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俊慧、马晽文丽的《对“铸本”的考察：兼及〈聊斋志异〉的成书》主张铸雪斋抄本忠实于殿春亭抄本、殿春亭抄本忠实于底稿、手稿打乱了底稿的篇次、铸雪斋抄本反映了早期稿本即底稿篇次的本来面貌，但经过考察，这四个观点都是错误的。马文还错误地继承白亚仁《夏雪》《化男》随意置于某册之末的观点，因此没有推翻《〈聊斋志异〉编次管窥》一文对册次的划分以及有关编次的结论。

关键词：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手稿;编次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拜读马俊慧、马晽文丽发表在《蒲松龄研究》2019年第1期上的文章《对“铸本”的考察：兼及〈聊斋志异〉的成书》（以下径称“马文”）之际，得见对拙作《〈聊斋志异〉编次管窥》（以下径称“拙作”）亦有不同意见，于是撰此文商榷，并修正拙作两处马文并未指出的错误。

一

马文的主要观点有四个：铸雪斋抄本忠实于殿春亭抄本、殿春亭抄本忠实于底稿、手稿打乱了底稿的篇次、铸雪斋抄本反映了底稿篇次的本来面貌。下面考察其论证之成败。

马文共五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分别从反、正两个方面论证其在摘要中的第一句话“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铸雪斋抄本忠实地过录了殿春亭抄本” [1]69，可见该观点之重要。《放蝶》《男生子》等篇在铸雪斋抄本（下称“铸本”）中有目无文，马文据该书破损补抄的痕迹作出的解释是：

在已经缺失的10页中，每页不能识读的文字当不会超出百字。对于这些文字，抄录者并没有根据自己的记忆进行臆补，而是忍痛割爱，删去了这些本来尚可以含糊补全的篇章，这就说明该抄本的过录是忠实于底本的。[1]74

删去有残缺的篇章，却还认为是忠实于底本的！何况卷十一的《齐天大圣》有残缺，并没有删去，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牛同人》《丐仙》等篇在铸本中既无目又无文，这又该如何解释呢？马文都不能自圆其说。马文又云：

与手稿本对勘，铸雪斋抄本有约224处3字以上的缺文，这其中绝大多数缺文显然是由于改动造成的。如《三生》篇首句，铸抄本作“刘孝廉能记前身事，自言一世为搢绅”，而手稿本作“刘孝廉能记前身事，与先文贲兄为同年，尝历历言之。一世为搢绅”，若漏抄或略去“与先文贲兄为同年，尝历历”11字，“言之”不当作“自言”……通过上述考察，可以说铸雪斋抄本对底本的过录是忠实于底本的。[1]75-76

如引文所示，马文拿铸本与手稿本对勘，结论居然是铸本忠实于殿春亭抄本（下称“殿本”），论据与结论显然脱节！马文又认为“但有些缺文显然是漏抄一整行造成的” [1]75，接着举出《王成》《婴宁》《云翠仙》《五通》四篇作品为证，结论是“在铸抄本中，缺文的字数恰好大致为一行的字数，这也说明抄写者是根据底本每行字数的不同对应抄写的” [1]75，該结论表明漏抄一整行不是无意的，而是故意的。既然是故意漏抄，显然不是忠实过录。

马文既然不能证明铸本忠实于殿本，那么当然更不能证明后续的观点“殿抄本同样是忠实于底本的” [1]77，况且其在摘要中声称“殿春亭抄本是根据蒲氏后期整理的手稿本的篇次目录对蒲氏早期的手稿本进行整理而形成的” [1]69，文末又主张铸本与手稿文目一致之处“应该有殿春亭主人‘雠校编次的功劳” [1]82，既然殿春亭主人作了整理、编次，怎么可以认为殿本同样忠实于底本呢？文末又云：

当辽稿本与底稿篇次差异过大，抄录中由于篇与篇相连不换页换栏的缘故，实在无法调整篇次，这就形成了铸抄本中卷四、卷九、卷十一、卷十二文目差异较大的现象，而这也就反映了蒲氏早期手稿本即底稿篇次的本来面貌。[1]82

如此解释未免无中生有。辽稿本与底稿篇次怎么会差异过大呢？马文没有证明这一点，而是直接当作事实，并且用作论据，其结论无异于空中楼阁。

马文一反麦缃、王子宽铸本的祖本晚于现存手稿的观点，认为铸本的祖本（即马文所谓的底稿）早于现存手稿，马文云：

特别是辽稿本中改动比较大的《青梅》《库官》《狐谐》《姊妹易嫁》《续黄粱》《小猎犬》《辛十四娘》诸篇，铸抄本的文字与修改后的文本相同，这应该是殿底本晚于辽稿本的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同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马文共举六例，下引是马文对《董生》的一句异文“此日妖气可畏”的分析）辽稿本将“日”字点去，旁注“辈”字，而铸抄本仍作“日”……只能说明蒲氏初稿中是误作“日”字的，在辽稿本抄录中，蒲氏发现了这个错误，于是改作“辈”，而殿抄本沿习了底本即初稿之误。[1]77-78

马文先是暂且承认对方的观点，然后举出六个反证（即《董生》等篇），为自家观点张本，其观点可以解释《董生》等六篇的改动，却无法解释《青梅》等篇的改动。马文当局者迷，反而作出如下解释：

其实王子宽已经注意到“蒲松龄在抄稿时，有随抄随改的习惯”，《聊斋志异》中是存在“对原先的改动又有了反复”，“又将之改回来了”的现象的，这就是《青梅》《库官》《狐谐》《姊妹易嫁》《续黄粱》《小猎犬》《辛十四娘》诸篇，铸抄本与改动的辽稿本文字相同的原因，是辽稿本抄录过程中随抄随改、或此前在底稿上修改又改回来造成的。[1]79

七篇中的《狐谐》有一句“家少有而运殊蹇”，铸本作“家贫而运蹇”，与“多报富户役”矛盾，蒲松龄不会短短的前后两句之间如此矛盾，只能是铸本或其底本随抄随改的结果，相反，马文不能证明这七篇“辽稿本抄录过程中随抄随改”。马文又说是“或此前在底稿上修改又改回来造成的”，既然此前在底稿上修改又改回来，那么为什么此后手稿改动一次的文字与底稿上修改又改回来的文字相同？现存手稿不应该直接承袭底稿上改回来的文字而不用修改吗？蒲松龄有何必要多此一举地先抄录底稿上修改后的文字，然后抹去，再抄录改回去的文字呢？

马文既然不能证明所谓的底稿早于现存手稿，其终极结论“（铸本）反映了蒲氏早期手稿即底稿篇次的本来面貌” [1]82就无从谈起，何况该结论的另一个支点“辽稿本形成过程中打乱了底稿的篇次” [1]82也不正确，有《云萝公主》为证。蒲松龄有四子，长子孝友，二十余岁进学，次子品学兼逊，而该篇写安大业有两子，长子孝友，早年及第，次子不才。另外，蒲箬《柳泉公行述》云：“至五十余尚希进取。我母止之曰：‘君勿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自是我父灰心场屋。” [4]1818五十余若指五十二三岁，则是1691、1692年;蒲松龄1691年尚应岁试作《拟南郊瑞雪应制》，则阃教不早于本年。本年以后最让蒲松龄如安大业一般得意自豪的，莫过于1693年1月山东按察使喻成龙请他到济南会晤。小说据此转换成“生得意自诩，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乌用是倘来者为！无足荣辱，止折人寿数耳。三日不见，入俗幛又深一层矣。生由是不复进取” [3]1854-1855。二人都谨领贤妻之言，灰心场屋即不复进取，而所谓秋捷，不过是情节变异，以遮人耳目。所以，《云萝公主》作成不早于1693年。拙作曾论证《真生》作于1693年，并把包括《云萝公主》《真生》的那部分作品定为第13册。手稿、铸本总目都置《云萝公主》于《沅俗》之后，《沅俗》据其中人物履历，当作于1690年，则《云萝公主》在《沅俗》之后是适得其所，才是本真面目，而铸本却将《云萝公主》误置于《沅俗》之前（也可能是沿袭殿本之误）。可见，马文认为手稿打乱了底稿的篇次，非是;铸本反映了底稿篇次的本来面貌这一终极结论当然更谬。

至此可以判定，马文的四个主要观点都是错误的。

二

马文两次对拙作提出批评，若是正论，自当不惮改过从善，但反复阅读之后，难以心服口服，不得不一一回应。马文云：

郑子运对十六册初稿本的篇次作了推测，“八卷本卷一卷首《考城隍》至《四十千》为第一册……八卷本卷七卷首《云萝公主》至《胭脂》的前一篇《贾奉雉》为第13册，《胭脂》至卷末《白秋练》为第8册，卷八卷首《王者》至《乩仙》为第14册，《苗生》至卷末《一员官》为第15册”。如果说十六册初稿本真是上述的所谓篇次和分册，那么“十六册本各册内部没有严格按照写作时间排列”是根本没有理由的。 [1]79-80

拙作说：“章培恒《〈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推断《聊斋志异》各篇按照写作先后排列，但王枝忠、孙玉明、任笃行、薛洪责力等学者先后撰文，证明了这一结论错误。蒲松龄没有严格按照写作时间排列各篇，确为事实，毋庸再赘言。” [2]72王枝忠等人的研究成果已经论证过了，拙作当然不必重复，有兴趣者自可翻检、验证他们的研究成果。上引马文最后一句言外之意是《聊斋志异》底稿的各篇是严格按照写作时间排列的，但又认为“白亚仁根据考证作出的《夏雪》《化男》‘是在《聊斋》创作实际上已结束之后的某一时间作的，而且作者并未按年代顺序把它们放在最后一册里，却随意置于《大人》一册之末的说法是合理的” [1]82。这岂不又自相矛盾了吗？

就王士禛批语的分布，马文云：

即使按照郑子运推测的十六册的次序，那么王士禛采摭和作批语的各篇分布是第1册2篇、第3册8篇、第4册7篇、第5册1篇、第7册1篇、第9册6篇、第10册6篇、第11册5篇，几乎集中在第3至4册、第9至11册中，而第2册、第6册、第8册中竟然连一篇都没有，也同样是解释不通的。而之所以会作出如此牵强的解释，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8册手稿本的篇次与16册初稿本的篇次是不一致的。” [1]80

王士禛只作了三十余条批语，又只采摭了五个短篇，某几册一篇都没有不是很正常吗？王士禛两次读到《聊斋志异》，都只是小部分作品，一般认为，他采摭和作批于1687至1689年第一次阅读时，那么某几册一篇都没有又何怪之有呢？马文认为“今辽稿本8册全部形成时底稿为二十余册……很有可能即为24册” [1]82，那么岂不是有更多卷册里面一篇都没有吗？不更是解释不通吗？至于马文所谓拙作“没有意识到8册手稿本的篇次与16册初稿本的篇次是不一致的”，也是臆测，拙作既然认为16册初稿合并成8册时有几册乱了册次而两两相合，当然意识到篇次在一定程度上随之而乱。需要强调的是，马文认为手稿打乱了底稿的篇次，是指铸本卷四、卷九、卷十一、卷十二文目差异较大的现象，与拙作认为的初稿誤合了部分册次并非是一回事。

马文赞成白亚仁《夏雪》《化男》随意置于《大人》一册之末的观点，不过，此观点未被广泛接受，章培恒认为白亚仁之说未必成立。拙作认为任笃行整理的八卷本《聊斋志异》卷六卷首《夜明》至《蒋太史》的前一篇《陆押官》为第16册，当时划分出第15册、第16册的理由是“八卷本卷八有一篇《雹神》，记唐梦赉道经雹神李左车祠一事，袁世硕根据中山大学藏旧抄本《聊斋诗文集》所载《致聊斋》，推断《雹神》作于康熙三十三年，诚是。袁世硕又发现朱缃康熙三十六年致蒲松龄的一封信札，信中云：‘《志异》七册前已赵上，想蒙照入矣。尚有八册，弟未经览者。” [2]83-84拙作当时采用袁世硕《聊斋志异》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已完成15册的观点，认为包含《雹神》的部分为第15册;《夏雪》《化男》都有康熙丁亥（1707）的纪年，包含这两篇的部分为第16册。这个推论本来顺理成章，但马文提出白亚仁的旧论，不顾任笃行早已根据康熙抄本证明《夏雪》《化男》不属于《大人》为首的一册，而是属于以《夜明》为首的一册，今再添佐证如下。

划分为第15册的那一部分作品，有些有纪年，《鸮鸟》是康熙乙亥（1695），《姬生》是康熙甲戌（1694），《韩方》是甲戌、乙亥，在《聊斋志异》所有的纪年之中，这些早于且接近1697年，那么包含这些作品的部分当然应该属于第15册。划分出的第16册，除去白亚仁持有异议的《夏雪》《化男》之外，再没有纪年可以确定该册的创作时间，好在其中有《陆押官》《钱卜巫》这两篇，可以推知创作年份。

《陆押官》的篇幅不长，却充满了暗喻。第一，赵公“致仕归，有少年伺门下，求司笔札” [3]1683。而蒲松龄到毕家坐馆也是在毕际有致仕后，也经常为毕家代写书启。第二，“押官从赵十余年” [3]1685，而蒲松龄1679年到毕家坐馆，至1693年毕际有去世，为十四年，亦相合，则《陆押官》当作于1693年以后。第三，篇中交代赵公为武陵人，又写及洞府里的兰花，因为桃花源在武陵，桃花源、幽谷兰都象征归隐，蒲松龄此篇实际上表达了解馆归家的愿望。第四，篇中主要写了两件事，并且有内在的联系。一件是陆押官宴请诸仆，以幻术变出金子付账，离开之后，金子化为蒺藜，陆押官不得不卖掉某村二石麦子，得钱付账。另一件是陆押官赠送赵公一盆兰花，又请他到山中洞府观赏兰花。变金、赏兰是全文主体，又前后相接，读过数遍，方才悟出作者实际上写的是“金兰”。“金兰”在传统文化中常指深厚的友谊或结义兄弟。蒲松龄与毕际有的儿子毕盛钜（字韦仲）交谊颇深，他的《赠毕子韦仲》七律五首，其一即以“金兰”称道二人的关系，诗云：“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月我同君。寒炉拨火尘生案，懒性摊书乱似云。暂到苦贫家易弃，久交垂老意难分。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 [4]567其五云：“凝寒不雪昼常阴，百感中来自不禁。愁趁衰情添白发，贫缘痴绪梦黄金。半窗照影梅花月，数载连床夜雨心。落木萧萧冬又暮，一堂灯火两情深。” [4]568《蒲松龄集》列该组诗于康熙丁丑（1697），“寒炉拨火”“凝寒不雪”“冬又暮”等语又表明作于岁末，即1697年底或1698年初。第五，蒲松龄1697年秋还作有《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七律四首，在“搦管儿曹呈近艺，涂鸦童子著新书”句下注云：“幼孙学著小说，数年成十余卷，亦可笑也。” [4]567《陆押官》叙述陆押官“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颇多，都疑妄谬，今屈玉趾，乘月往观。但诸人皆不可从，惟阿鸭无害。鸭，宫詹僮仆也” [3]1684-1685，“后赵无疾终，遂与阿鸭俱出，不知所往” [3]1685。诗注中的幼孙指的是蒲立德，当时只有十五岁，却已经写了十余卷小说，而《陆押官》写到能入洞府观赏的，诸仆中只有阿鸭，阿鸭后来随押官而去，实际上蒲松龄这是在暗示，子孙之中只有孙子蒲立德可以继承其小说创作的衣钵。第六，篇名暗喻作者的心事。该篇以人名命篇，但“陆押官”三字煞是古怪，不易理解。《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有“几时能买田百亩，及尔科头栖旧庐” [4]567之句，两相对照，可知“陆”实指陆地、田地，“陆押官”暗示百亩田抵得上一官半职。综合这六条理由，可以推知，1697年底或1698年初，蒲松龄本欲解馆归家，过上“居斋信有家庭乐” [4]567的生活，但在毕盛钜的盛情挽留之下，只得继续在毕家坐馆。他感于毕家的盛情、自家的家事以及渴望解馆归家的投老情怀，创作了《陆押官》，当完成于1697年底或1698年初。

《钱卜巫》描述夏商与巫婆之间的对话是“遂问：‘庚甲几何？答：‘二十八岁。巫摇手曰：‘早矣！官人现行者先人运，非本身运。五十八岁，方交本身运，始无盘错也。” [3]1646最后一句的寓意是：判定《钱卜巫》作于五十八岁没有错。蒲松龄五十八岁时正是1697年。如果是凭空推断，则近于儿戏，但是既然《陆押官》完成于1697年底或1698年初，时间相合，就不能说是巧合，而是蒲松龄有意如此暗示。而且秋天被称之为“商秋”，所以“夏商”之名暗示《钱卜巫》成于1697年秋。

《陆押官》《钱卜巫》成篇不早于1697年下半年，包括这两篇在内的部分与判定为第15册的作品创作年份前后相接却又分隔在不同的卷内，可知这部分是独立的一册，即第16册。所以马文没有证明拙作对这两册的划分不合理，遑论其他册次的划分。

三

马文所指认的错误，未必是错误;确实存在的错误，马文又没有指出。去年收到刊出的拙作之后，先后发现主要有两处错误，遗憾不已，兹借与马文商榷之余，自行修正。

朱其铠等注《聊斋志异》，于《沅俗》篇下引用《新城县志》概述李鸿霔的事迹，时地俱有误，当时不知，误信李鸿霔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湖南沅江县知县。后读赵伯陶《〈聊斋〉丛脞录》，始知李鸿霔不曾任湖南沅江知县，而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任云南元江知府。李鸿霔初至元江的见闻传至家乡济南府须数月，则《沅俗》之作当在1690年前后。拙作定《沅俗》所在的第9册完成于1687年，实误，经修正，定第9册作于1686年（原定1685年太早）至1690年之间，即完成时间比拙作当时所定延后三年。这一修正对所定的第10册、第11册的创作时间几乎没有影响，拙作原定这两册成于“1687年至1690年夏之间” [2]84，仍可成立。第9册、第10册、第11册当作于1686年至1690年之间，又由于拙作认为《聊斋志异》各篇没有严格按照写作先后排列，所以这三册的作品创作时间有重叠、交叉，少数早成篇的在第10册，晚成篇的反而在第9册，如第10册的《瓜异》，纪年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写的是本县的异事，蒲松龄易于得知，且篇幅短小，当作于1687年;第9册的《查牙山洞》当作于1688年，因为其附则的纪年是康熙二十六、七年（1687、1688）间（拙作认为附则为后来添加，非是）。类似的现象，拙作在论述第1册至第4册时，也曾经指出来过，这4册是再次结集时为了平衡而重新编排，第9册、第10册应当也是如此。

拙作定第15册作于1693至1697年，也不准确。（雍正）《河南通志》卷三十七于新郑知县表载“石曰琮，山东长山人，康熙三十七年任” [5]422。康熙三十七年为1698年，则叙写石曰琮在新郑知县任上断案的《新郑讼》当作于1698年之后。同册中的《公孙夏》成篇不早于1699年，因为其附则记载郭琇出任湖广总督，其事在康熙己卯，即1699年。可知第15册完成不早于1699年。蒲松龄听闻并记载同乡郭琇赴任湖广途中的事迹不会太晚，一两年之内最有可能，则《公孙夏》当成于1700年前后（拙作认为附则为后来添加，非是）。经过修正，定第15册作于1693至1700年前后，即完成时间比拙作当时所定延后三年。与第9册、第10册类似，第15册、第16册的作品创作时间也有重叠、交叉。此处修正也缘于放弃袁世硕15册完成于1697年的观点。前引朱缃致蒲松龄第一札还有“祈即付敝年伯（察）入。当寄与一抄，弟决学蔺相如，（不作）殷洪乔也。奉怀一律，书之小箑，幸赐绳削” [6]221。袁世硕认为“敝年伯”指唐梦赉，“一律”指朱缃《云根清壑山房诗集》（收诗限于1696、1697年）中的《简蒲留仙》“岑山栖托处，谁识鹿皮翁。床晒一笼药，膝横三尺桐。蓑衣梦中绿，花影句边红。此际幽居者，柴门可许通？” [6]222从而推定至1697年《聊斋志异》已有15册。此证尚须重新审视。第一，诗题不合。“简”多指同在一地，如杜甫《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诸人同在长安城;《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诸人同在座中;既然袁世硕认为二人不在一地，則“一律”未必指《简蒲留仙》。且于箑（扇子）等礼物上作诗，当曰“题”或“赠”，不当曰“简”，则“一律”不指《简蒲留仙》。第二，情谊不合。朱缃《蒲留仙过访话旧》称“旧雨情深动雁群，西风萧瑟又逢君” [6]223，在第四札中称“知己久别，积怀如岳” [6]224，感情深厚，而《简蒲留仙》语多客气，感情平淡，似是初识。二人1696年相识，蒲松龄作有《答朱子青见过惠酒》，题下三诗，只有其一是答见过惠酒，其二是应邀到朱府赴宴，其三写席间谈艺并读到朱缃的诗，可见其题不确，所以应该是蒲松龄兼答这首《简蒲留仙》，其一“痴顽署作葛天民” [4]557，呼应朱诗“谁识鹿皮翁”;“东阁还当附恶宾” [4]558呼应朱诗“柴门可许通”;其三“淫霖快读惊人句” [4]558呼应朱诗“花影句边红”，所指应当包括《简蒲留仙》。第三，不合常理。如果此札写于1697年，而朱缃札中称“岁前曾泐寸缄……《志异》七册前已赵上，想蒙照入矣” [6]221则归还是在1696年。但袁世硕认为朱缃1695年曾通过唐梦赉转借到几册《聊斋志异》，当年蒲松龄致信讨还，二人尚不相识。作者致信催讨，素不相识的借阅者拖延一年才归还，这难以相信，何况后者并非无赖。第四，“年伯”是泛指。“年伯”泛指父辈，不必指唐梦赉，正如朱缃称蒲松龄为“年兄” [6]222，但二人并非同年。袁世硕考证朱缃致蒲松龄第二札在1702年，可信，则此札不晚于1702年，与上文定《聊斋志异》第15册完成于1700年前后，可以互相印证。

此次修正，与各册次的划分无关，而是将第9册、第15册的完成时间延后了三年，即第9册的起始时间延后一年为1686年，第8册的完成时间相应地延后一年为1686年。无论是第1册至第4册，第9册与第10册，还是第15册与第16册，作品创作时间虽有重叠、交叉，从而导致篇次比其他各册较乱，尤其是第1册至第4册编次最为混乱，但整体上成篇年份仍然前后相接，如成于1687年的《瓜异》在后，成于1688年的《查牙山洞》在前，即使颠倒，年份仍然相接，而白亚仁、马俊慧认为《夏雪》《化男》随意地置于（创作年份远不相接的）《大人》册之末，其解释过于随意了;况且本文已经论证第16册作于1697年夏季之后，《夏雪》《化男》的纪年与第16册创作的时间最接近且后于1697年夏季，在铸本保存的总目上也与该册的作品相近;又何况康熙抄本《大人》册也明明止于《梦狼》，不是止于《夏雪》《化男》──可见马文之说不足取。至于拙作若有其他错误，请待来哲。

参考文献：

[1]马俊慧，马晽文丽.对“铸本”的考察：兼及《聊斋志异》的成书[J].蒲松龄研究，2019，（1）.

[2]郑子运.《聊斋志异》编次管窥[J].蒲松龄研究，2018，（1）.

[3]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4]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孙灏，顾栋高，等.河南通志[M]？蛐？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3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6]袁世硕.蒲松龄与朱缃[C].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济南：齐鲁书社，1982.

（责任编辑：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