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洪翔

摘  要：小提琴在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是个重要的意象，它于全文共出现19次，一方面它是高雅和美的象征符號，另一方面组织了赵小提和陈金芳的交往与决裂，不过在更高的意义上，两人关系这一突兀的核心也是对他们生存状态的讽喻。小提琴幻化了赵小提不可企及的梦想，又昭示了爱情无所附丽的归宿，石一枫以这个意象提出了当代底层青年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小提琴;音乐;《世间已无陈金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9-0-02

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或赵小提所隐含的底层青年问题、失败青年现象，甚至是陈金芳或赵小提角色本身具有相当多的讨论空间，但本文更加关注的是其中一个出现的高频词“小提琴”，其在文本中不只是贯穿全文，更是主人公陈金芳与赵小提的复杂性的原因之一。它代表着主人公们苦苦追求或失去或求不得的种种，它代表着社会分级与阶级的简化;它客观存在，却又主观影响。

一、小提琴的象征：高雅与联结

《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也就是赵小提，充当着小说的叙述者。“小提”自然是小提琴，作为一种高雅乐器，可视为美与艺术的象征。在石一枫的文学世界里，音乐具有超俗的神性，是抵抗庸俗、功利价值观的利器。[1]小提琴象征着音乐，音乐象征着高雅、美与艺术，和庸俗、土气分隔开来。

在文本中，小提琴的这种象征是其他乐器，如唢呐、二胡等取代不了的，因为小提琴是“高技巧”的但当、是“华彩段”的但当、是“主旋律”的但当，由于小提琴的独特性，使它不仅是独奏和重奏的重要乐器，还是交响乐团的主奏乐器、首席小提琴手是交响乐团的领衔主奏者。可见小提琴于音乐上的地位，与其并列而言的也只有“乐器之王”钢琴了，小说中陈金芳想用豁子的钱买钢琴，也代表了陈金芳摆脱庸俗、渴望变得高雅的心态。

而赵小提却被音乐学院的教授在“艺考”环节上淘汰，教授评价他“无论再怎么苦练，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奏家”。这种被高雅世界的排挤、梦想的幻灭，使得赵小提“整个儿人沉浸在漫无边际的失败主义情绪之中”，还会“恶狠狠地诅咒自己：让车撞死了才好呢”。更具灾难性的后果在于：跟小提琴“分手”之后，赵小提在长时间内既找不到新的支撑性的爱欲对象，找不到他可以为之“奉献”或值得他勇猛“捍卫”的事物，找不到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热情”;也找不到他进入社会并与之顺畅欢合的“合法”途径。[2]于是赵小提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他所说的“无伤大雅的寄生虫”、“一个混子、一个犬儒主义者”。

与赵小提相反的是，陈金芳利用着小提琴“走向”高雅的世界，“一个劲儿地逛商场、吃西餐，每逢北京有小剧场话剧、音乐会之类的演出，都会死磨硬泡地让豁子给她买票。”甚至“还偷偷把店里所有的钱都拿出去，说是想买钢琴”，公司大厅放着“山水”音响和很全的音乐CD，听到激情处甚至会恸哭尖叫“bravo！bravo！”陈金芳追求的高雅生活，音乐和后来选择混迹于“文化圈子”，做一个文化“商人”都成为她装点身份与等级的一部分。

小提琴在文本里面是一个“区隔”，区隔着赵小提与陈金芳所认为的“上层”和“下层”。在赵小提的理解当中，在他还在练琴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像是“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上层、高人一等;在陈金芳的理解当中，小提琴所引导和建构她所谓“活得有个人样”中的“人样”，在她的“人样”当中，自然也包括着小提琴。所以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小提琴是一种阶级的区间、身份的区隔，掌握了小提琴，就象征了自己的身份。

二、小提琴与情感线索

赵小提与陈金芳第一次见面是在课堂，可要说他们的相识和特殊情谊的开始，就要从陈金芳于某天晚上听赵小提练琴讲起。“我在窗外一株杨树下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人背手靠在树干上，因为身材单薄，在黑夜里好像贴上去的一层胶皮。但我仍然辨别出那是陈金芳……我推开了紧闭的窗子，也没跟她说话，继续拉起琴来。”这个场景之中，演奏者与聆听者的身份就固定了，赵小提与陈金芳虽然没有言语的互动，但“她会在晚上八点钟左右出现在我窗前的树下，我在拿起小提琴试音之前，也会望一望外面有没有那个痴痴愣愣的人影。”这显示赵小提与陈金芳有着另外一种的互动。

而赵小提于这种演奏者与听众的关系之中收获也是很显然的：“如果仅看剪影，任谁都会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皎洁如月光的少女。不知何时开始，我的演奏开始有了倾诉的意味，而那也是我拉琴拉得最有‘人味儿的一个时期。”赵小提在寻找自己演奏的意义之时，他的演奏就得到了升华，可能也和后来拉琴与听琴的关系停止后，赵小提被音乐学院的教授评价为“缺乏灵感”有关。

赵小提的小提琴的声音几乎是陈金芳少年时代唯一接触以及让她珍视的“高级文化”的记忆。来自湖南农村的陈金芳自然是没见过大城市的繁华，在初二那年来到北京上学，她就在两年间很快地完成了见识大城市的繁华，听小提琴，“爱慕虚荣”的穿她姐的衣服、抹口红、打粉底、穿耳孔、烙铁烫头、穿高跟鞋等事件。小提琴的声音是一种引导和启示，在陈金芳如此之快就适应并追求起潮流文化的性格背景之下，陈金芳爱上了以小提琴为代表的高雅文化，并启示她何为“活的有个人样”中的“人样”。

与此同时，赵小提与陈金芳的那段练琴与听琴时光也促成了后面他们再度邂逅的关联。小提琴的声音构成了陈金芳与赵小提的情感线索。赵小提也曾经感慨“面对着现在的她，我已经无法想起十年前站在我窗前听琴的那个女孩了。当年的她仍在我的记忆里存在”。因此，音乐在小说中的作用，不只是为情节发展穿针引线，同时也是一个与人物有关的“情感线索”。[3]

三、关系的双重终结

赵小提与陈金芳的决裂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在还未被高雅世界排挤、小提琴梦破灭之前，赵小提是自诩高陈金芳一等的，所以当他意识到“过去那种食草动物一般怯弱、忍辱负重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肆无忌惮的泼辣与轻佻。再想起是这样一个陈金芳保护了我，我的耻辱感就更强烈了。”陈金芳此时已经脱离了赵小提自以为的“听众”的身份，成为了与赵小提平起平坐的人物，被这样以前看不起的人所保护，自然有种强烈的耻辱感。而其后赵小提独自演奏时的想法也说明了这点。“可是不得不承认，在此以前，我是从来没打心眼儿里看得起过陈金芳啊。如今人家不来了，我倒一厢情愿地煽起情来……我他妈什么玩意儿啊。”

赵小提以前看不起陈金芳，视她为倾诉对象也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练琴时的“遐想”，正如幻想“自己就是坐在轮椅上的帕尔曼，而草坪上黝黑一片的颜色，则是如潮的观众们的头发和黑礼服。”一样，幻想“那是一个美好的、皎洁如月光的少女”在听他的演奏。所以，在当赵小提意识到陈金芳已经摆脱了那个农村“怯”女孩，转而成为轻佻城市女孩并保护了他时，他所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知识分子”的形象轰塌得一塌糊涂。当赵小提失去了进修小提琴的机会并不再拉小提琴后，赵小提连这一种与陈金芳“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没有了。

而陈金芳却在再次见面之后身份水涨船高，如同一个真正的贵族，甚至在赵小提恶意调侃之前她烙铁烫头的事情的时候，她依然不落大方。当时赵小提对陈金芳的行为毫无反应，并没有他之前被保护所得来的羞耻感，其实是因为他因“艺考”失败，无法拉小提琴的无边失败感所产生的自以为的“混子、犬儒主义”。

按理说，赵小提不拉小提琴了，也没有感情纠葛，他们再次邂逅的故事自然也没有小提琴了，但是，由于少年时练琴与听琴的经历，使他们有了“感情线索”。小提琴就是感情线索，所以，再次邂逅的陈金芳没聊两句便问赵小提还拉琴吗，第二次聊到小提琴的话题便对赵小提说“我真觉得你不再拉琴特别遗憾。”这让赵小提“仿佛回到了从前，她站在窗外听我拉琴的那个年代。记忆中树下瘦小的人影，竟然与眼前这个仪态万方的丽人重合了起来。”在第三次关于小提琴的时刻，是陈金芳过生日，她准备了一场现场的演奏会，并策划了一场让赵小提重新拿起小提琴的宴会。其后，陈金芳更安慰赵小提说“再说就算别人不爱听，我也爱听，真的。现在也不知怎么搞的，岁数越大，我就越觉得小时候特别美好。我多想让过去的情景再重来一遍呀，那样才算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受”。这充分体现了赵小提与陈金芳因小提琴而有的“感情线索”，陈金芳因小提琴而产生的“活得有个人样”的心态使她想以现在成功的姿态重来小时候的情景，如同她富贵还乡一样;而赵小提则由这条“感情线索”想到了他之前的高人一等，再到他被救后的耻辱，再到现在身份上的低人一等，小提琴的失去使他陷入无法翻身的失败当中。

这让赵小提不得不收起自己自以为的“混子、犬儒主义”的无所谓的心态，他终于爆发了，并与陈金芳决裂。他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她以她汪洋恣肆的爱和善良拯救了我——一个消沉的半吊子琴手。这个模式像好莱坞电影一样俗套，她扮演的简直是他妈的圣母。她哪里知道，小提琴演奏對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成了一段发炎的盲肠，只能凭空增加痛感。”在这段想法里面，赵小提暴露了自己“混子、犬儒主义”面具下的真实想法——陈金芳已然比他高了一级。陈金芳是个文化圈富婆，而他只不过是个无所事事的混子。

身份的对换使得这段由小提琴展开的关系彻底结束，至此，故事虽然还未结束，但论述已然结束;赵小提因小提琴从自诩高人一等变成无所事事的混子，陈金芳因小提琴从农村怯弱女孩变成苦苦追寻“人样”的投机客。他们的身份因与小提琴的距离而发生着变化，他们也从未真正“掌握”小提琴，也许，自那一个练琴与听琴的夜晚起，他们的命运已先于他们自己而存在了。

注释：

[1]王晴飞，《顽主.帮闲.圣徒——论石一枫的小说世界》，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2017，第165页.

[2]吕永林，《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处去——石一枫小说里的斗争与无望》，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小微化青年形象谱系研究”阶段性成果，2015，第25页.

[3]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文学评论第四期，2017，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