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进一步探讨年号的深刻内涵，文章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对魏文帝黄初年号进行了系统考察，发现“黄初”这一年号作为魏代汉的第一个年号，具有独特内涵，一是反映各割据势力以土德自居的“代汉”心理，并以五德终始说来作为曹丕代汉而立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证据;二是与当时社会黄老之学的复兴息息相关;三是体现了曹丕继承曹操登极的野心与一统天下的志向。

关键词：年号;黄初;黄老之学;五德终始说

年号是用以纪年的名号，《三国志》记载主要是“章述德美，昭若祥异;或弥灾厌难，计功称伐”。开始用年号纪年是在汉武帝时期。《孝武本纪第十二》载“[正义]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数年至其终。武帝即位，初有年号，改元以建元为始。”，唐代颜师古注曰：“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在此以前是没有建元名目，仅曰某帝几年而已。皇帝更改年号，称为“改元”，一般改元有两种情况：其一，新皇帝即位，其二皇帝统治期间更改年号。而更改年号的原因，唐凌在《历史年代学》举出“因政局变动而改元、因制度而改元、因军事胜利而改元、因灾异祥瑞而改元、因祭祀或宗教活动而改元”等五种情况。也就是说，年号的更改并不是随便之举，因为年号不仅仅反映当时的政治局势，同样也是皇帝权力的象征。因此，要弄清一个年号真正的内涵，不只是对于它的时间，还要结合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来考察年号的内涵，以及所反映出来的帝王心态等相关问题。本文将对“黄初”这一年号的内涵作具体的探讨。

一、年号的确立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改号黄初。公元226年五月病死。曹丕在位七年，期间只用了黄初这一年号，明帝是年即位后继续沿用，直到第二年春，才改黄初为太和。对于黄初年号由来的记载，史书大同小异。《三国志·魏书·文帝紀》：“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大赦。”晋·常璩《华阳国志》卷第六“冬，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黄初，汉献帝逊位为山阳公”。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二也记载曰：“<魏书>国志曰：‘文帝以汉献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坛受禅，于是地坛受，改元黄初元年。”南北朝·沈约《宋书》卷二十七志第十七：“《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运，王天下。”于是魏王受汉禅，柴于繁阳，有黄鸟衔丹书集于尚书台，于是改元为黄初”。

这些材料分别记录了曹丕受禅的具体情况、具体地点以及更改年号的表面原因。但是对于“黄初”这一年号的具体内涵并没有任何直接的阐释。

二、黄初年号的具体内涵考

（一）试图申明受禅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曹丕的皇帝之位不是继承曹操的，而是汉献帝禅让给他的。我们只有了解这一前提，才能更加深入地去探讨“黄初”的内涵所在。首先我们要了解曹丕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状况。东汉末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年代，先后经历了黄巾起义，军阀割据等将近二十年的动乱，北方广大地区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人口大量减少。人民大量死亡与流徙，田地完全荒废，长安旧京“数百里中无烟火”。京城洛阳，则“街陌荒芜、荆棘丛生”。

其次，曹氏集团凌驾皇权。汉献帝即位后，屡次遭到权臣挟持。虽然被曹操迎至许都，但曹操迎接汉献帝都许后，建立霸府，利用他的司空府、丞相府、魏公魏王府作为统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后汉书》记载“自帝都许后，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曹操的霸府政策，为曹丕权力继续凌驾皇权奠定基础。另外，从曹操与曹丕两个时期，大臣对于二人登位表现不同。曹操称王时候，受到荀彧、孔融为代表的士人的反对。荀彧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根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录，曹丕时期，早在汉献帝宣布禅位之前，已有五批共二十余名文武大员上表劝进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禅让成了必然之事。曹丕也清楚，受禅必须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战国后期，齐人邹衍在五行说的基础上发展出五德终始说。《史记·邹衍传》曰：“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作《主运》”。又《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曰：“邹子有<始终>、<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王莽篡汉，自居土德，但东汉建立后，“始正火德”，故东汉是为火德。汉末动乱，各地起义、割据无不以其为理论根据，总要和土、黄、黄龙等扯上关系。如黄巾军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当时的孙权也自认为得土德，改元黄武，之后称帝，改元黄龙。曹丕称帝后，许靖等上书刘备说：“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而关于曹丕的黄龙出现的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死，曹丕嗣位魏王，改年号为延康。《三国志·文帝纪》载：“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由此可见，在群雄割据的三国，以土德相关的黄色、黄龙成为建立政权合法性的一种迷信化的手段，也成为各割据政权建国的开国年号。

（二）继承曹操的夙愿

建安十五年，曹操曾经发表了《让县自明本志令》，言说自己曾想“归乡里，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后来参军做了典军校尉，想“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现在“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在这道令中是曹操自己志向的自白。而在其临死前几个月，孙权来信，劝其做皇帝，其亲信夏侯惇也认为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曹操此时的回答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就是说，即使做皇帝的时机成熟了，自己也不去做，而让自己的后辈去做。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的正月病死，是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改元黄初。《初學記》记载：黄离元吉。离注曰：离，南方之卦。离为火，土托位焉;土色黄，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其父之道，顺成其业，故吉也。因此，曹丕的黄初年号之中还含有继承曹操抱负的内涵。

曹操一生征战，“御军三十余年”，其志向是想统一天下，可惜此举尚未完成就死了。曹丕继承父志，在位期间，三次大规模攻击东吴。延康元年六月，治兵东郊，庚午日南征。出征前，度支中郎将霍性反对出兵，建议“大王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业可成”，要固守魏，不宜出兵征伐。霍性因此惹怒曹丕而被杀，可见曹丕其统一欲望之强烈。之后不久，孙权遣使奉献，蜀将孟达率众投降，曹丕以为能够不战而使外敌归顺，黄初三年，孙权反叛，曹魏兵分三路征讨东吴，孙权临江据守;黄初五年八月，曹丕亲率水军伐吴，恰逢江水上涨，曹丕望江兴叹，无功而还。

（三）黄老学说的外化

中国思想文化从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化过程中的汉魏之际，黄老思想占据了主导的位置。尤其是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来自于黄老道家的历史哲学。儒家“天命观”的衰落，导致对于皇权存在根源的重新思考，而思想家们认为皇权是人类争斗逐步升级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吕氏春秋》记载“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所以，英明的统治者应该要因势利导，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言：“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應物变化……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这种政治哲学在此时的表现则是对于“圣人”学说的表述。应玚认为“圣人河德天地，禀气淳灵，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行，穷神知化，万国是经，故否泰易趋，道无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质”，“圣人不违时而循迹，贤者不背俗而遗功”，这些都是对于那些具有无为无不为特点的圣人的推崇，实际上也是对于无为无不为思想的推崇。而曹丕更是如此。曹丕个性爱慕自由豁达，故而，他做了皇帝，很羡慕汉文帝时代的道家政治，《三国志》记载“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针对有些文学诸儒认为贾谊的治国才能胜过汉文帝，曹丕撰写《太宗论》盛赞其“无为”政策：“尉陀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赐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宏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从曹丕的政治策略上来讲，同样体现其黄老学说的治国方针。曹丕对于他父亲那种严刑重法的政策并不满意。接连地下了各种有助于休养生息的诏书。如《息兵诏》、《轻刑诏》、《禁复仇诏》等，这些与曹丕人生经历无不相关，曹丕生活在混战年代，目睹了战争带给人们的惨状，故而对于战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得不警惕。

由此可以看出，改元黄初，反映了当时黄老之说在当时社会的复兴，并且是对于曹丕的政治思想形成强有力的影响的结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黄初年号的内涵是曹丕试图用五德始终说来装饰其受禅虚伪性的体现，证明其用迷信的手段来获取建国的正统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末各割据势力试图脱汉自立的独立潮流。这一年号的提出在黄老之学复兴的社会思潮背景下，年号的内涵无不受到影响，正好切合了时代文化发展的潮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魏文帝的治国方略，这完全体现在他统治期间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上。另外，从私人感情上讲，黄初年号也暗含着曹丕对曹操抱负野心的继承，曹丕受禅的一系列政治基础是曹操多年奠定下来的，因此，顺其父之事业也成了黄初年号的重要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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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权.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J].中山大学学报.2006（1）

作者简介：张彦群（1990-）男，河南驻马店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