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败日本侵略者，重庆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8年间，他们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之手。重庆在担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同时，还肩负起为前线数百万抗日将士提供武器弹药的重任。

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

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有一尊手握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雕像下方的岩壁里，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而它的前身，则是创建于晚清，以“汉阳造”步枪显赫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80多年前，在不断进逼的日军炮火下，这座当时的“兵工砥柱”几经迁徙，于1940年春定址重庆。在此之前，当时我国最主要的兵工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

“西迁运动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布局也极不合理，几个大厂均在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随着战事恶化，这些工厂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成了必然选择。

天上飞机轰炸、脚下激流险滩，西迁之路，艰险异常。原钢迁会员工、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曾这样回忆：“走到湖北枝江，船差点儿翻了，小孩、妇女们都哭了。后来船主找我说，把这些（炼钢厂的）机器都丢到河里边，救人。我说，这绝不可能！”“结果这个船倾斜到35度，好在下面是泥沙，没有碰到石头。如果碰到暗礁的话，那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人全部完蛋。”

历史档案显示，至1940年，我国兵工内迁完成时，兵工署直属17家兵工企业中，有11家驻扎重庆，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除当时尚不能自制的坦克、重型火炮外，这些兵工厂的产品涵盖了钢铁、火药、子弹、手榴弹、炮弹、甲雷、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战防炮等当时我国军队实际投入使用的几乎所有枪械弹品种，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兵器工业中心。

头顶轰炸创造犀利的武器

“抗战之初，我国基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对日作战。后来苏联空军曾援华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后便停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始援华，但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已经全部陷入敌手，援华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和飞越‘驼峰的有限空运，数量也是极有限的。”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说。

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弹药需求之急迫，一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然而，西迁以后，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威胁，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危难时刻，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力求迅速重建，早日开工，尽最大努力维持前线武器供应不辍。

兵工署第二十一厂在厂长李承干组织下，自南京搬迁之始，即派人赴香港采购生产物资，并预先在重庆启动新厂建设。各员皆有任务，修建房屋与安装机器同时并进，不使分寸光阴稍有浪费;各项机器随到随装，各人员夙夜劳作，3个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1938年3月1日，二十一厂率先复工，当月就赶制出40挺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送往前线。

战时的重庆，缺电、缺燃料的情况时有发生。除此之外，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繁的敌机轰炸。为防空袭，第一工厂一边生产一边在长江边岩壁上开凿出116个岩洞，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厂房。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过腰洞相互传递，最终组装成武器。这种洞内串联生产方式，不仅躲开了轰炸，还提高了效率，被不少兵工企业效仿。

“众多工厂互相配合，使效率不断提高，质量日益改进。1938至1945年，重庆主要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亿发，炮弹近600万颗，步枪近30万支，轻重机枪3万余挺，火炮1.4万门，掷弹筒6.8万具，甲雷42万多颗。”唐润明说，当时抗日战场所需的常规武器，诸如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等大都能充足供应且有盈余，轻机枪、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也基本能满足需要，重庆各厂对此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

同志们，猛进！猛进！

生于南京，在抗战烽火中随迁重庆的二十一工厂子弟郑洪泉，今年已90岁高龄。他至今记得父辈们夜以继日劳作的场景，“刚搬到重庆时，工人们都自觉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可以说上至厂长、下到普通工人，都在默默地拼命。其中最可敬的，是我们的老厂长李承干！”

“李承干一直单身，到重庆后完全以厂为家。14平方米的办公室，他和主任秘书、工务处长三人办公，背后靠墙一张单人床就是他的卧室。不管多晚睡，有事随时要叫醒他。”郑洪泉对“老厂长”的抗战往事如数家珍：预料到战事日紧，设备、物资肯定会短缺，他就派出得力人员常年到外采办;他亲自主持设计新式步枪，改进机枪、迫击炮;他非常关心职工生活，但生产上要求极严格……

让不少工人记忆深刻的是，面对日军飞机频繁空袭，李承干最关心机器有没有保护好，工人们是不是都进了防空洞。而他往往是最后一个进洞的，有时甚至喃喃自语：“炸我们吧，炸我们好。炸了我们马上能复工，总比炸那些没有能力恢复的工厂好。”

为激励职工斗志，鼓舞大家战胜困难。李承干还邀请郭沫若为工厂创作厂歌。素来钦佩李承干为人的郭沫若不仅慨然应允，还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为之谱曲：“……同志们，猛进！猛进！”

在李承干带领下，二十一工厂先后接管了汉阳兵工厂步枪厂、二十工厂轻机关枪厂、重庆武器修理所、十一工厂部分、四十工厂，并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最终成为大后方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到抗战末期，其武器产量已达“全国轻武器的一半左右”。

同样头顶轰炸“猛进”的，还有钢迁会的员工们。抗战期间，仅钢迁会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日军空袭至少有3次，死伤员工约200人。但面对敌人的残酷轰炸，1940至1945年，钢迁会钢铁厂共生产生铁96057吨、钢28657吨、钢材15456吨，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总产量中铁的90%、钢的65%、钢材的40%。一名钢迁会工作人员当年曾这样写道：“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艰难。我们并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和平早临。”

（《新华每日电讯》 202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