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杰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信仰体系又有社会群组，它的兴衰无不与政治有关。北魏王朝的都城平城，不仅人口百万，市井繁华，是一座世界级的都市，街衢坊里独具特色，寺庙建筑雄伟壮观，佛帝合一的造像置身其间，佛教也从这里走向鼎，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那么佛教是如何从这里走向鼎盛的？本文就此作一探讨，以请教方家。

中国的主要宗教有儒、道、释三教。儒教是以天人合一、忠孝为核心，和政教为一体的宗教；道教是源于鬼神崇拜，发展为内修外炼、神仙信仰的宗教。二者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深深扎根于中国本土，对中华文化和人们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释是外来的佛教，是以慈悲济世救苦救难为宗旨，出家入法却不拜君王、不拜父母，与儒道二教格格不入。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尽管当时的汉明帝极其重视，极其崇拜，广大民众却难以接受，长期得不到发展。到五胡十六国时，干戈挠攘，战乱不息，民众痛苦不堪，寻求保佑，佛教似乎成了人们躲灾避难之所，因而信佛的人便越来越多。

鲜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没有文字，过着刻木结绳的部落生活，信奉萨满教。历经几代南迁，不断发展壮大，到公元396年，他们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后，对中原灿烂的文化十分羡慕，对什么都很感兴趣。但因游牧民族入侵，烧杀掳掠十分残酷，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中原民众反抗此起彼伏，使道武帝感到十分头痛。时有高僧法果寻求依靠，向道武帝进言“能鸿道者，即当今如来”，并改变教义向他跪拜，说“老衲不是拜皇帝，而是拜佛”。这岂不是说佛就是皇帝，皇帝即佛。这佛帝合为一体，岂不有利于消除民族意识，有助王化，整齐民心，安定社会？太武帝对此十分赞赏，便把佛教尊为国教，封法果为道人统，朝中又设监福曹机构，令法果总摄沙门。同时兴工动土，构建五级浮图、须弥山殿和耆老崛山等寺庙，又设讲堂、禅堂和沙门座。并给寺庙划拔土地，免除税赋和僧众徭役，令其发展寺庙经济。这样一来，平城就成了僧尼趋之若鹜之地，很多僧尼都会聚平城。连当时最著名的高僧慧始、师贤、昙登、昙曜、道进、僧超、法存、惠明等，也闻风而来。当地出家为僧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四处奔走，讲经传教，会聚一处译经写经，大兴佛事活动。促使崇信佛教形成了高潮，有力地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到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时，明确提出“佛教敷导民俗，万善同归”的口号，对僧人的重视又加一等。他除为寺庙经济创造条件、给僧人封官外，还授给他们爵位。法果的爵位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从辅国宜成子、忠信候，一直授到安成公之号圆寂后又授老寿将军，并令其子袭之。明元帝还鼓励王公贵戚建设家庙，不少王公贵胄便都以家有私庙为荣，不只斗富比阔争相兴建，还收养沙门。因而促使佛教贵族化、权力化，发展再掀高潮。

第三代皇帝太武帝，开始也信佛，但他锐意武功，要统一黄河流域，北击柔然，西扫秦陇，东灭北燕，南讨刘宋。连年的征战，不只造成国库空虚，也给百姓带来极其繁重的徭役。这样一来很多人被迫无奈，出家入寺为僧，以逃避役赋。這样一来，造成了国家税赋减少国库空虚，兵源缺失。为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的大计带来重重困难，于是他便对佛教产生了恶感。当时的佛教只在普通百姓和少数民族中流行，因其教义与儒道二教相抵触，汉族上层人士并不信佛。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是个有名的大儒，而且是道教的忠实信徒，不断地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宣扬道教的好处，劝太武帝崇信道教。司徒崔浩还请来嵩山道人寇谦之，向太武帝献道书，授符箓，称太武帝是太平真君。因此，太武帝弃佛从道，在城东建大道坛和静轮宫，改元太平真君，对佛教进行打击。他先是下令民众禁养沙门，继而强令年50以下沙门还俗服役。接着陕西杏城有个叫盖吴的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太武帝在率领大军镇压中，发现义军中有沙门参与，心中便十分恼火。回师长安后，他又发现寺庙中藏有大量财物和武器，以及沙门与妇女婬乱行为。他感到时机已成熟，便下诏灭佛：敕令所有寺庙尽皆焚毁，沙门不分长幼悉数坑杀。一时间各地浓烟滚滚，大批僧尼身首异处。正在监国的景穆太子拓跋晃，是佛教最虔诚的信徒，宫中还养着译经的高僧。看到父皇要灭佛，他痛心疾首，一边缓发诏书，透露消息令沙门逃命；一边上疏指责父皇枉杀过滥，要求收回成命。太武帝本就性情粗暴，因太子违命而龙颜大怒，不只取消他的监国之职，还听信太监中常侍宗爱的谗言，先是查抄东宫，后将太子处死。可事后太武帝怀念太子，又感到十分痛悔。宗爱看到这种现象，感到十分害怕，便先下手为强将太武帝杀死，立安南王拓跋余为帝，自称丞相控制朝政。哪知拓跋余不愿做傀儡皇帝，对宗爱进行谋杀，却反被宗爱所杀。众大臣又杀宗爱，立太武帝的嫡孙拓跋俊为帝，是为文成帝。

这一灭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佛教最大的法难，大批的僧尼被杀，所有的寺庙都被毁，太武帝父子两代人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场血腥的屠杀，实质上是道教与佛教之争，也是儒教与佛教之争。崔浩既是北魏的大儒也是道教信徒，寇谦之本来就是道首，他们都是这场斗争发起者和直接参与者。虽然寺庙被焚，僧尼被杀，但暴力无法消灭人们的信仰。文成帝接位后，朝野上下便是一片复佛的呼声，逃匿在外的大批僧尼也回到平城。特别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被封为皇后的冯太后以及太武帝的左昭仪三个女人，她们都来自北燕，崇信佛教，在复佛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14岁的文成帝感到民愿难违，便下诏复佛。诏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圣境，排除诸邪，开演正觉，助王道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令京城和诸州郡县民居之所各修寺庙，又为高僧师贤等五人落发，赐袈裟，封师贤为道人统，令其在武周山造佛像一尊。可有谁能想到，像成之后颜下足上出现两枚黑石，恰与文成帝颜下足上的黑痣一模一样。是偶然巧合还是人工镶嵌？谁也说不清，但民众普遍认为是文成帝复佛纯诚，佛祖显灵，这恰好也应证了法果“北魏的皇帝即佛、佛即北魏皇帝”的说法。这事轰动了朝野，也震动了佛界，文成帝一下成了佛祖的化身，倍受人们的崇敬。每日来武周山参佛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善男信女们向着宫城方向叩拜。好多国家派使节来朝圣，还有派来画师画影图像，以求一睹真颜。

这样一来皇帝真的成了如来，人王成了法王，佛教的国家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寺院成为忠君礼佛的场所。佛教可借助皇帝的圣旨发展自己，皇帝亦可借助佛教意象号令天下，二者互为表里，佛帝两利。不久，文成帝又敕令兴建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佛像各一尊，身高一丈六尺，用铜25万斤。他还将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与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现象。其后便有“御马衔衣”故事出现，也就是史料所讲的马识善人。那是文成帝骑马出行时，他的马咬往路边一老者的衣服不放。他对此事感到十分奇怪，问明情况后，方知老者正是他要寻访的高僧昙曜。这时道人统师贤已去世，他将昙曜请进宫中，拜为沙门统总，接替师贤总摄佛务。并令其在武周山麓开窟造像，为太祖以下五帝造佛帝合一的石像各一尊，高者70尺，次60尺。历经数年而成，佛像雄奇伟牟，气势恢宏冠于一世，石窟艺术随之而生，观者莫不震撼。这就是后世人们称之为云冈的昙曜五窟。各地被毁的寺庙很快恢复如初，他又为寺庙设神祇户、神祇粟和佛图户。凡向寺庙交60斛谷物的民户，可为神祇户；所交谷物称神祇粟，用于供养沙门和赈济灾民；划拨给寺庙的罪犯和官奴称佛图户，为寺庙洒扫和耕作。这样一来，寺庙经济不但涨大了，佛教复兴也进一步发展。这是文成帝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突出贡献。

和平五年（466），文成帝驾崩，权臣乙浑图谋篡政，滥杀大臣，朝中一片混乱。文成帝的皇后冯太后，设计诛杀乙浑，扶12岁的太子献文帝继位，自称皇太后临朝称制。冯太后是北燕皇帝冯文通的孙女，才学过人，胸怀大略，深藏机谋。她很清楚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临朝称制后，便重用一批汉臣，继承夫皇遗志，顺应民心大力弘扬佛法，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护。在改革朝政同时，冯太后还对佛教进行了改革。首先改革僧制，改道武帝的僧制监福曹为昭玄寺，改沙门统为大统，下设副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设功曹、主簿训一人；州设州维那，郡设上座，寺设主持。从上到下对佛教实现一元化领导，令他们为朝廷管理佛教事务。吸取太武灭佛教训，冯太后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揉和，并加入儒教的忠孝内容，使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消除儒道两教与佛教的隔阂，促使汉族上层人士信佛。同时在武周山昙矅五窟之后继续开窟造像，为孝文帝造18米高的雄伟佛像，为自己造最华丽的中心塔柱式的佛母洞（即云冈五窟和六窟）。将观世音菩萨形象由男性改为女性，大力宣扬观音文化。（观世音原为古印度转伦王之子，与阿弥陀佛和大势至同称西方三圣，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是男身，《华严经》称他为猛丈夫，十六国时敦煌的观音造像还有小胡子。）她在开凿的武周山石窟中，不只造双窟和二佛并坐图像，以示“二乾重荫”，也使观音离开西方三圣，成为头戴化佛宝冠、身披璎络、端庄秀丽的独立女性。这一用意十分明显，既然北魏皇帝是佛的化身，她临朝称制居于皇权巅峰，自然可把自己比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神化自己，张扬女权，借助神的意象为国行道，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冯太后不惜斥巨資频兴土木，建设雄伟绚丽的皇家寺庙——永宁寺、天宫寺、建明寺、报德寺，崇光宫、皇舅寺和祇洹精舍、鹿野苑石佛寺等。建明寺基架博敞，高大雄伟，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内有玉佛，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雕刻精美，号称京华一绝。永宁寺内有七级方形木塔，高90米，比应县木塔高出一半，上置镀金宝瓶和承露金盘，风动铎声十里可闻。塔前的大雄宝殿，形如皇宫的太极殿，供奉着一丈八尺高的镀金铜像。院内的译经、藏经、禅室、僧舍等近千间，规模之大号为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除此之外，她还把释迦牟尼、孔子、老子摆在一起，建起高高上三教合一的昊天寺和悬空寺，令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实现以仁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目的。其中观世音菩最受百姓爱戴，冯太后不但到处兴建观音庙，还令观世音菩萨离开殿堂走进民宅，接受人间香火和礼拜。由于她的改革，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当时大兴寺庙已成为一种风尚。除官方兴建而外，民间也在兴建。一些豪门权贵祈福还愿，纷纷建设自己的家庙。僧尼奔走化缘，善男信女布施，为寺庙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京都之内能工巧匠云集，丹青妙手会聚，群师名流各显其技，到处在兴工动土建设寺立庙。到太和末年，平城可谓宝塔飞天，佛龛地涌，寺庙之多达余百所，僧尼三千；国内寺庙六千之多，僧尼之众七万余人。斋会、法会、道场等各种佛事连续不断，盛况空前。每当浴佛节和观音圣诞日，人们都要从寺庙把金像抬出来，在街上游行，史称出像。有资料描绘：“出像之日，千骑开道，万乘护拥；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丝竹杂技雷动，梵乐法音四合；僧人跳金刚舞，善男信女扣拜。太皇太后和皇上骑马散花，万人空巷一睹真颜。”由此可见其隆重之盛。这一桩桩一件件弘扬佛法的举措在平城一直延续了97年。太和17年（493），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把开窟造像从武周山带到了龙门，使佛教在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洛阳伽蓝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

“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创造，从武周山石佛寺到当时的五级大寺、建明寺、永宁寺等各个寺庙，无不都体现着这一主题。佛帝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庙建设蓬勃兴起，把佛教发展推向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中国的佛教中心，和参佛、祈愿、持戒、译经、礼佛的都市。佛帝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变了马背民族强悍杀伐的铁血性格，使其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奏响了民族融合交响曲，为北魏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佛帝合一，使北魏几代皇帝好佛，也造就了一代英后——冯太后，均田减赋，改革朝政，维新文教，使北魏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创造了太和年间最辉煌的时期，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如今历经沧桑，除云冈之外，那些寺庙早已不复存在，佛事活动也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但它牵动着中国历史的脉搏，引领过中华佛教历史的风骚，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这是一种软实力，是当前城市竞争的重要内容，是历史留给我们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