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些民族最珍视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话，犹太民族绝对属于其中之一。无论是在他们的祖先生活于古代迦南-巴勒斯坦地区的圣经时代，还是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犹太人陆续开始世界性大流散后至今的漫长岁月里，对传统的强烈关注不但关乎其民族身份的认同，亦是他们每每面对当下特殊境遇时的镜鉴和参照。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种对记叙于民族经典和史册中的祖先“经历”的不断重温和持续诠释，使得希伯来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赓续，也让犹太人在失去故土家园、甚至相当程度上也失去自己语言的情形下，保持了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特征。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观念必然是在其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关于民族的历史叙事对后人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就犹太民族来说，尽管在其从古至今的历史上产生了众多的作品，但与“应许之地”联系在一起、记载于《希伯来圣经》中的历史叙事，无疑最为根本，对后世关于传统的认识和诠释也最具有建构功能。然而，《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化过程开始于犹大国灭亡、被掳之民回归后的公元前5世纪末，迟至公元1世纪末期才宣告结束，其最后的编定者是犹太教的拉比和虔敬的文士，对历史的书写因而不可能不体现出基于犹太教一神信仰的历史观念。如果说这部经典中记录的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无数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中包含了久远的民族记忆，不失其历史性的因素，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一现实叙事层面的同时，还会看到一个神圣叙事的层面，正是后一种叙事的存在，使得“圣约观念”“选民观念”“弥赛亚观念”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的产生具有了基础。因此，无论对于第二圣殿初期开启编纂《希伯来圣经》进程的回归者，还是对于其后漂流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祖先时期的历史叙述不但是一种关乎本民族过去的生活史，更是一种解释民族命运的观念史。历史叙述中的某些重要阶段、事件、人物，具有了原型的价值与意义，构成了民族文化傳统的重要内容，不但给后人以教益，也会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再现其对现实际遇的启示。

希伯来文化传统与历史叙述是本专题中三篇论文共同关注的问题。《性别与暴力：希伯来文学中的女性暴力者形象》是对《士师记》中女士师底波拉和雅亿两个女性人物形象的探讨，论文将底波拉和雅亿故事置于士师时代迦南地区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通过对其现实叙事和神圣叙事两个层面的分析，论述了在古代以色列父权制社会中，底波拉和雅亿故事翻转《希伯来圣经》中“性别与暴力”叙事模式的意义。《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中的犹太传统》则在考察二战时期上海犹太难民后来的自传作品时，与《希伯来圣经》中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叙述发生了关联。论文运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将希伯来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出埃及”视为一个“神话”，认为犹太难民自传创作中从欧洲到上海再到美国的经历，恰恰是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话的诠释和演绎，自由与解放成为二者遥相辉映的共同主题。这一对上海犹太难民自传的解读，恰恰凸显了《希伯来圣经》中出埃及历史叙述的原型价值和对犹太文化传统的建构功能。

《拉姆丹的〈马萨达〉与历史叙事的变形》将一首创作于20世纪初的长诗与两千年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著作《犹太战争》联系在了一起。斗转星移之间，罗马时期的要塞马萨达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涌动时期的马萨达重叠在了诗作中，约瑟夫斯笔下犹太抵抗者被迫集体自杀的记录，与拉姆丹诗中这一悲壮行为所具有的英雄主义精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正如历史上的约瑟夫斯作为一个变节者，其对马萨达最后时刻的历史记录的真实性一直饱受质疑一样，从未去过马萨达的拉姆丹在诗中表达的英雄主义，不过是一个受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影响的希伯来语诗人对前者马萨达叙事变形处理后产生的结果。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无从得知，英雄主义的主题是为了服务于创建现代以色列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

一个民族的历史其实是对过往的集体记忆，而历史的记忆当然不是抽象的。如果说，记忆总是附着于某些具体的载体，那么对于以色列-犹太民族而言，这种记忆的载体首先就是一个个需要倍加珍视、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历史事件”。在经过新历史主义观念荡涤后的今天，学者们对历史的认识已然从对探究所谓“真实”“客观”的历史转为正视“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的确，那种本质主义的、唯一真实的历史并不存在。正如R.F.伯克豪弗所言，在这个由文本和话语建构起来的世界中，其中心正是那些“伟大的故事”。Robert F. Berkhofer J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5.“出埃及”的故事如此，女士师底波拉的故事如此，马萨达的故事也如此。

然而，每一位叙述者都是从当下的立场去决定其对历史“事件”或“伟大的故事”的信念的，或者说，任何历史无不是从叙述者特定的价值取向中获得其历史的特征。美国学者琳恩·亨特曾说：“历史最好被定义为已经被讲述的故事和可能被讲述的故事之间的一种持续性紧张关系”。Lynn Hunt， “History as Gesture; or The Scandal of History，” in Jonathan Arac， Barbara Johnson， eds.， Consequences of The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2～103.在这个意义上，三篇论文所涉及的三个故事给不同时期的读者提供了无限想象和诠释的动力，能够让后来者回答自己时代的问题。它们既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也关乎着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主持人：王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