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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

2020-10-28范正群李锋

蒲松龄研究 2020年3期
关键词:形象分析聊斋志异

范正群 李锋

摘要: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通过对几只禽侠义兽的描写,营造了动物界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侠义世界:有隐忍决绝、待机复仇的禽侠——鹳鸟,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义兽——义犬,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禽侠义兽——大鸟与义鼠。以此折射出人间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蒲松龄的侠客情怀。

关键词:聊斋志异;禽侠;义兽;形象分析;侠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古代文人心中大多有一个“侠客梦”,越是浪漫的文人,越是怀才不遇的文人,越是经历坎坷的文人,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侠客”情怀。西汉的司马迁如此,三国时期的曹植如此,唐代的李白如此,清朝的蒲松龄也是如此。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纯粹意义上的侠义小说在《聊斋志异》中的数量并不多,其篇幅相较于爱情小说与科举小说也相对短小。但,作为一种精神,《聊斋志异》却处处闪耀着侠义的光芒,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

在《聊斋志异》中,从爱情小说到科举小说,从邻里纠纷到公案诉讼,侠情侠风总会扑面而来;从现实人间到仙界幻境,从花妖狐魅到红尘男女,侠影侠踪总会倏然来去。可以说,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几乎贯穿了整部《聊斋志异》。

如果按照行为主体来分析,《聊斋志异》宣扬的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人类的侠义精神和行为、花妖狐魅的侠义精神和行为以及动物的侠义精神和行为三部分。

下面我们就其中描寫动物的侠义精神和行为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虽说这类作品在《聊斋志异》中只有寥寥数篇,且篇幅短小精悍,但也能起到管中窥豹、以小窥大的效果。

一、隐忍决绝、待机复仇的禽侠——鹳鸟

古代社会,复仇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民间私自复仇的现象时有发生、屡见不鲜。如何处治那些因为复仇而杀人的罪犯,是一件令历代统治者都颇为头疼的事情。为此,初唐的陈子昂和中晚唐的白居易,甚至还进行了一场跨越一百多年的隔代辩论 ① 。

在文学世界,复仇也一直是小说家们喜欢涉足的题材之一,名篇迭出,不胜枚举。比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唐五代传奇中的《谢小娥传》《贾人妻》《崔慎思》《上清传》《荆十三娘》等都是此类题材的名作佳构。

蒲松龄《聊斋志异》关于复仇的故事就更多了,《商三官》《庚娘》《细侯》《黄九郎》《霍生》《侠女》……据不完全统计,仅以女性为主体的复仇故事,《聊斋志异》就有三十余篇。

而在《聊斋志异》众多复仇故事中,以鸟兽作为复仇主体的故事并不多,最典型的是《禽侠》。《禽侠》虽然篇幅短小,两个复仇故事加上“异史氏曰”不过五百多字,但却写得惊心动魄,细思极恐。

我们先来看一下发生在天津某寺的鹳鸟复仇故事:

天津某寺,鹳鸟巢于鸱尾。殿承尘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鹳雏团翼时,辄出吞食净尽。鹳悲鸣数日乃去。如是三年,群料其必不复至。而次岁巢如故;约雏长成,即径去,三日始还,入巢哑哑,哺子如初。蛇又婉蜒而上。甫近巢,两鹳惊,飞鸣哀急,直上青冥。俄闻声蓬蓬,一瞬间,天地似晦。众骇异共视,乃一大鸟,翼蔽天日,从空疾下,骤如风雨,以爪击蛇,蛇首立堕,连摧殿角数尺许,振翼而去。鹳从其后,若将送之。巢既倾,两雏俱堕,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钟楼上。少顷,鹳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1]1290

幼子被巨蛇吞食净尽,鹳鸟总是“悲鸣数日乃去”,丧子之痛,不可谓不深!这种痛彻骨髓的丧子之痛,在接下来的两年,它又承受了两次。可是,第四年,它还是将鸟巢建在了原来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要复仇!

为了复仇,鹳鸟不惜以幼子为饵,引蛇出洞,然后,奇兵天降,一举将巨蛇搏杀!

这个复仇计划一旦付诸行动,就意味着,鹳鸟很有可能连续第四年遭遇丧子之痛的沉重打击。结果也的确如此,两个幼雏一死一伤,鹳鸟为复仇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但即便如此,鹳鸟还是义无反顾的将自己的复仇计划付诸实施,足见其对巨蛇怨恨之深,足见其复仇信念之坚定与决绝,也足见其心机之深沉,甚至也足见其冷酷。

如此隐忍,如此决绝,如此工于心计,甚至还有点冷酷,蒲松龄只用区区二百余字就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复仇者形象。而这个独特的复仇者,竟然是一只鹳鸟!但明伦评云:“禽鸟中有志士,有侠仙,人有自愧不如者矣。” [2]1061-1062

讲完天津某寺鹳鸟复仇的故事,蒲松龄感觉意犹未尽,又讲了另外一只鹳鸟复仇的故事,并将其附在《禽侠》篇末,“异史氏曰”之后:

济南有营卒,见鹳鸟过,射之,应弦而落,喙中衔鱼,将哺子也。或劝拔矢放之,卒不听。少顷,带矢飞去。后,往来近郭间,两年余贯矢如故。一日,卒坐辕门下。鹳过,矢坠地。卒拾视曰:“此矢固无恙哉?”耳适痒,因以矢代搔。忽大风摧门,门骤阖。触矢贯脑,寻死。[1]1290-1291

这则故事中济南营卒最可恨之处,不是他射伤了鹳鸟,而是在他明明知道鹳鸟还有嗷嗷待哺的幼雏之后,依旧不肯接受别人的规劝,“拔矢放之”。正因为此,他才招致鹳鸟苦心孤诣的复仇。

此后的两年,鹳鸟往来于城郭之间,“贯矢如故”,其实是骄敌懈敌之计,也是复仇计划的开始。如果没有这两年的“贯矢如故”,或许,当那支箭掉落营卒面前的时候,他不会去捡拾,即使捡拾,也不会轻佻地拿它掏耳朵。

殊不知,鹳鸟要的就是他的轻佻,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于是,“大风摧门,门骤阖,触矢贯脑,寻死”,鹳鸟的大仇就这样报了!至于那股忽如其来的大风,似乎有些诡异,不过,我们应该可以相信,那一定是鹳鸟的“杰作”。

两只鹳鸟,两个复仇故事,一个发生在天津,一个发生于济南;一条噬子的大蛇,一个射己的营卒;故事情节绝无雷同之处,而复仇者的形象却极其相似。天津某寺的鹳鸟为报巨蛇噬子之仇,不惜以子为饵,致其一死一伤,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济南鹳鸟为报营卒射己之仇,两年贯矢如故,肉体上的痛苦同样可想而知。它们不惟谋略过人,其毅力亦过人,心肠之硬更过于人,和古代复仇的侠客相比,也不遑多让。

两只鹳鸟如此苦心孤诣的复仇,与《聊斋志异》中的人类复仇故事,比如《商三官》《庚娘》《细侯》诸篇,相互映衬,相互生发,使得复仇主题更为深沉。

一只鹳鸟为了复仇,不惜以子为饵,为的只是引蛇出洞;一只鹳鸟为了复仇,两年贯矢如故,为的只是骄敌懈敌。同时,两只鹳鸟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的冷酷,让人不寒而栗,一如某些古代的复仇侠客。如唐传奇《贾人妻》《崔慎思》中的女性复仇者,在大仇得报、飘然而去之后,忽然折返,为断绝思念之情竟然亲手杀死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而《聂隐娘》更是公然将侠客的这种冷酷宣之于口:“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 [3]1790

“冷酷”只是复仇者一件冰冷坚硬的外衣,透过冷酷的表象,我们依稀可以窥探到复仇者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一个点:他们,其实也是多情的人,虽然这种多情,我们普通人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那些女性复仇者之所以狠心杀掉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是因为担心孩子会成为自己的牵挂;天津某寺的鹳鸟之所以以子为饵,是因为它要为葬身蛇腹的幼子复仇;济南鹳鸟之所以两年贯矢如故,也是因为营卒不肯怜惜自己还有嗷嗷待哺的幼雏。

在蒲松龄笔下,作为复仇者的鹳鸟,具有与人类复仇者相似的性格、情感和心智,甚至可以说高度吻合,这绝非偶然,而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因为,蒲松龄要借鹳鸟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我们知道,蒲松龄一生潦倒场屋,屡屡铩羽而归,生活也一度陷入困窘。在这样的痛苦煎熬中,蒲松龄深切体会到世间的人情冷暖。现实生活的失落与理想世界的坍塌,最终让蒲松龄选择了一条“发愤著书”之路。因此,面对现实世界的黑暗和腐朽,永不妥协的抗争和复仇,就成为《聊斋志异》普遍的存在,这种以暴力形式来呼吁正义公理的复仇精神,也因之成为《聊斋》的一大主题。而《禽侠》只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篇而已。

动物复仇故事并非蒲松龄的首创 ①,两只鹳鸟复仇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依稀探索到其本事 ② 。不过,蒲松龄将人类的性格、情感、心智内化为动物的行动,通过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义兽——义犬

快意恩仇、恩怨分明,是侠客的基本行为准则之一,因此,报恩与复仇,成为了侠义文学中并行不悖的两大主题。

报恩,在儒家伦理关系中,可以理解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③ 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则是朴素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在侠客的世界里,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 ④ 。

在知恩图报的故事中,施恩者与报恩者的关系其实并不平等。施恩者往往处于主导地位,所施之恩,往往为举手之劳、轻而易举之事。概括而言,无外乎三个方面:第一,厚之以贿;第二,待之以礼;第三,救之性命。而作为报恩者付出的却往往是全部,乃至自己宝贵的生命。春秋战国时期的专诸、要离、侯嬴、荆轲,唐传奇中的红线、古押衙,《聊斋志异》中的大力将军、田七郎等,也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甚至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代表。

对于施恩者与报恩者这种天然的不平等,蒲松龄也有所思考和揭露,他曾在《田七郎》中借田七郎的母亲之口,揭露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1]447而田母口中的这个“义”字,其背后蕴含的意思,往往就是“士为知己者死”!

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不平等,人与动物之间就更加的不平等,《聊斋志异》中《义犬》就讲述了这样一个动物报恩的故事:

潞安某甲,父陷狱将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将诣郡关说。跨骡出,则所养黑犬从之。呵逐便退,既走则又从之,鞭逐不返,从行数十里。某下骑,趋路侧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则犬欻然复来,囓骡尾足。某怒鞭之,犬鸣吠不已。忽跃在前,愤齕骡首,似欲阻某去路。某以为不祥,益怒,回骑驰逐之。视犬已远,乃返辔疾驰,抵郡已暮。及扪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辗转终夜,顿念犬吠有因。候关出城,细审来途。又自计南北冲衢,行人如蚁,遗金宁有存理?逡巡至下骑所,见犬毙草间,毛汗湿如洗。提耳起视,则封金俨然。感其义,买棺葬之,人以为义犬冢云。[1]1140

对某甲而言,黑犬不过是他豢养的一条看家狗而已,既谈不上厚之以贿,也谈不上待之以礼,他付出的只有残羹冷炙、剩菜剩饭。可是,对黑犬而言,某甲不但是它的主人,更是它的全部。为了他,它可以奉献自己的所有,包括只有一次的生命。

当黑犬遭受误解的时候,当它被主人呵斥打骂的时候,当它被主人以石投之的时候,当它被主人无情鞭打的时候,它没有丝毫的怨恨,而是依旧尽自己的一切所能,提醒自己的主人:你用来救命的银子,丢了!

可惜,聪明的黑犬遇到了一个愚笨的主人,它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让主人惊醒,反而招致主人更加无情的鞭打和驱逐,更绝情的弃它而去。黑犬拼尽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依旧没有追上主人绝情的脚步,最后竟然筋疲力尽,活活累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黑犬想到的依旧是如何保护主人丢失的用来救命的银子。于是,我们最后看到这样令人动容的一幕:黑犬“毙草间,毛汗湿如洗。提耳起视,则封金俨然”。

《聊斋志异》中还有另外一篇《义犬》,其故事情节与此篇绝不雷同,但主旨却大体相似:

周村有贾某,贸易芜湖,获重资,赁舟将归。见堤上有屠人縛犬,倍价赎之,豢养舟上。舟人固积寇也。窥客装丰,荡舟入莽,操刀欲杀。贾哀赐以全尸,盗乃以毡裹置江中。犬见之,哀鸣投水,口啣裹具与共浮沉,流荡不知几远,浅搁乃止。犬泅出,至有人处,狺狺哀吠。或以为异,从之而往。见毡束水中,引出,断其绳。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复哀舟人载还芜湖,将以伺盗船之归。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关三四日,估辑如林,而盗船不见。适有同乡贾将携俱归,忽犬自来,望客鸣嗥,唤之却走。客下舟趁之。犬奔上一舟,啮人胫股,挞之不解。客近呵之,则所啮即前盗也。衣服与舟皆易,故不得而认之矣。缚而搜之,则囊金犹在。呜呼!一犬也,而报恩如是,世无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1]1235

从表面上看,贾某救了义犬一条命,义犬又救了贾某一条命,一命还一命,公平合理。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贾某之救义犬,无非是举手之劳,花几个小钱而已;义犬之救贾某,却是艰辛备尝,苦不堪言:“口啣裹具,与共浮沉。流荡不知几远,浅搁乃止。”何况,义犬不但救了贾某的命,还奔波数日,帮助主人夺回失去的财物,更帮助主人报了谋财害命之深仇大恨。可以说,义犬不但报了恩,还还本付息,人与狗之间,恩与报之间,差距何其之大!

如果我们用“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来看待两条义犬报恩的故事,就会惊奇地发现,某种意义上讲,两条义犬就是可以为“知己者死”的士,而某甲和贾某就是那个所谓的“知己”!只不过,义犬得到的更少,回报的却更多。因此,义犬报恩的故事,究其实质,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夸大化或者夸张化描写。

“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士和知己者关系的不平等、不公平,蒲松龄早就有所觉察。而在两则《义犬》故事中,蒲松龄又有意无意的将这种不平等、不公平扩大化、夸张化,其无可奈何的愤愤之情潜藏于字里行间。因为,在封建时代,穷人与富人,普通人与权贵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而作为乡野文人的蒲松龄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禽侠义兽——大鸟与义鼠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侠客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也是侠客在民间最受欢迎与关注的原因之一。正如龚鹏程转述叶洪生《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陈晓林序言所说:“侠出于伟大的同情,武侠小说所强调的精神,基本上是一种同不公道的命运或体制抗争的精神,所以能广受民间欢迎。” [4]150

在《禽侠》中,蒲松龄除塑造了两个矢志复仇的鹳鸟形象外,还塑造了一个仗义行侠的“大鸟”形象。

当鹳鸟的幼雏再一次受到大蛇的威胁时,大鸟从天而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杀大蛇,然后又飘然而去,真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

《禽侠》篇幅短小精悍,但描写却扣人心弦而又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简直就是咫尺波澜。特别是对大鸟搏杀大蛇的描写,更是惊心动魄,气势如虹:“天地似晦”“翼蔽天日”的夸张描写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庄子·逍遥游》中那只“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的影子;声势震天,来去倏忽,则宛如《柳毅传》中的钱塘君;一击即中、飘然而去,又颇有《聂隐娘》中空空儿的神韵;搏杀大蛇的过程,声势、速度、空间位置都占尽先机,与关云长百万军中斩杀大将颜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鸟”无疑是动物世界的强者,拥有绝对的实力,其行侠过程可谓雷霆万钧、声势惊人,很容易让人产生痛快淋漓的快感,也符合一般人对侠客世界的想象。因此,蒲松龄一度将自己济世救人的宏大理想寄托于此类侠客身上。

面对社会的不公,面对人心不古的世风日下,面对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蒲松龄也渴盼那些能够通过雷霆一击,澄清整个社会的侠者。某种意义上讲,在蒲松龄心目中,大鸟就是这样的侠者。

正因为大鸟寄托了蒲松龄救世济人、澄清天下的理想,所以他才对大鸟的出场作了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并对其赞誉有加:“大鸟必羽族之剑仙也,飙然而来,一击而去,妙手空空何以加此?” [1]1290

当然,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大鸟无论如何神通广大,单凭其一己之力,都很难实现蒲松龄心目中澄清天下的胸襟与抱负。因此,蒲松龄更进一步,幻想有这样一个政权,其成员都是剑术出神入化的剑仙侠客,他们的宗旨就是惩强扶弱,澄清天下。这个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政权,就是《聊斋志异》中《王者》篇描绘的侠客政权。

在人类世界,蒲松龄将澄清天下的希望寄托于《王者》中的侠客政权;而在动物世界,这类侠者的代表,自然就是《禽侠》中的大鸟。一群人和一只鸟,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可惜,在现实世界中,此类侠者大多行踪诡秘,“别人并不去请他,他却自来迁就;当真要去寻他,又无处可寻” [5]2。总之神龙见首不见尾,可遇而不可求,完全将希望寄托在这类侠者身上并不现实。于是,蒲松龄不得不“从正义的英雄神话,转回到社会现实” [4]165,不得不转而将自己的期许寄托在普通人甚至弱者的身上。蒲松龄希望这些普通人身上闪烁的侠义之光,可以聚少成多,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聊斋志异》中《崔猛》篇的李申就是这样的一类侠者。他在崔猛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的感召之下,从一个生性懦弱、面对压迫和迫害默默忍受、不敢反抗的弱者,蜕变成一个智勇双全的侠客,不但能够为民除害,更能“粘纸于壁,自书姓名” [1]913,不肯连累他人,可谓弱者行侠的典型。李申,因之成为了蒲松龄创造的侠义人物中独特存在的这一个。

在蒲松龄的笔下,侠可以不是强者,甚至可以是弱者,却必须为勇者。体力上的勇还在其次,精神上的勇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侠义精神:义之所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方面,《聊斋志异》中人类世界的典型代表是李申,而动物世界的典型代表则是《义鼠》中一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鼠。

杨天一言见二鼠出,其一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遥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将过半,鼠奔来,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来嚼如前状。蛇入则来,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于地上。鼠来嗅之,啾啾如悼息,衔之而去。友人张历友为作“义鼠行”。[1]987

在蛇的面前,鼠是毫无疑问的弱者。鼠一旦遇到蛇,如果不立刻抱头鼠窜,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蛇的腹中美味。可是,当同伴葬身蛇腹的时候,这只侥幸生存的可爱的小老鼠,并没有选择逃之夭夭,而是耐心与蛇周旋,与其斗智斗勇,并终于迫使蛇吐出已经吃掉的同伴,这才善罢甘休。

两只老鼠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夫妻?朋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自己最为恐惧的敌人,它没有后退半步,只因为一个字——“义”!

在蛇面前,鼠是弱者,却也是勇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心中装满恐惧,却依旧敢于挺身而出,只为了抢回同伴的尸体,这就是勇,大勇!

当然,只有勇是不够的,否则就是匹夫之勇,就会和自己的同伴一样葬身蛇腹,除了让人敬佩之外,其实于事无补。义鼠显然不是一只有勇无谋的鼠。因为,它还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既可以保全自己,又可以逼迫敌人让步,交还自己同伴的尸体。一只老鼠,不但义气深重,而且有勇有谋,智勇双全,不是侠客又是什么?所以,但明伦如此评论:“此鼠不惟义,其不轻进,不遽退,俟蛇半入穴而后嚼之,蛇出即去,蛇入复来,至蛇吐鼠后止,呜呼!亦智矣哉。” [2]169

总之,《聊斋志异》中描写动物侠义行为的故事虽说只有寥寥几篇,且篇幅都非常短小,其中篇幅最长的《禽侠》也不过五百字左右,但以蒲松龄之大才,借助其如椽巨笔,透过有限的篇幅,我们依旧能够读到一个个感人肺腑的侠义故事,依旧可以感受到蒲松龄绵绵的侠义情怀。更为重要的是,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个动物的侠义世界,折射出的依旧是人间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探讨价值。

首先,蒲松龄塑造了几个既具有“侠”基本特征又个性鲜明的禽侠义兽形象。“义”“勇”“智”是它们共同的特征,也是蒲松龄笔下侠客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因为,只有义气深重又智勇双全的侠客,才会在行侠过程中最大程度的打击敌人,保护自己。无论是《禽侠》,还是《义犬》《义鼠》,实际上蒲松龄都是巧妙的将侠客的基本特征和禽侠义兽的动物特征糅合在一起,塑造了几个活靈活现、个性鲜明的禽侠义兽形象,使禽侠义兽成为整部《聊斋志异》中不可或缺的独特存在,不能不说这是对中国文学史的一大贡献。

其次,蒲松龄通过对动物侠义行为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侠义世界。这个小小的侠义世界,与《聊斋志异》其它篇章描绘的人类的侠义世界,花妖狐魅的侠义世界遥相呼应,互为映衬又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摇曳生姿的大的侠义世界。

第三,蒲松龄借助禽侠义兽的故事表达了自己“济世救民”的美好愿望。如果我们把《禽侠》与《王者》《商三官》《庚娘》《细侯》放在一起;把《义犬》与《田七郎》放在一起;把《义鼠》与《崔猛》放在一起对照阅读,我们将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蒲松龄“济世救民”的伟大理想和“感时忧国”的侠义情怀。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1994.

[2]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李时人,何满子.全唐五代小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4]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5]唐芸洲.七剑十三侠[M].济南:齐鲁书社,1993.

(责任编辑:李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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