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离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7)

关于吐蕃王朝的告身制度和大虫皮(虎皮)制度，学界已有若干探讨(1)主要论著有，赵心愚：《吐蕃告身制度的两个问题》，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赵心愚：《南诏告身制度拭探》，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赵心愚：《格子藏文碑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后收入赵心愚：《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263页；赵心愚：《唐樊衡露布所记吐蕃告身有关问题的探讨》，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载《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3—113页；陆离、陆庆夫：《关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格桑央京：《敦煌文献所见吐蕃时期的告身》，载《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杨铭、索南才让：《新疆米兰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载《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2期；陆离：《关于吐蕃告身和大虫皮制度的再探讨——英藏新疆米兰出土古藏文文书Or.15000/268号研究》，载《藏学学刊》2016年第1期，第1—13页；王东：《敦煌古藏文文献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小议》，载《文献》2016年第3期；王启龙：《吐蕃告身名称流变考》，载《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王启龙：《吐蕃告身制度相关问题研究》，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对其中两个相关问题进行一些辨析，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给僧人赐授的告身

(一)传世藏文史籍有关僧人与告身关系的记载

成书于16世纪的藏族史籍《贤者喜宴》对吐蕃各阶层人士分别被授予的告身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称：

在设立了吐蕃佛教宗师之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随即向中心卫地和边地派出了规范师：

顿渐之诤平息后，关于奉行佛教的情况，《拔协》有载：此后，对二百五十名僧人由官府提供给养。每年每月供给佛教宗师青稞七十五克，并以诸多衣服作为利益之根本(赐予之)，……所委任的寺院规范师共十三位，每人青稞五十五克、衣服一套、水酥油八百两。[2]222—223

顿渐之诤结束是在794年，当时吐蕃所设寺院规范师仅有13位，地位很高，仅次于佛教宗师，可以与《弟吴宗教源流》的记载相印证。由于《弟吴宗教源流》成书时间在《贤者喜宴》之前，故其记载佛法轨范师即经院大师获得小金告身的记载较为可靠。

不亏学；其净慎也混而不浊，其刚志也□而不同，言无爱憎，行有忠信。[10]236

瓜沙两州都番(蕃)僧统即吐蕃瓜州节度使辖境最高僧官，管辖瓜、沙等州佛教事务，吐蕃统治中后期僧统则改称教授。 在P.2358《乞愿文》又出现有“瓜沙两州都番(蕃)教授大德”：

瓜沙两州都番(蕃)教授大德，愿敷扬政术，镇遏玄门，色力坚于丘山，惠命逾于贤劫。大云、开元、报恩三教授阇梨，愿驾三车而访杨，严六度以庄象，使法门无衰变之音，释众保安康之乐。[10]196

此僧官属下有大云、开元、报恩三寺教授，这三寺都是当时沙州境内的寺院(4)此三寺名皆见于S·542V《戌年诸寺丁口役簿》，参见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42页。，“瓜沙两州都番(蕃)教授”的职能和管辖范围应与“瓜沙两州都番(蕃)僧统大德”相同，管辖整个瓜州节度使辖区佛教事务。

辰年三月五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龙兴寺都统石惠捷，辰年三月十三日死；张菩提；张净隐……大云寺翟维明，巳年七月十一日死；吕维寂；李法智；薛法行；都统康智诠……计尼一百七十一，都计见上牌子僧尼三百一十人，内一百卅九僧，一百七十一尼。牒件状如前，谨牒。辰年三月 日，僧尼部落米净辩牒。造牌子后死，辰年三月十日龙兴寺张净深死，吐蕃赞息检。[14]

辰年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788年(戊辰)，这表明敦煌地区的高级僧官都僧统(都统，其职位高于寺院上座)和普通僧尼一样都被授予木质水纹告身——牌子，接受吐蕃算使论悉诺罗及其手下的勘检。算使即佥牟使(驨XT)，意为简牍、牌子官，接谟为佥牟(驨X)的同音异译，佥牟使(驨XT)职能即勘检人口户籍，通过勘检民户、僧众的木质水纹告身——牌子来核查户籍[15]。P.t.113号文书中僧人康计甘的告身即牌子，但是因为立有军功，所以又被授予沙州终身上座(亦即沙州终身长老)。

周润年，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3]王东.敦煌古藏文文献P.T.113号《大论致沙州安抚论告牒》小议[J].文献,2016(3).

[4]巴桑旺堆.关于仁达丹玛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J].中国藏学,2017(2):54.

[5]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6]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66.

[8]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9]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7.

[10]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11]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7:25.

[12]陆离.吐蕃寺院岸本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2):20—28.

[13]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79—85.

[14]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194，202.

[15]陆离.关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户籍制度的几个问题——兼论吐蕃统治敦煌的部落设置[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2):55—56.

[16]林冠群.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重读吐蕃文献之商榷[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2).

[17]陆离.关于吐蕃告身和大虫皮制度的再探讨——英藏新疆米兰出土古藏文文书Or.15000/268号研究[J].藏学学刊,2016(1):1—13.

[18]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阐布”[M]//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25—226.

[19]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