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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现实问题与推进路径

2020-10-27潘博王立峰

关键词:政治建设基层党组织新时代

潘博 王立峰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和推动基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有效地推进政治建设成为基层党组织的基本组织目标。组织行为理论从个体、群体和组织三维向度呈现了达成组织目标过程中的组织行为,为审视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提供了可行视角。基于组织行为的分析视角,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存在着正向行为动机弱化、群体绩效降低和组织管理失灵等现实问题。为推动基层党组织有效达成政治建设的组织目标,可以从引导党员正向心理补偿向度、完善多元化激励机制、消除少数党内腐败共同体、强化群体规范认同基础、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和强化组织文化的积极影响几个方面构建推进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组织行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20)03-0017-1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川由于基层党组织特殊的组织定位和组织功能,为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能力,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基层党组织是党组织的末梢部分,在科层制运作逻辑下,党的基本方针、路线和政策最终需要依托基层党组织来落实。基层党组织嵌入基层场域之中,是发挥领导基层治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政治社会化等政治功能的坚实堡垒。鉴于此,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政治建设逐步推进到基层党组织”[2](P10),政治建设成为各级基层党组织的基本组织目标。然而,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依然存在“党内领导力不足、工作形式主义、政治功能弱化乃至贪污腐败等现象”[3](P17),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如何高效率、高实效地达成政治建设这一组织目标,成为基层党组织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亦为学术界提供了亟待回应的现实命题。审视当前党的政治建设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范畴阐释、历史经验借鉴、重要意义阐述和推进路径建构等几个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有其特殊的内在逻辑,也面临着特殊的问题,这种特殊性构成为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这一命题进行专门性、深入性探讨的根源。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学术界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这一命题的关注较少,存在较大的开拓空间。此外,政治建设中政治性内容是重要方面,但推动的主体始终是独立的组织。党的政治建设体现出高度的政治逻辑,包括政治原则、政治价值和政治内容等;而组织管理则体现出实现政治建设组织目标中的操作原则和具体路径,体现出高度的管理逻辑。基层党组织作为推进政治建设的主体,在坚持政治性原则的同时,亦应提升自身组织管理水平,实现政治逻辑和管理逻辑的统一,更为高效地达成政治建设的组织目标。党的政治建设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重要组织目标,从组织主体维度来看,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动员组织自身力量达成目标。基层党组织嵌人的基层环境复杂,组织内部亦存在党员基数大、不易管理等现象,部分基层党组织因无法充分动员、整合自身力量,在达成组织目标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从政治建设的内容维度出发,依托逻辑框架进行阐述,很少从组织主体的管理维度展开研究。针对这一现状,应当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及其政治建设的特殊性,依托组织管理理论,统合政治逻辑与管理逻辑,提出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实效性的可行策略。

一 组织行为理论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

组织行为理论是一门成熟的组织管理理论。自20世纪初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创立经典科学管理理论伊始,组织行为理论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广泛应用于企业组织和公共组织等领域的研究中。组织行为理论認为,组织行为即“组织中人的行为”,人是组织中的行动主体,组织是否能够达成生存、发展和发挥功能的组织目标,最终还是需要组织中人的具体行为去实现;只有组织中人的需求和行为与组织的共同目标相一致,组织才能高效动员、整合自身力量达成组织目标。组织行为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主体维度的动机与行为”[4](P8)。组织存在于特定环境内,组织达成政治建设目标的过程不仅是组织内部的管理过程,也是组织应对外部环境刺激、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通过三个层次的组织行为,组织整体能够适应不同的内外部刺激,并高效动员、整合自身力量来达成组织目标。具体到基层党组织方面,基层党组织作为独立组织,可以划分为党员个体、党员群体和党组织几个层次,不同层次主体在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这一组织目标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三层次主体均发挥自身作用才能更好地推动组织目标的实现。从组织行为视角来审视,可以在掌握基层党组织情境中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阐释、预测、控制和引导组织行为的方式,将党的政治建设内容、原则上体现的政治性与实际推行过程中体现的组织属性有机结合,使基层党组织的个体动机、群体过程和组织管理等不同层次的组织行为向达成组织目标发展。在政治性与组织性相统一的情形下,基层党组织能够更好地应对政治建设中组织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更为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在政治建设中,基层党组织主要涵括以下动机与行为(图1):

(一)基层党组织中的个体动机与政治行为

个体动机一般可以分为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前者主要来源于对行为本身及其价值的认同与兴趣,而外部动机主要来源于对外在的“认同、支持和激励”[5](P297)。基层党组织通过采取适当措施,可以强化组织成员个体的内外部动机,从而对党员的政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一 方面,党员在组织环境中会形成特定的角色认知。角色认知是社会认知的一种,是组织中个体的知觉行为。角色回答了“我是谁”和“我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表征了个体自我和群体认知的基本内容。为保持自我同一性①,避免行为与自我认知冲突而导致自我系统紊乱,个体往往会按照角色既定的行为规范行动,此即角色认知提供行为动力的作用机理。党章规定,党员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明确了党员的基本角色定位;《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则对基层党员的角色行为进行了更为细致地规定。通过学习党章等党内法规、参与基层党的组织活动和党内宣传等党内政治生活,个体对于党员这一角色的基本定位、信仰理念和行为模式等的了解逐步加深,并转化为关于政治角色的认知结构。在“自我同一性”的心理机制下,个体会形成内生性动力,并按照角色规范的要求扮演好党员的角色。

另一方面,党员个体的履责动机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党章规定,坚持学习党的先进理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等是党员的义务,也是党员需要履行的政治责任。履行好政治责任是党员“讲政治”的重要体现。由于党员具备中共党员和职业的双重角色,党员对政治责任的履行主要是通过参与党务和职业工作来完成,基层党员是否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贯彻中央方针和遵守党规党纪等政治责任,主要取决于其工作动机水平。根据对影响工作行为动机因素的类型学划分,基层党员的工作动机主要受到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的影响②。具体到基层党员方面,保健因素主要表征为基层党务和职业的工作环境及人际关系对党员工作动机的影响,其主要作用是消除影响工作动机的消极因素;而激励因素则主要表征为基层党务和职业工作本身及成就对党员工作动机的影响,其主要作用是带来积极的驱动因素。

(二)基层党组织中的群体过程与群体绩效

组织行为理论认为,群体过程是达成组织目标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在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中,组织中群体过程以“群体凝聚力和群体规范行为”等形式,对达成组织目标的群体绩效产生重要影响[6](P147)。

一 方面,党员群体凝聚力对党内团结统一产生影响。“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党开展工作的一面鲜明的旗帜”[7]。党员群体内部的高度凝聚力,是保持党的團结统一的重要方式。在基层党组织场域内,党员群体凝聚力的形成主要基于群体内部的自我归类和人际吸引。具体而言,自我归类是指在所属群体具有明显特征时,群体成员对群体归属的判定及对群体归属的强烈认同感;人际吸引则是基于思维模式、观点理念和行为模式的相似性,群体内部成员自然形成的亲近感与认同感。在特定自我归类和人际吸引的影响下,群体内成员会对群体身份更为认同,对同一群体内的成员给予更多的积极评价,并更多地与群内成员互动,从而形成“强大的群体凝聚力”[8](P95)。基层党员群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员具有相同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行为偏好。相似的政治态度等群体特征会提升党员群体对于党员的吸引力,党员群体的成员间往往会因此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和亲近感,进而使党员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保持在较高水平。在高度团结的情境下,党员群体会有更强的意愿形成以政治建设为共同目标的团结统一关系,从而提升达成政治建设目标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遵从态度影响遵守群体规范的水平。基层党员的群体规范主要是指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具体而言,基层党员一般兼备政治角色和公民角色,除遵守党内法规外,还须遵守国家法律。结合组织行为理论,基层党员群体对上述群体规范的遵从态度主要表现为屈从、认同与内在化三种样态。其中,屈从是指群体成员可能并不认同规范,但在奖惩机制作用下,依然会按照群体规范行事。在屈从态度下,对群体规范的遵从很容易因不良示例、他人劝说和环境变化等因素而动摇;认同是群体成员为了实现社会归属感,迫于群体压力而遵从群体规范,但遵从态度变化的可能性更小;内在化则是群体在完全接受规范的价值、信念等基础上形成的“遵从态度”,群体无论处于何种情境下,均能严格遵守群体规范[9](P283)。在基层党员群体内部,对待群体规范的态度将通过社会网络互动、观察学习过程等途径进行群体内部的社会化,进而对全体党员产生影响。在屈从、认同条件下,党员群体遵守规范的水平容易受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而当到达内在化阶段时,党员群体对群体规范的遵从将达到较高水平,并且不易受负面因素的影响。

(三)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管理与组织效能

基于整体组织结构的组织管理是重要的组织行为。一般而言,组织管理包括组织领导行为和组织文化管理两方面内容。二者从正式组织形式管理和非正式组织形式管理两方面,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关于路线方针的贯彻水平,强化了基层党的组织效能。

首先,组织结构影响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效能。“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承担起执政兴国的政治责任。”[10]基层党组织在基层场域中处于领导地位,其领导效能如何,决定了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贯彻水平,亦决定了基层治理的成效。基层党组织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党组织科层化运作的最底端,但其自身由“基层单位(组织)党委+基层党支部”的层级构成,符合中间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扁平化组织特征。由于最大化地免去了科层制带来的弊端,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链条更为通畅。在这种扁平化状态之下,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可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型领导模式,“即领导与下属具备较高的相互信任,能够与下属充分沟通,并在争取下属同意的前提下作出适当决策”[11](P302)。民主型领导模式在充分发挥党内民主积极作用的同时,能够提升基层党员的政治效能感,进而提高组织活动的党员参与水平。

其次,组织文化影响达成组织目标的效率。组织文化是组织中独特的行为模式、价值体系和根本信念,在组织中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氛围。学者沙因认为,组织文化从表层到深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组织的日常行为与器物、组织的价值观、深层的默认假设。”[12](P23)其中,日常行为与器物是外显的行为模式与物理空间的器物等;价值观是与其他组织相区分的所有成员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体系;默认假设则是一个组织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性理念。作为特定类型的组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文化亦具备正向的政治行为模式、宣传材料等文化符号、党员核心价值体系、基层组织工作经验以及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等文化要素。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通过良好的组织社会化过程,基层党组织可以使组织成员更好地熟悉、认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模式以及组织运作模式,并提升组织在政治建设中的绩效产出。

二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新时代背景下,党面临着复杂的执政环境,“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等因素导致少数基层组织出现政治功能弱化等问题。这些因素从组织内部与外部对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使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工作面临一定的现实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一)角色认知扭曲与激励不足导致正向行为动机存在弱化现象

首先,少数党员滋生不当补偿心理,正向政治行为的内生动力不足。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党员干部多处于体制内工作,收入水平与体制外相比较低。从部分腐败党员干部的自我反省过程来看,他们在与企业主等高收入群体的社交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消费水平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很容易诱发相对剥夺感,认为自身“付出、地位与受益不成正比”[13],并引发党员干部的不当补偿心理。不当补偿心理是指以打破角色规范和获取不当收益的方式来弥补内心失衡的一种心理现象,在这一心理现象作用下,少数党员干部会打破原有的关于政治角色的正向认知,将牟利的角色定位和规范凌驾于政治角色定位和规范之上。收入少、付出多这一特征在基层党员干部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据《人民日报》对基层干部现状进行的系列报道,基层干部人手少、任务十分繁重,但收入与付出往往不成正比①。在这一现状下,少数基层党员干部容易滋生不当补偿心理,造成角色认知的扭曲,最终导致自身正向政治行为动力弱化。

其次,行为激励存在失灵现象,正向政治行为的外部驱动力不足。在体制内单位中存在提供长期收益的绩效激励机制,即职位晋升。职位晋升不仅会带来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亦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能满足晋升者的自我实现需求。但是,由于基层党员干部基数较大、空缺职位较少、存在选调挂职等“空降”人事安排等原因,基层党员干部晋升路径较为狭窄,“存在晋升困难”等困境[14]。此外,在压力型体制下,各类考核、检查乃至问责等均被上级视为倒逼基层完成上级任务的有效手段,这导致基层考核存在指标过于繁杂、督导检查过于频繁和问责过频过滥等“压力超载”现象[15]。由于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不尽完善,少数基层党员的正向政治行为动机缺乏高强度、持续性的外部激励,遇到复杂、棘手的工作情境时,可能会因缺乏足够动机而放弃对正向政治行为的坚持。

(二)群体异质化与群体规范失范导致少数群体绩效降低

首先,腐败共同体导致群体异质化,少数党员群体凝聚力下降。当前在基层中存在一定的“群体腐败”现象,如依托社会关系形成的“窝案,等[16]。在群体腐败过程中,腐败分子通过“人情报答”与“报、欠和面子互换”的往復循环,“实现了情感连结和不当的利益交换”[17](P216)。在这一过程中,腐败分子形成了腐败共同体,并依托关系网络进行各类资本的不当交易。相对而言,“这种现象在基层场域体现得更加明显”[I8](P801)。由于腐败共同体中成员的共同目标、价值理念和行为偏好均和党员标准格格不人,腐败共同体的存在导致了基层党员群体的异质性,并形成了组织中的非正式群体。非正式群体是指部分组织成员为了特定共同利益而自然形成的群体,由于非正式群体一般未经过组织的审查,该群体可能出现与群体目标和组织目标相左乃至完全相反的情况[9](P247)。由于非正式群体的存在,少数党员群体出现异质化,党员群体对部分党员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党员的群体归属感亦逐渐弱化,从而降低了党员群体的内部凝聚力。

其次,少数党员对群体规范的认同水平较低,一些群体成员难以保持遵从态度。“工具主义”的泛滥降低了群体规范的认同水准。具体而言,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9](P56)。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行为情境成为影响行为的重要变量,行为结果成为决定行为的关键因素。受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泛滥的影响,少数党员在面对群体规范与自身利益的冲突时,更多考量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境下,这些党员对于群体规范认同会逐渐弱化,其对于规范的态度维系于违背和服从的临界点,是否服从规范,主要取决于何种选择会让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功利化的态度降低了党内法规中道德性、原则性和群体规范的遵守水平。具体而言,党内法规存在大量高于法律标准的“道德性”要求[20](P76)。相对于法律性要求,道德性要求偏于宏观,标准模糊,难以做精准约束;而部分原则性的政治、纪律规定,在落实的过程中自由裁量空间较大,缺乏严谨评判标准,落实效果并不理想。如根据人民网调研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七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基层干部最容易出现“为官不为”现象[21](P16)。由于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关于群体规范错误态度逐渐形成,并通过群体中的社会网络逐渐社会化。当错误态度被部分处于屈从阶段的党员习得后,其对于群体规范的态度将很难向同化与内在化阶段发展,甚至会由屈从向抵触乃至违反转化。

(三)组织领导弱化与文化认同水平降低导致组织管理失灵

首先,少数基层党员干部失责,组织领导存在弱化现象。在基层治理中,少数基层党委组织缺乏科学的领导方式,难以适应基层治理中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境。如一些基层领导干部领导形式僵化,在横向管理幅度增加、治理事项多元的情境下,非但未能充分考量“任务难度、可利用资源、下属能力和下属期望等要素”[22](P419)而灵活地采取与任务情境相匹配的领导模式,反而一味地以检查乃至处分的方式推动任务完成;少数基层领导干部不注重党内民主,作风专断,对工作能力强、业务经验丰富的下属经常进行“不当干预,[23](P45)。在上述情形下,基层党组织非但未能充分发挥组织扁平化的优势,反而为不当领导方式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渠道。此外,作为基层党组织领导力量重要构成部分的支委会,大部分支委成员均为兼职,在这些支部中,一些支委成员或专业知识不足,与党员和群众关系淡漠,或因责任心不强或职业业务繁忙而难以全身心投入到支部工作之中,并未能较好地发挥统摄村庄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关系和在地化政治权威的“实践权力”[24](P33)在展开支部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很容易出现“政令不行”等失责问题,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

其次,特定类型文化形成外部冲击,降低了组织文化的认同水平。基层场域中存在不同类型文化,这些文化与基层党组织文化共存于基层党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境中,并从器物与价值两方面对基层党组织文化形成冲击。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基層场域内,部分类型文化的外部样态更为契合特定群体的接受偏好。如流行文化具备时尚品位、个性解放和世俗娱乐等文化元素,深受青年人的喜爱;而家庭伦理等文化则充满温情话语和生活气息,更容易引发内心共鸣。相比之下,基层党组织文化符号多以庄严、肃穆的主题为主,虽是必要且正确的,但在客观上与特定群体的接受偏好间形成了一定张力。在信息接收通道承载量有限的前提下,少数党员更愿意主动接收并认同契合自身接受偏好的文化形式,上述张力的存在已经对基层党组织文化的认同造成了冲击。而一些基层党组织不重视组织文化的形式建设,组织文化形式或暮气沉沉、缺乏创新,或脱离现实家庭、亲情等生活情境,更弱化了少数成员对组织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特定类型文化在价值维度与基层党组织文化存在冲突。如作为基层的另一类组织文化,非公企业文化倡导的核心在于盈利最大化,这与基层党组织文化中遵循公正、奉献等价值观存在冲突;而权力本位等不良政治文化崇尚人治、特权和自私等错误价值观,更与基层党组织文化完全相左。在上述特定类型文化的影响或渗透下,少数非公企业党员或公职人员党员受到错误价值观的引导,降低了对基层党组织文化的认同水平。

三 推进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有效路径

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进一步完善政治建设工作提供了问题指向。结合组织行为理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应当以治理现实问题为导向,从个体、群体和组织三维向度构建推进路径。

(一)引导党员正向心理补偿,完善多元化激励机制

首先,引导党员的正向心理补偿。针对当前部分基层党员的不当补偿现象,应当从正向支持和反向警示两方面对其进行引导。对于个体而言,不利情境会产生不利后果,而不利后果会使个体在社会比较中体验到不平衡感。而社会支持可以在个体经历不利情境的环节中降低不利后果的负面影响,从而极大降低个体产生失衡心态的可能性。具体而言,“社会支持是来自于外部力量的支持行为,这种行为可以降低来自不利环境的伤害,[25](P544)。在正向维度,应当通过提供多元化社会支持的形式,补强基层党员抵抗压力的心理资源,避免其因社会比较而心理失衡。如党委班子成员、支部书记应经常关切党员的工作、生活状况,通过组织谈心等方式获取党员在心态方面的变化线索,并在情绪疏导、关系协调和资源调配方面提供适当支持;针对贫困党员,基层组织应积极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在假期、补贴、绩效奖励等方面向贫困党员倾斜,使党员干部能够通过休整放松、家人陪伴等方式,获得物质收入之外的精神补偿,从而从多个维度培育基层党员心理复原力、韧性、抗逆力等自我心理调适的“心理弹性”[26](P255)。在反向维度,基层党组织应当以底线思维强化角色规范认知。应使基层党员干部清楚,按照党员标准严格执行党内政策和制度是党员行为的基本“底线”,是实现家庭关系和睦、子女稳定发展和自身进一步晋升等需求的重要保障。通过错误或过度的补偿方式,即使能够在短期内满足补偿心理,但最终将因触犯党内法规等“底线”而损失长远利益,并遏止正向补偿的可能性。

其次,完善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在激励因素方面,由于晋升名额有限,可以针对工作优异者的现实需求,对于业绩十分突出的基层党员予以多元化的弹性激励,以提升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如在选拔干部过程中,优先提拔基层工作经历长、成绩大的党员干部;工作占用休息时间过多、有亲属需要照顾的,可以在任务考核完成后,安排特定时间作为奖励休假;对于刚需购房有压力的,可以根据工作业绩给予一定租住补贴等。此外,必须按规定落实公务员加班费用、孕妇等特殊群体的关照政策等,体现党组织对于广大基层党员的人本关怀。在保健因素方面,应构建实践反馈与权力下沉机制,并围绕新的政治实践制定地方性的问责细则与实施办法,破解压力型体制对工作体验带来的不利影响。实践反馈机制主要是针对基层治理实践中暴露的困难,由第一线基层针对决策实施中暴露的问题,分析问题焦点、提出修改建议,供上级决策部门商讨;如果因未及时修正而产生问题,则应对决策制定者启动问责程序。而权力下沉机制则可借鉴北京基层社区的“乡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川,以基层棘手问题为导向,以基层党员为带动主体,赋权基层党组织与社区调动所急需的各部门行政资源。通过两种机制的作用,可以很大程度上化解基层党员干部的“压力超载”情况,使基层党员干部有更高的意愿与精力作出正向政治行为。

(二)消除少数党内腐败共同体,强化群体规范认同基础

首先,以巡察与豁免机制打破腐败共同体。一方面,强化纪委与监察委的双轨巡察制度。在纪委与监察委双轨巡察的过程中,监督范围不仅包括具有贪污腐败、为官不为等行为的党员本身,亦涵括与其接触的非党公职人员。监督主体可以通过“顺藤摸瓜”的方式拓宽问题线索的受理范围,以提升获取核心问题线索的可能性。在涉及党员的腐败问题线索后,纪委巡察人员将问题线索反馈给受巡单位的党组织和纪委的同时,监察委巡察人员应将问题线索移交给受巡地人大和监察委,以提升移交的对口性。此外,可以在双轨巡察中启用交叉巡察等形式,由县级纪检监察机关随机抽调各乡镇纪检监察骨干人员组成统一的县级巡察组,对各乡镇依次进行“滚动式”交叉巡察;或采取不同乡镇随机互相展开巡察等形式展开交叉巡察,以切断可能的人情利益输送链条来形成“异体监督”模式,从而避免基层人情网络带来的“不良干扰”[28](P48)。另一方面,瓦解腐败共同体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下,部分腐败参与者或受益者在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或共同体内部分赃不均的情况下,具有潜在的举报动机。腐败参与者或受益者是否能够进行举报,主要取决于举报后的利益损益和达成举报目标的价值之比。鉴于此,为降低举报者在举报后的利益损失、提升其举报意愿,可以借鉴国外“污点证人”理念,在案情较为重大但无法获取关键案情线索的情况下,启动对具备腐败参与者或受益者身份的举报者的减责或免责程序,通过减轻纪律处分、政务处分乃至豁免刑事责任等途径打消举报者顾虑,瓦解基于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关系,推动行贿方与受贿方、贪腐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向“囚徒困境”方向转化,从而打破因基层人情关系勾连而出现的隐藏案情线索的现象。

其次,以专项治理与价值理性培育推动群体规范认同。针对强道德属性规定、原则性政治规定和原则性纪律规定,应当采取专项性、制度化的形式进行细化,并提高相关规定的规制水平。如在判定标准方面,相关地方、基层党组织可以根据部门业务特点和实践现状,以划定“上限+下限”的形式界定合规的行为区间和例外情况认定标准,并根据不同情节严重程度,予以诫勉谈话、组织处理乃至纪律处分等处理方式,以有效行为规制维护“屈从”阶段的群体规范遵守水平。在此基础上,地方、基层党组织应当充分运用多种形式培育基层党员价值理性,使党员态度由屈从向同化和内在化维度发展。具体而言,“价值理性”是“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9](P56),在价值理性的影响下,群体更多考虑的是行为过程与群体规范的契合性所带来的满足感,而非外界影响,这与内在化态度的形成机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基层党组织应当优化绩效考核形式彰显价值判断,推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在考核模式方面,基层党组织应细化对遵守群体规范中的“潜绩”绩效的研判标准,如对强道德性规定、原则性政治和纪律规定遵守情况良好、未接到非恶意投诉和不实负面反馈的优秀党员,给予一定的物质、晋升或精神奖励。这种考核模式传递了党组织对遵守党员群体规范过程的重视,彰显了遵守群体规范、遵从规范价值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培育党员群体在群体规范方面的价值理性。

(三)提升基层组织领导能力,强化组织文化的积极影响

首先,以提升干部领导能力与意愿强化组织领导。基层党组织应充分运用基层党组织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优势,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效能。一方面,扁平化组织具有沟通渠道短、沟通宽度大的优点,基层党组织应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协商民主,采取草案意见的网络征集、民主生活会等形式,针对组织或部门的重要问题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党内应制定统一的《党政联席会议规定》,由各级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或基层自治组织)定期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可联合相关的基层社会组织,研讨当前工作形势,并制定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在涉及多个部门利益冲突、特别是涉及党政工作冲突的情境下,可以由基层党组织临时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在会议沟通、协调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共同行动方案。另一方面,应借助扁平化组织的分权化、信息知识共享等组织结构优势,充分落实党支部在党务与政务中的主体责任。第一,基层党组织应当根据党支部性质,在能力、品德、人际关系等条件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择优选拔具有强烈履职意愿者作为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使支部在工作中充分行使自身权力来履行主体责任,避免问题全部堆积到基层党组织。如在高校中,选择将来计划进入体制内或从事专职党务工作的优秀学生;在农村和城市社区中,选择有意向进入乡镇、县区工作的优秀人才等。第二,充分运用虚拟空间提升扁平化管理效能。如无明确规定或特殊需要,可以运用微信IQQ乃至学习强国等软件平台对部分支部工作进行布置、审查和汇总,由支部中擅长技术的党员专职负责制作、推广软件操作规范和任务电子文件等信息共享工作,并做好标明工作重点、细化工作流程和明确工作目标等环节,省去不必要的信息层级传递成本和时间、人力、物质损耗,使支部真正成为高效动员、有效落实的基层堡垒。

其次,以优化内容形式和抵御外部冲击提升组织文化认同水平。从器物维度而言,基层党组织可以从本组织党员与群众的年龄、职业和文化传统等维度出发,创新组织文化内容与形式。如结合青年人易于组织等群体特征,可以以实现自我价值为主题,以文体、联谊等集体活动为中轴,将青春活力、轻松活泼、贴近生活、奋斗有为的文化符号融入活动的宣传材料、器物用品、新闻报道和集体记忆之中,打造具有青年人特色的基层党组织文化。而在原子化家庭或家族集中的基层场域中,可以在基层党组织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德、优秀的教育理念和健康养生等道德伦理文化因子,如可借鉴一些地方孝心基金的运作模式,将优秀道德伦理、本地文化传统和本地现实诉求相结合,打造贴近生活、服务民众的组织文化特色。从价值维度而言,基层党组织应当对本组织的外部文化环境进行评估,并构建针对性的统合和防控策略。如针对以逐利为核心的非公企业文化,可以以“基层党组织資助+工商等部门优惠政策”为利好形式,推动基层党组织联合非公企业,组织非公企业党员和群众参与到红色文化宣讲等组织文化社会化活动当中,并针对党员和群众的职业属性,打造公共价值与逐利价值相结合、体现非公企业社会担当的组织文化。而针对“官本位”等错误价值观,则应采取具象化的形式,将组织内存在的符合此类价值判断的具体现象进行揭示,通过对具体行为的规制和对此类现象案例的批判,提升组织成员对错误价值的敏感度,防控不良价值的渗透风险。

四 结语

基层党组织作为特定类型的组织形态,政治建设是其基本组织目标。基层党组织应通过阐释、预测、控制和引导组织行为的方式,将党的政治建设内容、原则上体现的政治性与实际推行过程中体现的组织属性有机结合,以组织行为应对组织内部和外部环境刺激,并最终高效达成政治建设这一组织目标。依托组织行为理论,可以将上述组织行为归纳为个体动机与政治行为、群体过程与群体绩效、组织管理与组织效能三方面内容。就实践而言,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行为存在正向行为动机弱化、群体绩效降低和组织管理失灵等现实问题,应当以解决组织行为的现实问题作为完善政治建设推进路径的核心切入点,不断推进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在个体层面,基层党组织需要聚焦个体动机和行为的“刺激点”,积极引导党员正向心理补偿,完善多元化激励机制,充分激励正向行为动机;在群体层面,基层党组织需要关注群体效应,消除少数党内腐败共同体,强化群体规范认同基础,使群体绩效得到有效提升;在组织层面,基层党组织则应积极运用组织管理技术,提升基层组织领导能力,强化组织文化的积极影响,从而使组织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力、行动力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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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书华)

①自我同一性是指自我认知、自我与世界等认知的一致性与连续性,维护自我与客体、本我与超我关系的稳定,从而使自我存在产生意义。

②双因素理论认为,行为的外部诱因主要包括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其中,保健因素是指与工作相关的外部激励,如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能够消除个体在工作中的不满和对抗;而激励因素是指工作本身带来的激励,包括工作成就和基本收入等,能夠激发个体克服困难、执行上级指令的工作热情。

①《人民日报》“深阅读”栏目以“深阅读·基层干部状况调查”为题,对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现状进行了一系列深度报道。参见《人民日报》2018年1月19日、20日、22日第4版“深阅读”栏目系列报道。

收稿日期:2019-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研究"(17JZD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视域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研究”(17BFX017);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我国东北地区新型政商关系的逻辑进路与推进机制——基于东北L省J市的实证研究”(101832018C148)。

作者简介:潘博(1990-),男,辽宁锦州人,2017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建设和基层党建研究;王立峰(1976-),男,辽宁鞍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党的政治建设和党内法规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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