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非直接点明的比喻方式，体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汉语文学创作中的常见方式。本文以《诗经·桃夭》以及《红楼梦·五美吟》为例，通过对“美人隐喻”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认知水平，并对“美人隐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辩证发展关系展开论述，希望读者能够有所收获，不仅可以正确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能够对生活实际有所帮助。

关键词：美人隐喻;中国文化传统;思想认知水平;辩证发展关系

作者简介：秦燕南（1979-），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黄河科技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影视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9-0-02

引言：

隐喻是汉语文化中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是指用一个词或者短语（通常是一个具体事物），指代另一种具象物体或是人，通过其某一方面的“美好”，暗示被指代事物同样具备此种优良品格。在文人骚客的笔下，多种实际事物被用于隐喻，寄托自身的“壮志未酬”或“英雄垂暮”，使观者看后，产生精神层面的共鸣，进而生成带入感，更加深入地了解作者或相关的文学形象。

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人隐喻”的发展历程

对于美的追求，不存在时空界限，在任何时代，追寻美、守护美，均是社会的主旋律。但对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来说，对“美”的定义存在差异。所谓“美人隐喻”被分为两个级别：

第一，外表的美丽形态。如我国古典文化中的美人代表，既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赞誉的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又有柳如是、陈圆圆、杜十娘等并称“秦淮八艳”，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八位奇女子。每一位“美人”，除了其倾国倾城的容貌之外，如果平生机遇不够“奇”，则声名也不会如此显著。如《红楼梦》中，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以“传说故事”为凭据，分别对西施、虞姬、明妃（王昭君，晋代避讳司马昭名讳，改称王昭君为明妃或明君）、绿珠、红拂女的身世进行概括，从而形成《五美吟》。按照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的说法：“《红楼梦》先是一场大富贵，后是一场大破败，终究一场空欢喜，无论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所求皆不得，但归根结底，写的还是曹雪芹的自身经历。”

第二，结合上文所述“美人隐喻”到了清代，“借古讽今”的本质已经着重凸显，明末清初的小说家，大多在其作品中引入此种模式，借以表达自己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但实质是期待）。但此种思维并非形成于明末清初，笔者认为，始于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酵，到了隋唐、两宋年间，在无数文学大家的渲染之下，“美人隐喻”的性别主体由“美女”变成了“怀才不遇的英雄（君子）”。根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经由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出山，辅佐两代君主，成就霸业。此种被《三国志》作者陈寿称之为“古今之盛轨”的君臣际遇，令无数文人骚客为之疯狂。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相对应的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但古代文人的清高，要求他们不能轻易“放下身段”，如果能够由君主“三顾”而出山，将会使其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到了唐代，诗仙李白来到长安之后，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其自比管仲、诸葛亮、谢安，但其过于“洒脱”、缺乏政治头脑的性格，注定了他只能是“仙”，而不会成为“能臣”。到了元明清时期，市井流传的历史故事版本多种多样，小说适时出现，而在罗贯中、施耐庵等人的笔下，诸葛亮被正式捧上神坛，天下的读书人几乎都将自身带入诸葛亮的“美人/君子如玉”的设定之中，希望有朝一日，君王能够对自己另眼相加，使自己的人生出现天翻地覆式的变化[1]。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人隐喻”由最初的单单指代“美人”，逐渐演变成英雄，进而成为一种极为虚幻的英雄形象（小说中的诸葛亮，绝非历史真实存在的诸葛亮），看似是隐喻主体出现变化，实则是读书人的思想认知发生了改变。

二、《诗经·桃夭》中的“美人隐喻”分析

《诗经·桃夭》中的“美人隐喻”，既彰显着先秦文化的高度发达，由能够切实体现出人民的朴实无华。第一章节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鲜艳的桃花指代新娘的妙齡与娇媚，希望其嫁给良人，此后家庭和睦，一生幸福。自此开始，以“桃花指代妙龄女子”为代表的隐喻方式，成为了汉语文化中的一种常见修辞方式。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化，还是文学大家的笔下文章，均少不了以《诗经》为例。如朱熹《诗集传》中所述：“然则桃之有花，正婚姻之时也”，寓意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最适合办红事，彰显了古人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二、三量章节“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按照直译内容来看，也可以作希望家庭和睦、多子多孙的理解。但细究之下，《诗经·桃夭》暗含对女子德行方面的要求。短短60个字中，共三次提到“室家”、“家室”、“家人”，现代视角下理解的“家庭和睦”，放在先秦时代，需要增添“女子对家庭辛勤付出”的理解，对衣物的浆洗缝补、准备日常饭食、侍奉公婆、相夫教子，几乎没有一刻得闲，还要忍受男女不平等带来的多种委屈。但在那个时代，此类“工作”均为女性必须承受的内容，连“美人”都要如此，遑论姿容处于中等甚至可以用“丑陋”来形容的女性。由此可见，此阶段的“美人隐喻”更多指代现实生活中的美人，具体内容往往围绕日常琐碎事物，且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

三、《红楼梦·五美吟》中的“美人隐喻”分析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道“黛玉自谓‘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恰被宝玉翻见，将它题为《五美吟》”。针对五位美人所做的诗中，均选取了令人荡气回肠的巾帼英雄事迹，为了越国，甘愿委身于夫差的西施;为了成就楚霸王千古英雄气概而自刎的虞姬;倾国倾城的容貌、唯我独尊的权力，却抵不过小小画师手中的一支笔;已经富可敌国，却仍逃不过权力的强制命令，最终共赴黄泉的石崇与绿珠;身居杨府，尸居余气却英姿飒爽的红拂女，五位“美人”的容貌、气质、所处环境等均大不相同，其人生际遇却足以为后人永久回味。然而，在林黛玉的心中，这些美人的“为后世怀念”，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林黛玉喜欢贾宝玉众人皆知，她和宝玉自己也知，但若没有木石前盟，两人就真的能够在一起吗？曹雪芹将自身境遇，结合春秋笔法，在《红楼梦》的开篇就已经埋下了悲剧式的结局，无论高鹗是否“狗尾续貂”，两人的结局已经注定。与之相似的是施耐庵的《水浒传》，36天罡、72地煞的宿命早已明示，如果观者的思考深度仅仅停留在“宋江不接收招安，梁山就能够一直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则无法抓住精髓。《红楼梦·五美吟》、《水浒传·宋江招安》，甚至是《三国演义·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决策》，本质上充满了明清时代文学作品创作者的“美人隐喻”，诸葛亮、刘备、宋江、李逵、贾宝玉、林黛玉，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作者自身是其中的一个（或是向往其中的一个），观者看后更是如此。由此可见，英雄或是美人的本质形象其实并不重要，背后蕴藏的、无法说出口的“隐喻”才是古代文人的真正诉求[2]。

四、“美人隐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辩证发展关系

结合上文对“美人隐喻”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虽然朝代不同，具体的人、事、物业存在差异，但值得今人深入研究的核心价值，即“美人隐喻”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辩证发展关系始终未曾出现一丝一毫的变化。自古以来，“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的说法长期流传。高级形态的“美人隐喻”，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寄托政治追求的方式。如“三顾茅庐”成为千古君臣际遇典范的核心原因正是在于，一个君王（尽管彼时的刘备还是一条“潜龙”，实力不足），能夠“猥自枉屈”，多次拜访一位比他年轻20岁的年轻人，寻求自身发展出路和治国之道，此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令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心向往之。“知遇之恩”，首先要有“知遇”，如果相反，断了读书人谋求“知遇”的道路，尽管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千古功业，依然被后世读书人给予“焚书坑儒”、“暴秦无道”的负面评价;清朝雍正皇帝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扭转了康熙末年国库空虚的不良局面，但因为“得罪了”读书人，而被野史编排成无道昏君。由此可见，“美人隐喻”如果和中国古代政治“过往甚密”，则无论是“美人”还是“君子”，其纯洁性都必然大打折扣，甚至在很多时候，以“美人/君子”自居，只会撰写酸楚文章的文人骚客们，希望通过“隐喻”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的行为，完全不值得今人提倡。总体而言，在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类似的有趣之处浩如繁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当代社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3]

结语：

在汉语文化中，“美人”与“英雄”相对应，所谓“宝剑赠英雄，红粉赠佳人”泛指强强联合，使每一项优良的事物都能处于正确的位置，最大化发挥自身的作用。一旦明珠暗投，则光辉也会随之暗淡。在现代视角来看，“美人隐喻”确实令人唏嘘不已，但以“美人”自居的古代文人，是否真正拥有经天纬地之才，更值得今人讨论。在借古比今的过程中，掌握精髓，正确看待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扎西南杰. 《红楼梦》藏译本文化意象翻译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20.

[2]廉水杰.“美人隐喻”与中国文化传统——从《诗经·桃夭》到《红楼梦·五美吟》[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20，20（02）：41-44.

[3]孔天伊. 《诗经》中“桃”和“桑”的审美意象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