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原作家群中的重要成员刘庆邦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颇有建树，他的作品聚焦于底层大众苦涩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在困境中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在坚持“为他者”和“含心量”的艺术追求中，刘庆邦以一种人文主义视角对那些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给予生存的关怀和生命的观照，从而展现出当下社会中普通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为他者”的同时也意味着自身的他者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下，才能更加明白芸芸众生中个体生命激情释放与克制的过程。在具体的行文中，通过循环结构和远行结构呈现出被压抑的主体性，同时也传达出作家人文主义的态度和立场。

关键词：生命激情 叙事特征 人文主义 刘庆邦

刘庆邦对于乡村和矿区的独特观察和思考，不但拓展了当代文学的写作空间，挖掘出一片尚处于隐性状态的话语资源，同时还在意义和形式的探索上，将小说的叙事特征和文化价值有机粘合在一起，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内容与形式关系处理上重内容而轻形式的陈规旧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小说书写方式的发展与革新，为当代逐渐疲软的文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时也彰显出自己在当代文学场域中的独特意义。刘庆邦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一直恪守和秉持着自己所信奉的“含心量”和“贴着人物写”的艺术准则及要求，从而将一个个饱含着生命热情的人物形象通过作品展现出来，丰富着中国当代文坛的百花园，尤其是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用力极深，用一系列创作实绩为自己赢得了“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刘庆邦小说中的内容关注远胜于对形式价值本身的重视，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制于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的体现，另一方面则说明当下对于刘庆邦小说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从一个外在的形式线索去重新打量和审视这位身居中原沃土的河南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个作家叙事特征的成熟和广泛应用往往是综合影响下的结果，涉及到诸多的现实性因素，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情感就是其中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刘庆邦的笔下，乡村、矿区和女性一直是其观察和进行书写的三个重要支点，前两者侧重于对人物生存空间和环境的现实观照，后者则是重点从性别的角度对女性的生存和生命进行思考。无论是农民和矿工，还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女性，刘庆邦始终执着于对底层大众现实生活和鲜活生命的发言和发声。来自平民、书写平常、表达平实确立了刘庆邦在自己的文学书写中所无法摒弃的底层立场，而这种立场也在影响着他的叙事特征和文化意味表达，“为他者”本身也在凸显一种自我的他者化，这里的他者并不是萨义德东方学意义上的他者，为他者是作家人文主义情怀的体现，而自我他者化更像是一种带有疏离意义的旁观者。

从一个小说的整体架构来看，故事情节是小说的血脉，也是把握和分析一篇文章的线索和凭据，带有一定的线索性质。在情节的营造和使用中，作家在有意或无意中往往会将同一个情节多次运用在不同的作品里，从而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敘事模式，叙事模式的相对固定和重复使用也是作家创作日益臻于完善和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刘庆邦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情节的选择和使用就有着极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特征。从对这些叙事特征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发现作为小说形式的情节结构与内在的思想内容之间的有机统一性，同时也能够探视出作者的身份立场和蕴含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诉求，无论是苦难和希望的轮回，还是成长与对自由的渴望，都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凝眸与回望，从中可以发现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中，个体的生命激情是如何释放同时又是如何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自我克制，从而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和谐的过程。刘庆邦在当代的创作实绩是有目共睹的，林斤澜在评价这样一位作家时提出的所谓“三平有幸”[1]，一方面道出了刘庆邦小说创作的民间立场和人文主义的情怀，同时也指出了其小说中的情节特点与思想情感，可以说两者在有机互动中共同构筑起了一个具有着极强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世界，刘庆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凸显出自己在当代文坛的独特价值和存在意义。

一.循环结构下苦难和希望的轮回

苦难和希望是处在两个不同维度上的情感归向与心理体验，但是两者又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苦难在希望的追寻中不可避免，希望则可以实现对困难的超越，同时希望的破灭随之而来的也就是苦难的开始，苦难的结束也大多依赖于希望的梦圆。刘庆邦正是认识到了两者之间内在转化的规律性及有机统一性，从而进一步把握住了生活的本真面目，对人生的意义的理解和人性的探索也逐步深入，并进而上升到哲思的层面，流露出极强的文化意味。《梅妞放羊》是刘庆邦对乡土中国的烂漫想象，充满了诗性美和自然美，尤其是梅妞与小羊羔之间的那份情感朴素而真挚。但是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帷幔遮掩下，我们依然看到了梅妞身上的不幸与苦难，在羊被领进家门交给梅妞的那一刻，爹已经说明了羊的肚子里怀着羔儿，并且给梅妞许下了一个愿望：等羔子长大卖了钱之后就给梅妞裁块花布做件花棉袄，“梅妞长这么大从没穿过花棉袄，每年穿的都是黑粗布棉袄。她做梦都想穿花棉袄。羊羔儿是梅妞的希望，花棉袄是梅妞的念想，梅妞把希望和念想都寄托在羊肚子上了”[2]。然而在“驸马”和“皇姑”一天天长大并被卖了后，爹却只给梅妞买了一块包头用的红方巾，梅妞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放羊，或许还要一直放下去。

梅妞在不断地放羊中，一次次播种着希望却不断收获着失望，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梅妞不断成长，属于女性自我的本能审美意识被激发。然而梅妞终究无法和父亲的权威相抗衡，她所能做的只有寄希望于下一次，等待羊羔再一次慢慢长大，这种无奈和悲哀不只是梅妞所特有的，和她一样的还有无数生活于乡间的贫苦农民的后代。如果说《梅妞放羊》侧重表现女孩对美的追求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成长的认同的话，那么《种在坟上的倭瓜》则是一种对亲情和责任的表达。猜小的父亲早逝，春天的到来和“作为以稼穑为生的农人家的女儿”的本能刺激着她播种的愿望一次又一次萌芽，后来终于在爹的坟地上将倭瓜种子播下，“猜小埋下了倭瓜种子，就等于埋下了一份希望，心上就有了牵挂”[3]。在对倭瓜的不断照顾中，猜小和父亲达到了心灵上的默契和沟通，女儿对父亲的那种思念之情也溢于言表。从自己第一次收获倭瓜后获得老爷爷的安慰里和母亲对摆放祭品的郑重感中，猜小获得了成人世界的认可，而这也同时激发了她明年继续种倭瓜的决心。对于自幼无父的猜小而言，种倭瓜不仅仅带来了成长的满足感，更重要的是通过播种，她找到了精神上的依傍，同时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和方向。而不断地种瓜，也是她向人生的征程不断进发的过程，更是不断克服困难收获希望的过程。

刘庆邦的《红围巾》在思想内蕴和循环结构上和《梅妞放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又有着不同。喜如和梅妞一样，都是已经步入青春期的少女，女性的身体意识和审美意识越来越强，对自己的外在装扮越来越在意。梅妞是通过对花棉袄的渴望藉以表现爱美之心，而喜如则是通过对红围巾的渴求实现自我的安慰，前者在和小羊羔的相处中激发出了自己懵懂的母爱情怀，后者则是在相亲过程中品尝到了青涩的爱恋以及由小鹿乱撞所带来的青春的悸动和飞扬。喜如相亲失败后，给了她要挣钱买红围巾的动力，“一个闺女家，哪能露头露脸地让人家看呢！要是戴上一条围巾呢，她的脸会显得红一些，好看一些，也许人家会看上她”[4]。于是她开始在地里扒红薯挣钱，红薯成为了她的希望的寄托物，等她终于攒够了红薯后，她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下地，正如作者所发问的那样“女儿家的心事让人猜不透，她为什么还去扒红薯呢？”[4]在这个发问的背后，是一种对循环结构的执着和呼应，更是一种内在情感的无声表达与寄托。同时作者以一种留白的方式将问题抛给了读者，在强化主题和挖掘人物心理的同时，也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升华。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刘庆邦是善于通过情节的循环来传情达意的，而且这种循环结构和叙事特征往往应用于少女的成长题材。这种对少女的偏爱，在刘庆邦作品中是一以贯之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有这样一道测验题：你认为人类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将一笔一画填上：少女。”[5]然而他所偏爱的这些少女，却都无法摆脱被男性世界观看的命运，梅妞无法和父亲的权威抗衡，只能言听计从；猜小在父亲死后，依然需要从父亲那里获得依傍；喜如买红围巾也只是为了获得男性眼光的注视和认可，劳动成为了她们换取美丽的唯一途径。于是，她们的生活就要被劳动所充斥，为劳动而付出，从而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才是最深沉的悲剧。正如甫跃辉所评价的：“这样的苦难叙述和可以循环的情节设置，令人感到刘庆邦在写作时的疼痛。”[6]刘庆邦的这种疼痛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其头脑里人文主义思想的相继迸发的结果，其中饱含着对底层大众的生命关怀和人生关照。

二.远行结构下成长与自由的渴望

现代性危机是一个早已被学术界所广泛提及和议论的话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性危机是与18世纪欧洲工业文明大规模的发展相伴相生的。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作坊，催生了资本的大量累积，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孤独和隔绝越来越成为个体的生存状态，并进而导致公共精神的缺乏，如雅斯贝斯所言：“每个人仅仅在一种事情上是专家，他的才能范围通常极为狭窄，并不表现他的真实存在，也未将他带入那个超越一切的整体的关联中去，而后者乃是一种经过修养的意识之统一体。”[7]在整体的关联失效后，每个人都只是关注于自己的那一方領域，对公共事物就表现出冷漠，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势必会出现紧张的对立和冲突。伴随着冲突而来的则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段义孚曾在《逃避主义》中说：“一个人受到压迫的时候，或者无法把握不确定的现实的时候，肯定会非常迫切地希望迁往他处。”[8]于是，新时期以来，远行和逃离成为了文学的新景观，也是当代一系列作家们在进行文学书写时共同的选择，正是在远行的过程中，个体找到依附，从而实现自我心灵新的平衡。

在刘庆邦所有的小说中，《神木》带给了他很多声誉，很多人也都是因为这部小说而开始关注这样一位来自中原大地的作家，然而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响器》却是他个人比较偏爱的小说，借助于高妮这个人物和她手中的大笛，整个故事都散发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大笛对于在乡土世界里长大的高妮具有着不可抗拒的召唤力，在大笛和笙管的互相配合下，沉浸在乐声中的高妮无法自拔。她先是被母亲强行拉回去后自己跑回来，母亲把她关在院子里，她攀爬上茅房里的一棵桐树就跳出了院外，即便父亲从外面回来绑了她并对她大打出手，她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学吹大笛的决心和毅力。后来“只要一听说高妮在哪里吹大笛，人们就像赶庙会一样，蜂拥着就去了”，消息传到省外，高妮的照片还登在了一家画报上，然而“没人会关心高妮为练习吹大笛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9]。高妮一次次的出逃和远行，用自己的行动和坚持打破了来自家庭的牢笼和束缚，她的成功是勇敢逃离和远行的结果，但是，她的这种勇敢不只是对自己喜欢吹大笛这个理想的追求，还有她为爱情付出的努力。她的逃离也是她勇敢追爱的体现，更是重新找寻自我并确立自我存在意义的努力。借助于吹大笛，高妮终于有了发声的机会和权力，但是在刊登高妮照片的画报上，她的上下身胳膊腿连脚都露出来了，脸却被大笛口完全遮住了，照片的题目上也没有她的名字，而这一切正好对她重新确立的自我意义构成了消解，从新的平衡到消解意义再到新的平衡，这正是被现代性冲击下的个体所必须直面的坚硬现实。

高妮尽管吹出了惊心动魄的乐曲，然而她依然没有摆脱家庭之外的另一层束缚，她还是男性社会中作为被欣赏对象的“他者”，真正属于自我主体的丰富性依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第二性”的地位是历史和现实共同交织的结果，因而她们的当下困境尚有因可寻、有情可原，但是纵观刘庆邦笔下的男性，我们发现男人同样在远行，一直在路上，他们的境况同样堪忧，男人和女人并没有因为性别的差异而可以消除现代性浪潮裹挟下的危机感。《到城里去》是一篇带有明显远行色彩的和融入意识的小说，杨成方因为农民身份在适婚年龄始终没有找到对象，后来在父亲多方运作下在县城水泥预制件厂打楼板，成为了一名临时工，有了工人身份后，娶了老婆有了孩子。可是他在这个家中并没有立足之地，刚结婚就被妻子宋家银赶到了县城的厂子里，在厂子倒闭后，他先后在郑州和北京靠拾破烂为生，最后却因为偷拿别人的东西而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在家中唯一有希望进城的儿子提出要出去打工的想法后，宋家银数落儿子道：“打工，打工，你到城里打工打一百圈子，也变不成城里人，到头来还得回农村。”[10]由此可见，远行和进城已经成为了杨家人最为重要和执着的努力方向，而对于乡村的逃离和对于都市的渴望，反映的是城乡二元对立下乡村的落后与窘迫现状，并且这种现状随着进城农民的增多，对乡村的破坏性越来越大。

新时期以来，阶级论也早已经被历史封存，但不可否认，由财富和身份所约定俗成的等级制度，依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规训作用，农民和工人因此丧失了自我的言说权，默默退居在历史舞台的幕后，可是在都市和乡村的对比中，由生活环境所带来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却有增无减。农民在付出了大量劳动后，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正如当代学者梁鸿所感慨的那样：“在这30年里，农民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反而成为民众认知中负担、黑暗、落后的代名词，是现代性的负面和现代化改革的主要阻力。”[11]在現代化浪潮的席卷下，农民被压迫是一种既定事实，受侮辱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在重新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远行和逃离不仅“是一种个体生活意义上的常态，所标志的是一种生存空间的转换，同时还是自我在面对当下时所呈现出的一种姿态和对于现实的一种回应”[12]。《四季歌》中小小年纪的妮的儿在婆家过着当牛做马的日子，不但要忍受长期纺织所带来的身体的痛苦，还要遭受婆家精神上的压迫和摧残。妮的儿是痛苦的，也是孤独的，在不被人所理解的岁月里，哪怕是小鸟啄下来的一颗枣，都能带给她无尽的甜蜜，尽管如此能一直陪伴她的也只有那轮明月，也只有在和月亮的对话中，她才能从繁重的劳动中得到暂时的解脱，“月姥娘，您不用可怜我，没事儿，我一会儿就纺完了。念着月姥娘，她就唱起一支月姥娘的歌……”[13]。妮的儿在劳作中体味着人生，在孤独中享受着宁静，从而在苦涩的生活状态中实现了灵魂上的远行。正是精神上的逃离，给了她在四季轮回中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结语

刘庆邦在文学创作中，始终以厚重的现实生活为蓝本，去抚摸和体味当下中国农民和矿工等底层大众身体和精神上的疼痛与焦灼。从对乡村少女形象的偏爱到对男性农民、矿工的深沉关怀，我们发现在刘庆邦的笔下，尤其是短篇小说的书写中，文字里总是氤氲着一股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表达着一种对复杂社会生态下个人命运的关注，流露出对当下时代中重视普泛意义上个体生命价值的诉求。在一个现代化的语境下，“钱”和“前”成为了人们关注和追逐的热点，底层是被忽视的存在，刘庆邦正是看到了那些生活于苦涩状态下的大众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和压力，才一次次将他们从社会生活的底层提升至文学殿堂的高层，进而以笔为灯去烛照那些耕耘和奉献于黑暗环境下不为人知的劳动者。他们是真实意义上的平民，过着平凡而又平常的生活，用一颗平实的心去触碰这个世界。作者刘庆邦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笔端的那份温情和对于底层关怀的执着是始终如一的，他本身也是一个“三平精神”的书写者和践行者。在市场化的今天，文学写作中充斥着一种商业化的论调，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理念已经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庸俗化渐渐成为了一种风尚，在作家创作自主性和纯粹性被外界严重干扰和影响的情况下，刘庆邦的这种坚守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而在对具体作品进行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叙事特征的探索和应用中，刘庆邦慢慢形成了两套典型的叙事特点：循环结构和远行结构，前者主要是对苦难和希望之间互依互存关系的辩证说明，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对女性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挖掘和探索。后者侧重于展示在一个充满了多元选择和多种可能性的处境中，个体从自我方向感的迷失到新的平衡感的确立过程以及两者在破和立之间的转换与生成机制。这两种叙述和言说模式有着属于各自的特点，也恰恰适应了作者表情达意的写作需要，文化价值的传递与叙事特征之间互为表里，和谐统一。正是借助于特定的情节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叙事特征，刘庆邦在文学书写中实现了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传递。在一篇具体的小说里，形式和内容本就是统一于完整的文本架构之中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互文性的意义上实现了统一。刘庆邦正是在对形式的把握中去书写故事，在故事的创作中选择形式，从而将文学的思想性和形式美共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叙事特征，同时也传递出不同于他人的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林斤澜.民间·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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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庆邦.关于女孩子（创作谈）[J].作家，1993（2）：41.

[6]甫跃辉.再谈刘庆邦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名作欣赏，2017（5）：141.

[7][德]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5.

[8][美]段义孚.逃避主义[M].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1.

[9]刘庆邦.响器[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7.

[10]刘庆邦.到城里去[A].无望岁月[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276.

[11]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2.

[12]姜汉西.论周大新小说中的逃离叙事[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2）：22.

[13]刘庆邦.风中的竹林[M].北京：求真出版社，2012：272.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