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玲，支筱诗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1. 引言

根据斯波斯基（Spolsky，2004、2009）的研究，语言政策由语言意识、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三部分组成，而且语言政策的适用范围可以是国家、社会、政府、宗教组织，也可以是学校、家庭等较小单位。学者们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家庭领域，研究继承语传承的相关问题，发展出家庭语言规划理论（De Klerk&Barkhui⁃zen，2005；King，Fogle & Logan- Terry，2008；Curdt-Christiansen，2009）。King 等 （2008） 指出，家庭语言规划理论也是为了考察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和关系。

语言意识，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可以用来做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语言等内容的认知（Silverstein，1979；King，Fogle & Logan-Terry，2008；Curdt-Christiansen，2009）。家庭内部父母语言意识在家庭语言规划中发挥着“隐形语言规划”（in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的作用。隐形语言规划是一种为了习得和使用某种语言而自发产生的、非政府性质的（non-govern⁃mental） 语言规划 （Pakir，1994、2003）。很多研究显示，父母语言意识影响子女继承语的发展。比如，Seloni & Sarfati（2013）的研究发现，西班牙土耳其裔家庭父母由于认为主流语言的学习和继承语土耳其语的发展存在冲突，因此不太支持子女土耳其语的习得；还有学者的研究发现，由于父母对双语或多语学习持消极否定的态度，而阻碍子女学习继承语（Báez，2013；O' Rourke & Nandi，2019）；此外，有些研究发现，父母语言意识与实际的语言选择存在冲突。比如，Chatzidaki & Maligk⁃oudi（2013）发现希腊阿尔巴尼亚裔父母虽然很认同自己的母语阿尔巴尼亚语，但并未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子女学习阿尔巴尼亚语，常用的语言主要是希腊语。另外，同一族群间父母语言意识也存在差异（King，2000），而且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Berardi-Wiltshire，2017）。

在中文作为继承语的研究中，对父母语言意识的研究内容有：父母对社会主导语言和中文的认知，比如，华裔父母对多语言文化能力认知与子女多语能力发展的关系研究（Curdt-Christiansen，2009；康晓娟，2015）；还有关于华裔父母语言态度与语言实践的关系研究，比如沈椿萱，姜文英（2017）对澳大利亚华裔父母的调查发现，华裔父母虽认同中文的重要性，但在为孩子提供中文学习的条件和态度方面却存在兴趣派和坚持派的差异。另外，有些研究还考察了影响父母语言意识的因素，比如父母的语言能力（Leung & Uchikoshi，2012）、受教育程度（Van Mol & De Valk，2018）、父母自身社会经历（Zhu&Li，2016），父母的身份认同（Catedral & Djuraeva，2018）、学校的多语教育政策（O' Rourke & Nandi，2019）等。有些学者还关注了父母语言意识的类别：有的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将父母语言意识从低到高分为不同的层级（许静荣，2017），有的根据父母的语言态度对父母语言意识进行分类（李国芳、孙茁，2017；Berardi-Wiltshire，2017）等。这些研究深化了对父母语言意识的认识和研究。

不过，对家庭内部父母语言意识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比如，对同一族裔内部语言意识差异性的研究仍可以细化。以华裔家庭中文继承语的研究来看，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华裔父母对社会主导语言与继承语态度的差异，但对中文作为继承语的认知分歧及其影响因素讨论较少。其次，当前对父母语言意识分类的研究也值得关注。比如，有学者将父母的语言期望等同为语言意识并进行分类（许静荣，2017）；还有学者根据父母对不同语言重要性及用途的认识等对语言意识进行分类（李国芳、孙茁，2017）等。语言意识分类方面的分歧，说明学者们在语言意识构成等内容上存在差异，而这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父母语言意识的差异，会影响家庭内部语言选用，进而影响继承语的传承。此外，已有研究关注父母对继承语价值认知的居多，如何为子女创造习得条件的认知研究较少。最后，已有研究未能说明是宏观因素还是微观因素对父母语言意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也未能充分说明哪些因素在父母语言意识形成中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基于此，我们认为对父母语言意识的研究，可进一步思考诸如“父母语言意识是否直接影响语言管理”,“语言实践是否与父母语言意识完全一致”等问题。

2. 研究理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与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1）美国华裔家庭父母语言意识的类型有哪些？（2）父母语言意识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相关学者的研究显示，父母语言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可察的。De Houwer（1999）的研究指出，可以通过考察父母的语言态度和父母语言信念来观察父母的语言意识。（1）父母语言态度指的是对某一特定语言的态度、对儿童双语（或多语）的态度以及对特定语言形式选择的态度。对某一特定语言的态度是指对一种特定语言本身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对儿童双语（或多语）的态度主要关注对儿童双语（或多语）能力发展是支持、中立还是反对等；对特定语言形式选择的态度是指对诸如语码混合或语码转换的态度。（2）父母语言信念（或影响信念），是指父母对儿童如何习得语言和父母自己在习得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的信念。父母语言信念是一个从强到弱的连续体。父母有影响信念是指父母认为自己对子女的语言习得可以产生影响。其中，强的语言信念包括父母认为自己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自己的语言使用对孩子将学会说某种语言有直接的影响；而且通过表扬、惩罚或提醒等方式能够影响子女对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的学习和掌握状况。弱的语言信念是指父母认为自己对子女习得某种语言的影响有限，子女从自然环境中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语言。无影响信念指的是父母认为自己对孩子的语言不会有影响，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对孩子的语言学习没有影响，孩子是通过与父母无关的机制学会某种语言。综合De Houwer（1999）对语言态度和父母语言信念的理论，我们将父母语言意识分为：（1）清晰积极类语言意识。它是指父母语言态度积极（比如对中文的作用认知清楚，对子女学中文态度上积极，能主动支持子女习得双语或多语以及支持子女对特定类型的语言选择和使用等），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语言信念（相信自己的语言行为能对子女习得某种语言产生影响等）；（2）模糊被动类语言意识。语言态度方面，父母对中文持中立、矛盾或不明确的态度；语言信念方面，对子女习得中文的信念比较随意，父母没有一个清晰的中文习得的目的和方式的认知，认为子女一般会自然地从环境中学习语言；（3）否定消极类语言意识。它是指在语言态度方面，父母认为子女学习中文对成长和未来发展没有作用等；在影响信念方面，父母无影响信念，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影响孩子对中文的习得。

父母语言意识出现差异，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King 等（2006）指出热点新闻、专家育儿建议、家庭背景、父母个人经验和语言学习状况等会影响父母的语言意识；李国芳，孙茁（2017）发现所在社区语言状况、学校教育语言政策等因素也会影响父母语言意识；Curdt-Christiansen（2009）将影响父母语言意识的因素分为外部宏观因素、家庭微观因素以及父母个人自身因素等几个方面；Schwartz（2010）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构成）和家庭关系（家庭凝聚力和情感联系）等也是父母语言意识形成的影响因素。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本文对父母语言意识影响因素的考察从三个方面展开：宏观因素包括社会语言状况、政治状况、经济文化等；微观因素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家庭的语言文化氛围、社会关系网络、家庭成员的构成等；父母自身因素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父母经济收入、父母语言文字常识、多语言文化经历、在美居住时间等。

2.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市的华裔家庭。美国是除东南亚以外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历史上有数次华人移民美国的移民潮（陈颖，2012）。2018 年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亚裔总人口达2140 万人，华裔人口508 万，占亚裔人数的首位。①转引自中国侨网，2018 年5 月2 日，http：//www.chinaqw.com/hqhr/2018/05-02/188036.shtml。King & Fogle（2006）研究指出，在美国，移民家庭如何将子女培养成为有双语（或多语）能力的一代仍极具挑战。通过对人口数量众多的华裔家庭父母语言意识的研究与分析，有助于发现影响移民家庭继承语传承的深层原因。

研究方法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半结构化访谈将非结构化、开放式访谈的灵活性与统计调查的规定性结合起来，能搜集质性的文本资料。这种方法能检验理论直觉或调查类研究的设想，也可以为解释性研究提供基础（斯蒂芬·L. 申苏尔等，2012）。对父母的访谈，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共访谈34 个家庭，子女年龄在10～40 岁左右。但需要说明的是，多数家庭只采访到父亲或者母亲，然后通过其中一位了解另一位的相关信息。访谈的内容包括背景信息，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在美居住时间、职业等；反映语言态度方面的内容，诸如“您怎么看中文或中华文化”“您会让子女学中文吗”以及“您为什么让子女学（或放弃）中文”等问题；反映语言信念的内容，比如，“是否相信自己会对子女学中文产生影响”“如何支持子女学中文”等问题。样本信息见表1。

表1 ：访谈的家长背景信息（N=34）

3. 访谈结果分析

3.1 清晰积极类语言意识

清晰积极类语言意识，是指父母对中文的作用有清晰的认知，同时支持子女学习中文，并且会通过某种方式帮助子女习得中文等。访谈信息如下。

（1）中文有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Van Mol&De Valk，2018）。美国华裔家庭中，很多父母对中文的作用认识清晰。

样本22：父亲，40 多岁，硕士学历，公司职员，来亚特兰大有近20 年了。

“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如果学会了中文，通过中文他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化。”

样本20：父亲，50 多岁，硕士学历，牧师，来美国有30 年了，英语熟练。

“主要觉得多说一种语言，就多了解一种文化。毕竟是中国人的后代，还是会说中文比较好。”

样本15：母亲，60 岁左右，本科学历，中文教师，英语流利，在亚特兰大生活近30 年。

“种族歧视的存在，也让中文很重要。中国人的孩子，还是要会说中文，不然说不过去，黄皮肤、黑眼睛，不管怎么样还是Chi⁃nese-American。”

对美国华裔家长而言，中文的重要性体现于：除了文化传承的功能，中文也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工具，能使子女保持与中华文化的联系。

（2） 中文是沟通交流、强化情感的纽带。

样本14：母亲，50 多岁，本科学历，医院护士，出生在美国。

“我觉得小孩子应该学中文。……我们住的地方每一个华裔家庭，小孩都会被送到中文学校学中文。”

样本19：父亲，50 多岁，硕士学历，政府工作人员，来美国42 年。

“我儿子有几个好朋友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跟他们玩，说中文方便。还有，我们的华人朋友大多数都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了。会中文，他跟中国的朋友啊，以后去中国呀，都很方便融入。”

上述访谈显示，社区的环境、交往的人群等也会对华裔父母的语言意识产生影响。父母所在社区或者自身的社会网络，如果主流趋势是认可中文的价值和作用，则会对华裔父母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培养子女学习中文的氛围。在美国，很多中文周末学校是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设立的，如果社区对中文学习表现积极的态度，也会带动父母对子女中文学习的积极性。

有些华裔家庭，祖父母一起居住或者参与抚养下一代，很多老人不会英语或英语较差，在一定程度上为子女学习中文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孩子使用中文与祖父母沟通，可避免情感隔膜。

样本5：父亲，50 岁左右，公司统计员；母亲，50 岁左右，公司技术人员，来美31 年。

“奶奶帮忙照顾两个孩子，奶奶不会英文，孩子必须要学会中文和她沟通，不然家人之间感情没有办法交流和沟通，这样感情更亲近。让孩子学中文主要是为了家人之间情感沟通，中文更有感觉。”

样本16：母亲，60 多岁，大学老师，在美国居住43 年。

“从小和她说中文，从小的时候也有老人陪伴，不会说英文，只会中文。为什么不说中文呢？不然怎么和家人、长辈沟通。中文听起来很亲切呀。”

样本27：父亲，40 多岁，大学教师。

“他是中国人的后代，学会中文以后跟同种族的人交流和沟通也更方便。”

除了可以方便子女更好地与祖父母沟通，会中文也方便子女与其他说中文的人沟通。很多受访者表示，会说中文“可以和国内亲朋好友沟通”,“孩子可以更好地和来自中国的朋友玩，交流”等。

（3）中文有助于提升竞争力，促进未来发展。

样本7：母亲，50 岁以上，大学教授，博士学历，出生在美国。

“会说中文对孩子将来发展好，会增加竞争力和发展的空间。”

样本6：母亲，60 多岁，CDC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员工，硕士学历，在美国生活37 年。

“中国经济越来越好，会说中文，多了一项技能，将来对找工作、个人发展都有好处。现在外国人学中文都很积极，为什么中国人的孩子不积极学习呢？”

样本13：父亲，40 岁左右，公司员工，硕士学历，在美居住10 年以下。

“自己经常来往中美，与中国有商业往来。如果孩子以后和中国人商业往来，也要用到中文。会说中文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样本25：父亲，50 多岁，本科学历，在亚特兰大生活有30 多年。

“美国本身就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这个国家鼓励各民族的人都学说自己民族的语言，他们认为这会使他们的国家更强大。美国有这种意识，我们生活在其中，当然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在学英语之外学好中文，就会多认识一种文化，也会比较强大，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会说中文能成为子女未来发展潜在的有利资源。华裔父母看到了中文的潜在价值，因此积极鼓励支持子女学习中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文变成非常重要的外语”，“中国日益强大，孩子学会中文对今后发展很有优势”；也有父母表示，支持子女学习中文，主要原因是“以后多一个选择”，“今后可能会用到”，“多会一门语言能增加工作就业机会”。

（4）学中文有助于认知能力发展，支持子女学中文并尽力创造条件。

一些华裔家长表示，学中文可以开发智力、开阔视野，促进子女认知能力发展。访谈中，一些华裔家长特别强调，学中文能“促进大脑发育，还多了一项技能”，“学语言可以开发智力”，“开阔视野，了解一个重要语言”。郭翔飞（2012）提出儿童语言的发展是其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发展能提高儿童其他认知能力。华裔父母重视子女的语言发展，与其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密不可分。这一类华裔父母具有很强的语言信念，他们清楚意识到自己实际的语言使用可以起到示范作用，能直接影响子女的中文习得。“语言得多练才能学会”，“语言需要使用”，“爸妈说，孩子跟着说，语言才能学好啊”，“家是练习巩固中文的重要场合，否则就没机会练习中文了”。

访谈信息显示，这类语言意识的形成是受到宏观、微观以及父母自身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宏观层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了中文的国际影响，这些变化让这一类父母深切认识到中文的潜在价值。微观层面上，家庭的成员构成，家庭的情感联系、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现实，也让父母了解到中文作为族群、朋友间交际沟通的工具，值得去学习和掌握。另外，父母自身的社会经历，在社会上感受到的语言歧视，依靠中文语言优势带来的商业或职业利益、对中文自身的了解等，也让这类父母强化了帮助子女学习和掌握中文的信念。比如，访谈样本13中的父亲，在和中国企业做生意的过程中，因为中文熟练，给自身的事业带来很多便利。基于自身的经历，这位父亲对子女学习中文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3.2 模糊被动类语言意识

这一类父母对中文的重要性和学习中文的必要性都有一些了解，但由于某些原因，在为子女学习中文提供的帮助、创造条件等方面态度随意，强调顺其自然。

样本2：父亲，60 岁左右，大学教授，在美居住20 年以上。

“老大刚出生，她妈妈带到5 岁，主要用中文沟通，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陪孩子，所以老大会说中文。老二出生之后，我们都忙于工作挣钱。我们觉得孩子应该说中文，但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美国说中文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在那个时间也没有精力和时间管理，所以就没有刻意留意孩子是否说中文。”

从上可知，此类家庭中的华裔父母，对子女说中文持中立态度，他们虽然认为孩子应该说中文，但对于子女学习中文，没有尽力创造学习条件，态度上也不是积极支持。由于工作繁忙，他们没有刻意留意子女的中文学习，对自己在子女学习中文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清晰的认知。

这一类父母语言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受父母自身经历的影响。父母工作的现状，使其没有时间和精力注意子女中文学习情况。宏观因素，美国语言生活的现状也对其语言意识产生影响。比如，说中文的场合较少这一现实，使得这类华裔父母对子女中文习得的态度不是很积极。

样本3：母亲，60 多岁，本科学历，公司职员，在美居住20 年以上。

“中文应该学的，可我们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更没时间帮他学中文啦。主要有家里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大，老人不会英文只会中文，所以孩子只能用中文和他们交流，反而学会说中文。”

这类父母并不否认学习中文的必要性，但限于个人状况的限制，对于子女学中文并没有明确的支持态度，认为子女在语言环境中自然地习得中文。从访谈中可以发现，这类父母对中文的功能、作用等内容并没有太清楚的认知。关于父母自身在子女中文习得中应该做什么，发挥什么作用，并没有清楚的语言信念。

样本34：母亲，博士学历，大学老师，40多岁，在亚特兰大生活有20 多年。

“虽然我们说中文，但没有坚持与儿子说中文，也送儿子去中文学校，但儿子有抵触情绪时，没有过分逼迫，顺其自然。我们觉得很难坚持与孩子说中文，和他用中文交流不太顺畅的时候，我们就会和儿子用英文。这样家庭气氛会好很多，一直逼他的话，容易争吵。”

样本11：父亲，博士学历，公司职员，50出头，在美国生活28 年。

“我和我太太都觉得应该学中文，毕竟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好，会说中文没坏处的。……对，我们也会送他去中文学校，可是我儿子太忙了，要打橄榄球、击剑什么的。他实在没有时间，就算了，也不好逼他的。我们家里，有时候会说点中文，不过有时候就没有坚持了，小孩子还是英文比较舒服，我们也算了，不会特别逼他。”

这类父母都认识到中文的作用，也支持子女学习中文，也有一些行动（比如，送子女去中文学校等）。但对子女学习中文，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在家庭语境下，这类父母并没有坚持与子女说中文，如果交流不畅会进行语码转换；也没有尽力采取特别措施帮助子女学习中文。总体来看，这类父母的语言信念较弱，对于影响子女中文的学习或使用没有很强的信心和决心。其他的访谈案例也验证了这类华裔父母的共同想法，“孩子以后如果需要中文时自然会去学”，“逼也用处不大，还得自己愿意配合才有效果”等等。

3.3 否定消极类语言意识

这类父母对中文的作用以及中文可以用来做什么等持消极否定的态度，对子女学中文缺少必要的支持，也不会创造条件帮助子女学习中文。

样本32：母亲，47 岁，硕士学历，音乐教师，来亚特兰大20 多年。

“对于男孩会不会说中文无所谓，将来要想留在美国，发展顺利，还是得多跟白人交朋友，主要使用的还是英文，学好英文更重要。华人要被白人圈接纳不容易，学不学中文没有那么重要。”

样本28：父亲，大学教授，60 多岁，博士学历，来美国30 多年。

“她主要在美国发展，回中国看亲戚也能听懂，不会说无所谓，学不学中文是她的自由。”

样本30：母亲，60 多岁，博士学历，大学教授，来亚特兰大有30 多年。

“反正他们是美国孩子，将来会在美国长大、工作，不一定要知道中文，会不会中文影响不大。”

这类华裔父母的观点，表明他们没有语言信念，认为子女学中文不重要，也没有计划帮助或改变子女的语言学习现状和语言使用现状。这类父母更认同子女所在国的身份，也更认同所在国家主导语言的地位和价值；他们觉得主导语言更有助于子女的成长和未来的社会融入，因而否定了中文的作用和功能。这是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影响的结果。在美国社会语境下，中文作为继承语从人数到使用空间，均不具备明显优势，这一现实就影响了这类华裔父母。“华人要被白人圈接纳不容易，英文一定要超级好，中文不重要”,“他们是美国孩子，会不会中文影响不大”等是这类父母普遍的观点；另外，种族歧视、子女未来的发展和社会的融入等现实也是影响这类父母的社会因素，从而使这类父母否定中文的价值以及学习中文的必要性。

样本10：母亲，50 多岁，全职太太，在美居住36 年。

“我儿子小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说，小孩子学很多语言不好，会影响以后语言学习，所以我就不太管他们说中文。我孩子的朋友也没有说中文的。我就不太管孩子们说什么语言，也不会要求他们学中文。”

由于受到家庭医生观点的影响，访谈中的华裔母亲对子女学习中文或其他外语持较为消极的态度，基本没有任何支持的行为。这类语言意识形成受到父母自身因素的影响，与父母自身对多语言能力的理解以及外界的干扰密不可分。另外有一些父母给出的原因包括“没有必要特意和子女说中文，语言只是沟通工具”，“中文和其他外语相比，好像用处不大”，“用英语就能沟通理解，不必强调说中文”等等。这类父母对中文价值的认知较低，对主导语言或其他外语价值的认知偏高；语言信念方面，这类父母不会创造条件去影响子女语言的学习，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影响子女语言的学习。

4. 总结与讨论

根据De Houwer（1999）的研究成果，父母语言意识是具体可察的，通过父母语言态度和语言信念可以进行观察。以此为基础，本文考察了美国华裔家庭父母语言意识的类型。结果显示，华裔父母语言意识可以分为清晰积极类、模糊被动类和否定消极类等三类（见图1）。

图1 ：父母语言意识类别及影响因素

三类语言意识中，父母对中文的态度也从肯定-中立-否定依次变化；父母语言信念方面，呈现出从强-弱-无的递减特征。整体上，有清晰积极语言意识的父母，了解中文的重要性和学习中文的必要性，同时也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子女学习中文创造条件，并且应该尽力支持子女对中文的学习，而且这类父母也坚信自身的努力会对子女学中文的状况产生影响；有模糊被动语言意识的华裔父母，虽然承认中文的作用，也认可学习中文的必要性，但不会主动积极地创造条件或者尽其所能地帮助子女学习中文，主要采取一种顺其自然、随意的态度，因此这类父母只有弱语言信念，对通过自身努力影响子女学中文的信心不强；有否定消极语言意识的父母，更认同主导语言或其他外语的作用以及重要性，支持子女掌握主导语言或其他外语，认同这些语言更有助于子女未来的发展，因此这类父母无语言信念，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或创造任何条件为子女学习中文提供平台。总体上，清晰积极类语言意识为主流，华裔父母持积极语言态度、强语言信念的居多，认同自身努力会对子女学中文产生影响。

这三类语言意识的形成是受到宏观、微观以及父母自身因素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对中文价值和学中文的益处等有清晰认知的父母，主要受到宏观层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当前社会现实等因素的影响；微观层面主要受到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设想、家庭成员的构成、家庭社会网络、情感沟通等因素的影响；父母自身的因素包括自己对汉语言文化知识的了解、多语言知识的掌握、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等因素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显示，父母语言意识一方面会影响语言管理和实践，塑造儿童语言发展的环境（Barkhuizen&Knoch，2005；王玲，2016），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因素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得父母语言意识形态、实践与管理之间的联系可能是间接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Schwartz，2008）。基于这些背景，细化考察父母语言意识，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父母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的实施等问题打基础，也有助于深入讨论家庭语言规划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继承语的传承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