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帝倾一国之力建紫禁城

2020-10-27陈娟

环球人物 2020年20期

陈娟

太和殿，1420年建成时名奉天殿。

大殿前的广场似乎没有安静过，游人但凡从此经过，大都会驻足停留。有人拍照，有人举着手机直播，扯着嗓子喊：“我身后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更多的人，则围在殿门口的护栏前，探着身子往里看，一窥殿中央那把龙椅，脑子里同时上演着一幕幕宫廷戏。

广场下方立有一牌匾，书写着这一宏伟宫殿——太和殿的“前世今生”：紫禁城外朝三大殿中的正殿，俗称金銮殿，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几经雷火焚毁、重建，现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05年）重建后形制，明初名奉天殿……短短300多字，诉尽600年沧桑。

600年前，紫禁城落成。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明成祖朱棣在这座大殿举行迁都大典，正式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开子孙万世之宏规”。

世界历史上体量最大的单体木结构建筑

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建文帝的叔父，后发动靖难之役，从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于1402年登基，成为明朝第三位皇帝。即位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

当时的南京，可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经济，“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朱棣为何要一番折腾，迁都北京？“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地理位置，南京无险可守，對长江以北的领土鞭长莫及，而在北方还有一些元军的残余势力，仍有复辟的可能性;二是北京处于中原农耕经济与塞外游牧经济的结合线上，迁都有利于全国经济的交流与发展;三是朱棣做燕王，在北京经营多年，当时攻打南京时，他杀戮无数，当地人对他多仇视和怨恨。”明史学者、《故宫学刊》执行主编赵中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研究明史多年，曾在《百家讲坛》讲“朱棣身后那些事儿”，著有《明朝的拐点——永乐皇帝和他的子孙》等。

定下迁都后，朱棣开始营建北京。首先做的是人员调集、物资筹备、交通疏浚等准备工作。1406年，他下令从江南、浙江、山西等地挑选大户，迁往北京，以恢复、发展北京的经济，然后从全国各地征“诸色匠作”，凡“百工技艺”只要营建需要，随时从全国征调。“集中了全国著名的工匠大约有10万人，同时大量征调各地民工和卫所军人，包括监狱里的一些犯人也被押解出来，为营建工程提供劳役。”赵中男说。

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画像。

人力之外，便是建筑材料。修建都城所需的木料，大都来自四川、湖广、云南等地，从深山老林采伐金丝楠木。采木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当时民间流传着“进山1000出山500”的说法——伐木整个过程，连生病、事故、发大水等灾害，大概有一半的匠人丧生。树木高大粗壮，伐倒后先清理其枝叶，之后抬进附近的大河，等到发水期，大水把木头冲进运河，从运河漂到北京，一漂就是三五年。修建都城所需的大量砖瓦，先委派泰宁侯陈圭就近督造，后来由工部差侍郎一人，驻山东临清专责管理。至于用于宫殿的“金砖”，则责成苏州、松江各府烧造，再随漕船北运。

整座都城是在元大都原有基础上所建。为了建好皇宫，朱棣还专门派宦官到南京，以南京故宫的形制，照葫芦画瓢，绘制设计图纸，然后拆除旧建、创槽打基、建宫殿，按部就班进行。1420年，北京宫殿宣布 “告成”。外朝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主，又有文楼、武楼以及文华殿、武英殿等。

俗称“金銮殿”的奉天殿，是举行皇帝登基即位、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等盛大典礼的地方。作为皇朝一统权力的象征，它是营建工程的重中之重。《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称“原旧广30丈，深15丈”。明代营造一丈即3.17米，永乐迁都创建的奉天殿，面阔达到95.1米，进深47.55米，曾是世界历史上体量最大的单体木结构建筑。明初大臣杨荣在《皇都大一统赋》中写道：“金铺璀璨，绮疏玲珑。珠玉炫烂，锦绣丰茸。葳蕤起凤，天矫盘龙。千门瑞霭，万户春融。”

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与朝廷文武百官齐集奉天殿前广场，庆祝迁都。后来据《太宗实录》记载，当天出席盛典的还有外国使者，共计16国1200使臣。众人齐聚一堂，一派“万国来朝”的繁盛景象。

迁都之议，反对者被杀、被贬

谁料到，3个月后一场大火将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化为焦土。

当时，帖木儿帝国使团成员火者·盖耶速丁还未离开北京，亲眼目睹了那场因雷击而产生的大火。后来，他在《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写道：“……火势猛烈，乃至全城都被火光照亮……烧死了很多男人和女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继续烧到白天，尽管极力抢救，在午后祈祷时刻之前不能把火控制住。”

一时间，京城陷入恐慌。朱棣当时未在京城，听闻后甚为震惊，也有些后怕。“他觉得迁都可能真的惹怒了苍天，因此上天才降下一把火，烧光了新宫殿，以示惩罚。”赵中男分析说。就在火灾发生后的第三天，朱棣按照以往的惯例，颁布了《奉天殿灾修省求言敕》的诏书，下令群臣直言朝廷政务的缺失。

这份求言诏书迅速引起朝堂上的大讨论。杨荣请成祖废除金银矿的赋税，禁止重狱;户部尚书夏原吉，上书请免去各地拖欠的税负，抚恤流民等。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翰林侍读邹缉，他列举了营建北京过程中的八项弊端，包括耗费太大、赋役沉重、动迁之灾、贪污成风等。很快，这场活动演变成了一场反迁都风波。

吏部主事萧仪上了一封《应求直言诏疏》。早年间，萧仪在家乡江西听到了采木工匠间流传的《伐木谣》，内容真实反映了伐木工人劳役艰辛、悲惨的经历。“词甚怆，意甚真深，足以见一时之事俗”，听了之后，他很受触动，写了一首诗，在诗中讲了一个从江西伐木运到福建的农夫，家里的山地无人耕种，无法缴纳田赋，没有余粮也没有衣服穿。后来，农夫被山里的瘴气毒死，孤儿老母还在家中盼他归来。

但在《应求直言诏疏》中，萧仪只字不提自己在家乡的悲惨见闻，而是提了3个建议，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先回南京，暂时放弃北京，等天下百姓喘口气再说;中策为虚心听取群臣的意见，暂缓营建北京;下策是跟天意对着干，继续在北京建都。在上书的结尾处，萧仪还说：“陛下肯定会选第一个上策。”

朱棣听后，恼羞成怒，却不好发作。有些大臣察言观色，斥责上书的人“胡说八道”。朱棣顺势翻脸，大怒喝道：当初迁都时我和大臣们反复商议了好几个月，然后才开始迁都，难道是我轻举妄动吗？最终，他命人治了萧仪一个诽谤罪，把他下狱杀掉了。不久之后，他又颁布了一道诏书——《禁谤讪敕》，主要内容是禁止诽谤政府，攻击朝廷。

“所以，面对这场大火，朱棣只承认这是上天对政务缺失而不是对迁都决策的惩罚，或者说政务缺失的责任主要在官员，而朱棣本人作为迁都的决策者，并没有什么错。”赵中男说。萧仪被杀后，舆论自然就变了，上书者把矛头转向当权的大臣。而大臣也不甘示弱，极力反击言者的指责。

朱棣见双方喋喋不休，很是厌烦，就下令大臣和上书者一律跪到午门外的石板地上，排成两排，争论迁都的利弊。他自己坐在午门城楼上，欣赏这场闹剧。后来，朱棣派人来问结果，老臣夏原吉看透了他的用意，上奏说：“那些人是按照皇上诏书的要求提意见，没什么罪过;只是我们这些人身为大臣，不能帮助皇上完成大计，责任都在我们。”听了这番话，朱棣的气消了一半，下令跪在午门外的人可以回家了，而且允许大家继续提意见。但是，那些上书者，后来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降职、贬官。

左图：2020年10月10日，赵中男在北京故宫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上图：趙中男所著《明朝的拐点》。

在赵中男看来，这场反迁都风波其实是开创与守成矛盾的爆发。“洪武后期，明朝已经从打天下开始向治天下转变，也就是开创到守成的转变。建文帝上位后有意促进这种转变，朱棣却打乱了明朝守成的进程，南征北讨、迁都远航，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使明朝的综合国力一再消耗，最后几乎透支。”

当然，如果没有朱棣迁都，就没有北京城的营建，也许故宫这样的宏伟宫殿也就不存在了。

仁宣之治，明朝的拐点

永乐时期，朱棣开展了八项浩大工程：营建北京、修长陵、南征安南、北讨蒙古、浚通运河、兴建武当山宫观、重修南京报恩寺、郑和下西洋，每一项都在彰显明朝的国力强盛，每一项也都损耗着巨大的民力。“作为一个通过夺位上位的皇帝，朱棣似乎一直在极力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的能力。”赵中男说。

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再加上连年出征，造成京畿地区军民生活的穷困。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各地发生规模不等的暴动，大都与劳役沉重有关。如永乐七年，负责湖广采木的官员师逵，督责采木民夫很严酷，激怒一帮人等发起暴动;永乐十六年，北京附近的昌平和山西潞州发生农民暴动;永乐十七年，江西有一批逃亡工匠聚众拘捕……为了逃避沉重的劳役，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厌多男子，生辄弃之不育”的弃养男婴之风。

“迁都带来的社会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并且越来越严重，根本瞒不住。在这一点上，朱棣和大臣们的矛盾、分歧相当大，但他作为一个专制统治者，依然一意孤行。”赵中男说。甚至到了晚年，朱棣依然不顾大臣反对，连续多次北征蒙古。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在第五次北征途中，他突然病情加重，于回师途中逝世，享年65岁。很快，皇太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

仁宗在位仅9个月，其后的宣宗在位9年多，两位加起来不过10年左右，却是明朝前期具有转折意义的10年。

仁宗生性端重沉静，喜静厌动，体态肥胖，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朱棣一生嗜武，不是很喜欢这个儿子。但仁宗崇尚儒学，褒奖忠孝，深受大臣推崇。上位后，他改组内阁、削汰冗官，一时间朝堂内外政治清明。他还拨乱反正，将建文帝时期的奸党族属赦免，将发放至教坊司、浣衣局等地的人悉数宽宥为平民，放还回家。

宣宗朱瞻基性格活跃，修养深厚，颇受朱棣喜爱。永乐九年，朱棣正式立他为皇太孙，并亲自挑选文臣担任其老师。后来，朱棣远征漠北时，总将他带在身边，教他如何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还要带他去农家看看，了解农家的艰辛。这种精心教导，对他日后成为守成之君有着深远影响。

朱瞻基在位期间，除了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宫廷文化艺术也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他本人长于写诗歌文赋，精于绘画。执政之余，他经常督导工匠，制作陶瓷、漆器、珐琅器等，还对故宫修修补补，增添艺术气息。他酷爱玩赏香炉，便责成宫廷御匠设计、监制香炉，经过多次铸炼，最终制成极品铜香炉，也就是后来流传于世的“宣德炉”。

“仁宗和宣宗上台后，从开创转为守成，结束了永乐时期的消耗性活动，扭转了明朝国力的超负荷局面，实行务实稳定的政策，便有了‘仁宣之治，可与周代的‘成康之治、汉代的‘文景之治相提并论。”赵中男说。这一时期，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被后人称为盛世。

对于烧毁的三大殿，作为守成之君的仁宗和宣宗，都没再重建。直到1440年，明正统皇帝下令重修，使用当年永乐时期留下的剩余建材，再次建起了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在内的三大殿。不幸的是，三大殿命运多舛，后又多次经历大火、重修，才保留了今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