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晔

第一次听见瑞典人说起马悦然先生，是多年前在隆德。侦探小说家维里，约瑟夫松知道我来自中国，立刻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瑞典学院里坐着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记得他在电台节目里提起过，到中国的商店买烟，中文发音若是不准，店员递来的也可能是盐呢。”我大笑，这个我懂！后来，我越来越多地发现，约瑟夫松的这份骄傲，很多瑞典文化人都有：我们的瑞典学院里坐着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

在瑞典南方过着缓慢日子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去麻烦生活在中部斯德哥尔摩的马悦然先生。

出于喜爱，我将瑞典小说《格拉斯医生》译成中文，也没觉得一定要成书，能分享给国内读者就很满足。于是，执行主编李玉瑶将译文登载于《外国文艺》杂志。限于杂志容量，刊出的自然是节译。不久，玉瑶突然来信，说可以出书，还下命令：争取获得马悦然先生的推荐。我只好硬着头皮把那一期《外国文艺》邮寄到斯德哥尔摩去。

马悦然先生的回复很快就到了：“我非常高兴给你特别精彩的译文写序。”中间他还提出了几个问题：表达被动时，不建议用“被”，最好用“给”;一种烈酒并非白兰地;等等。信末，马悦然先生再次表扬了我，强调自己虽然指出了瑕疵，但都是些小问题，完全不影响阅读。不过译文的某行某段因节译而有漏，必须把全本给他。我原以为，年事已高的他在决定是否给我写序时，感受一下质量就足够了，哪里料到老先生会一字、一标点、一行、一段落地和瑞典语原文一一对照着看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