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毓媛

关键词：传教士;物质文化;中西交流

耶稣会士是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成员的统称。1534年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耶稣会。成立伊始便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由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是两种不相容的异质文化。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在中西汇通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传教士们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用西洋器物与中国各个阶层接触，终获成功。下面就其如何利用西方器物传播西方文明，以及对获取西器的方式进行探讨，还原这段历史。

耶稣会士传播西方物质文化的方式

感受物质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眼见为实。耶稣会士利用感官的刺激，将大量西洋器物带入中国，以各种方式令中国各个阶层体认它的精巧，从而循序渐进的接纳这些器物背后所蕴含的物质文明。为达到目的，耶稣会士采取了两种方式来传播西方物质文化。

将西洋精美器物作为礼物送给国人

长期居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自古以来滋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对突然降临的西方异质文化深感不适并予以排斥。为了使传教事业顺利开展，耶稣会决定以西方的各类器物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上流社会阶层，以期开启传教事业的方便之门。于是耶稣会士不断将精美奇器送往中国，器物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物质文化也逐渐被接受。

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是明代最早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临行之前，他的商人朋友迪埃郭·皮来拉（Diego Pereira）慷慨地将自己的船和财货交给沙勿略使用，但沙勿略未及开启中国的传教事业，就病逝于广东上川岛。后继者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来到澳门。他将西洋奇器作为见面礼赠予当地官员，以期获得在当地传教的允许。他曾经送给广东总兵黄应甲一块手表，“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金属齿轮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又送给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陈瑞西洋服饰和三棱镜。耶稣会士利玛窦，也利用西洋奇器搭建人际关系。在广东传教时，他送给肇庆知府王泮自鸣钟和世界地图;送给惠州知府黄时雨三棱镜;送给广东兵备道徐大任天球仪和沙漏。在江西传教时，利玛窦参加了建安王的宴会，并赠其卧钟、天球仪、地球仪、小雕像、玻璃器、西洋书籍等物。他还送给江西巡抚陆万垓“一只瞄准北极的夜钟”“一幅星盘”。[1]（P289、213、301、305）在北京，利玛窦先后多次向神宗赠送礼品。据明人顾起元记载，“利玛窦后入京，进所制钟及摩尼宝石于朝。上命官给馆舍而禄之。”[2]（193-194）摩尼宝石即三棱镜。作为回报，利玛窦获得了在京城的居住和传教的权利。

清人入关后，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并未改变，继续将西洋器物作为礼物送给清朝政府。顺治元年，汤若望“进浑天球一座，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并舆地屏图”。[3]（P124）顺治十二年（1655），利类思奏报敬献“方物陆件，天主圣像西书一本、西洋大自鸣钟一架、西洋万像镜一架、西洋按刻沙漏一具、西洋鸟枪一枝、西洋画谱一套”。[4]（P43）

通过向中国官员和皇帝赠送西方器物，西洋传教士与中国精英阶层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教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对于中国的上流社会而言，他们通过耶稣会士，体认到了西洋物质文明的独特魅力。

将西洋器物对外展览，吸引人们参观

在日常生活中，传教士有意识地将西方器物对外展示，利用人们喜欢猎奇的心理，吸引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前去参观，这是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另一种方式。

在肇庆时，利玛窦在他所居住的教堂里竖了一座钟，有“异常之多的各个阶层的中国客人”前去拜访他，他推测“来访可能是由收藏的欧洲珍奇而引起的”。[1]（P209-210）

在南昌时，利玛窦在“会院所展示的三棱镜、油画、精装书籍、世界地图以及各种科学仪器，都是以往不曾见过的器物”“民众颇感新奇。”（P208-211）他还向官员们拼制日晷并演示它是如何计时的。

西方器物蕴藏了丰富的科技知识，是西方物质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人哪怕只有匆匆一瞥，也能对其留下深刻印象。

明清传教士所载西方器物的来源

传教士在笼络中国各阶层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消耗大量的西洋器物，那么，这些用以沿途赠送和展示的西洋奇器，究竟来自何方呢？据史料记载，传教士所载西方器物的来源大致分为如下两类：

从欧洲募集而来。康熙二十四年（1685），洪若翰、张诚、白晋、李明、刘应、塔夏尔等六名传教士以法国“国王的数学家”的身份，从布雷斯特港扬帆起航，搭乘 “飞鸟号”前往中国。船上除了携带考察用的科学仪器外，还装有大量的送给康熙皇帝的礼品。[6]（P9）这些随船而来的西洋器物，多来自于欧洲国王和教会的馈赠。如西班牙国王愿意提供“有助于教团发展的一切援助”，他送去捐款和赠品，“其中有一只精美的钟是靠齿轮运动而不靠重力来计时的”。[1]（P184）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神父也曾致函传教团，答应给予“一些对传教工作非常有用的礼物”的援助，其中包括基督画像、钟表等物。[1]（P194）

就地取材制作而成。传教士们也会就地取材，利用自身的科技知识，亲自或指导他人进行西器制作，以此满足日用和馈赠需求。利玛窦在广东传教期间，曾利用“铜和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并“绘制日晷或者把日晷刻在铜版上”，然后送给官员。[1]（P174）清康熙年间耶稣会士南怀仁，因学识广博成为康熙的科学启蒙教师。他在担任钦天监监副时，大力改造观象台，重新打造适用于西洋历法的科学仪器。仅康熙十二年（1673），南怀仁便造成大型天文仪器六件，分别为：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

清初成立造办处后，清廷聘请传教士入内供职，监造了大量西洋器物。他们制造的自鸣钟、望远镜、眼镜等物被送入宫中，受到皇室和官员的喜爱，无形中拉进了中西方文化的距离，为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提供了便利。

结语

明清传教士尝试以西方器物作为打开中国通道的突破口，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是极其成功的。一方面，他们将西方器物作为礼物馈赠给中国士大夫乃至最高统治者，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许可。另一方面，透过陈列西洋奇器，向中国社会展示了西方的科技与文化。耶稣会士提供的西洋器物，一部分是由欧洲国王和教会資助，从原产国运输而来，另一部分则是传教士们就地取材，利用自身掌握的科学知识制作而成。

通过耶稣会士前赴后继的努力，中国社会对西洋物质文明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从一开始的鄙夷和抗拒，转为了接受甚至赞许。耶稣会士的地位逐渐提高，许多传教士进入帝国最高权力机构任职，明末时的利玛窦与当朝权臣名儒结下深厚友谊，清初南怀仁甚至成为了帝师。他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达到了传播天主教教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