故从略。）之所以引录该报道，是为了进一步证实30多年前的1987年笔者考证的“《药会图》的作者系‘晋之郭子秀升先生无疑”的立论（亦即1995年重提《草木传》的作者“应为山西人郭秀升”的结论）之正确及必要。从《清代药性剧》的出版，也可见当年笔者抛砖引玉的效果。

六、最后结论

综述以上这些文章可见，各文的侧重点、依据的版本、研究的方法以及结论等皆有异同，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从《草木传》（或《药会图》以及名异类同的清代药性劇本）的作者情况、医药价值、内容异同、成书年代、创作总旨、版本源流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研究考证的，且其中无一不涉及作者情况的探讨。仅就“其作者研究”而言，诸文皆引用了笔者当年考证其作者“系‘晋之郭子秀升先生无疑”（亦即“应为山西人郭秀升”）之立论。他们的研究结果也都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的一致认为“其作者不是蒲松龄”，应为“山西壶关人郭廷选（字秀升）”（其身世还欠清晰）。这充分证明了笔者立论的正确及其价值。

当然，笔者当年的研究目的，旨在考证《草木传》的作者是谁，而非研讨其作品的内容及其他，但却阴差阳错的成了该课题研究的发轫之作，以致引发了其后该课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结出了“中医药科普创举”的《清代药性剧》出版的硕果。这是笔者乐见亦属意料之中期盼的效果。

不过，话又说回来，该课题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如郭廷选（秀升）的身世问题、邱世俊序及郭氏自序的真伪问题等等。在此还想为研究者提供一点线索，笔者以为现存蒲松龄纪念馆的孙迎瑞家藏抄本《药会图》，应为较早甚至是成书不久的抄本。因其序言的为文水平，在现已知的序言中是最好的，当为原序，对照他本即可较出优劣。如后来多种序中都比原序多出了后面的一段文字，绝不似原序口吻，读之不仅拗口，而且重复，与原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形同狗尾续貂，显系后人作伪。所谓郭氏《自叙》，已有多篇异同，须细加考证真伪。

30年光阴，当时颇感漫长，回顾则弹指一挥间。《草木传》作者原非蒲松龄，只因当年好事者的作伪，让路大荒不得已将其收入《蒲松龄集·附录》中以待考，时已历经一“甲子”。若路翁地下有知，得见今日之结论，当释然含笑九泉矣。从此以后，《草木传》可随其原主回归山西老家，蒲学中也不再有此论题出现，而以后出版的聊斋著作集中肯定会卸下这不应有的包袱而减轻重负。可谓皆大喜欢。

这一成果是来自山东淄博、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黑龙江哈尔滨的七位研究学者的共同收获，笔者在其中只起了发轫与结论的作用。

最后还须说明的是承蒙中国聊斋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邹宗良教授襄助，在百忙中代笔者查考郭秀升身世并提供文献资料，以使拙文能够顺利完成。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