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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歌德的《浮士德》因主题宏大、意蕴丰富，成为欧洲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文学批评视域下，《浮士德》具有典型的复调性艺术思维，复调结构贯穿诗剧始终：浮士德性格的多层次、复杂性，使这一形象成为多声部的复调交织体;剧中人物的对立、思想潮流的相互冲突与依存，呈现出多元的价值选择;主人公不是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而是具有独立的主体价值和思维逻辑，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因此，文章结合西方文论中著名的“复调理论”，试从全新的角度解读诗剧《浮士德》。

关键词 ：《浮士德》;复调性艺术思维;思想激辩

注：本文系烟台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YDZD2025）阶段性成果。

“复调”本为音乐术语，指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音乐。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将其从音乐理论移植到文学理论中。 复调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手法，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19世纪歌德的不朽杰作《浮士德》主题宏大、意蕴丰富，是复调艺术的经典代表作，展现了歌德作为一位文化哲人所具有的广阔视野与辩证思维。

这部鸿篇巨制囊括了天神、魔鬼、人类，涉及爱情、理想、政治等。它是一部思想发展史，复调性艺术思维贯穿其中，主要表现在：浮士德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格的多层次;作品不只叙述情节，而重在表达各种具有同等价值的独立意识;主人公不再是作者意识的单纯投射，而是与作者形成互动对话关系。本文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浮士德形象是多聲部的复调交织体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浮士德是世间凡人的代表，是一个永远不安于现状、自强不息的男子;他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典型;他是一个民族的代表，是德意志民族的艺术概括;他是一段历史的具象，是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历史的缩影……浮士德这一形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用不同的审美眼光对其进行剖析。这无穷尽的解读空间，是歌德在创作上的成就，更是浮士德这一形象复调性的体现。

首先，浮士德的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逐渐升华的多面体。他的性格在每个人生阶段都动态发展着，呈现出多层次和复杂性。在追求书本知识的第一阶段，他俨然属于学院派，这个时期他一心向往知识，只是幻想享乐。在追求情爱的第二阶段，浮士德与少女玛甘泪相爱，肆意追求情欲是他真正开始享乐的实践。浮士德的鲜活、热烈体现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而他的悲剧收场也体现了人文主义泛滥的局限。在建功立业的第三阶段，浮士德实践了对金钱、荣誉、盛名的渴望，但在黑暗的从政生涯中，他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弄臣，这段经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野心和软弱性、妥协性。第四人生阶段为追求古典美阶段，浮士德告别污浊的官场，返回古典世界，他对海伦的追寻虽因情欲而起但追寻过程是虔诚的，结果以悲剧告终，事实上否定了用古典美来启迪人们精神和改革社会的幻想，这一时期对浮士德最终的人生选择做了重要铺垫。最后是改造大自然的第五人生阶段，在经历了波澜起伏的生活之后，浮士德对人生的真谛有了新的认识，他试图通过实践来改变自然，将个人追求与民众幸福联系在一起，这是浮士德思想的升华，也使他最终成为积极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表。五个阶段象征着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人生价值，展现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多变性。

其次，浮士德永不停息的人生探索，是一个兼容并蓄、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灵与肉、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每一个对立面思想都独立存在着，在文本中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浮士德一方面积极进取、追求理想，其死后灵魂被上帝带上天国，彰显的是对其一心向善精神的褒奖。另一方面浮士德身上也体现了人性的双重性，即时常沉迷于情欲、名利、权势之中。虽然浮士德最终摆脱了物欲和私欲的束缚，但他抵达理想世界的曲折过程本身就说明了人性内在冲突的存在。浮士德所面临的矛盾，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这是人类走向成熟时对情感和理智、自然欲望和精神追求等矛盾的思考，是人性复杂性、真实性的写照。

二、不同的思想潮流拥有平等话语权

首先，从这部作品的艺术特征上看，情节发展不再是其描写的重点，只是贯穿于人物的对话之中，思想的论辩、不同观念的较量才是作者创作的真正意图。比如在描述浮士德的爱情时，作者没有浓墨重彩地叙述他与玛甘泪的关系如何层层递进，没有详细叙述玛甘泪母亲如何死去等直接的戏剧冲突，而是将玛甘泪的纠结痛苦放置于她的独白以及与好友丽丝馨的观点碰撞之中。丽丝馨斥责放纵情欲的少女：“青年们会扯烂她的花冠，咱们会在她门前撒碎草。”[1]玛甘泪所经受的世俗压力从伙伴的观点之中表现出来。“往常别家的姑娘有失检点，我责骂起她们来多么大胆……黑的总嫌它还不够黑，恨不得再给添油加醋，以示自己清白和幸福美满，现在自己也丢人现眼了吧！然而——实在可爱，实在美好，主啊！那让我铸成大错的根源！”[2]玛甘泪的独白中充分展现她的纠结痛苦。这些不同思想的激辩推动了诗剧情节的发展。

其次，从作品的思想内蕴看，从《舞台上的序幕》班主、剧作家、丑角三人各抒己见到《天堂里的序幕》天主与魔鬼打赌，包括后文中心人物的思想观念与酒徒、魔女们的言论等，作品中有众多独立的声音和意识。在对善恶的认知方面，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没有绝对的善恶是非，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每个声音都是主体，又是这部大作品中的一个个子声部，共同构成了这部鸿篇巨制的思想体系。

如果说浮士德是“善”的化身，那靡非斯陀就是与其相对的“恶”的代表，靡非斯陀这一形象与浮士德互为对立面，构成了戏剧中最大的思想潮流冲突。他既“作恶”又“造善”，其形象充满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他是悲观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代表，是欲望的化身。靡非斯陀蔑视理性、仇恨人类，自称“恶”是其本质，他的形象高度概括了新兴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者的贪婪、冷酷。但另一方面，正是在靡非斯陀的引诱下，浮士德才得以走出书斋，踏上了不断探索的人生之路，他客观上推动着浮士德向善发展，两者体现了善恶相反相成的关系，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性格也真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精神的两面性。作者通过这种矛盾对比的手法来安排场面、塑造人物，文中的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劣都是独立的意识，拥有平等话语权，体现了复调性艺术思维。

三、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呈现平等对话关系

巴赫金在复调理论中强调复调小说不同于独白小说：主人公的意识不是作者意识的附属品，而是作为他人的、非作者的意识来表现的。同理，诗剧《浮士德》虽然与歌德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密切相关，但主人公并不等于作者。浮士德这个角色在带有歌德自传性色彩的同时，蕴含着更深刻复杂的心理，他是一个宏大的形象，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新人典型。

首先，浮士德这一形象带有歌德的自传性色彩。歌德一生的矛盾是思想上的矛盾，是反抗与妥协的冲突。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歌德以饱含激情的反叛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其反抗精神的象征。在26岁时，他应邀成为了魏玛公国的枢密官，政治上日趋保守。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歌德逐渐抛弃了青年时期的反叛态度，主张温和的改良路线，力图以人道主义改善人性、改变社会。一方面，歌德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具有反叛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封建君主身上，缺乏革命热情。歌德身上反映出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局限性，在浮士德身上得到了印证。

其次，浮士德这一形象虽具有作者的主观意识，但他更具有个体独立意识。用歌德的话来说：“浮士德是集体的创造物，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3]歌德一生跨越了18、19世纪，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博闻强识，视野不断拓展，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浮士德在他的笔下成为了德国民族文化的艺术概括，更是人类思想探索的结晶。歌德是在充分尊重浮士德形象中最隐微曲折的底蕴基础上来创造这个形象的，这就赋予了浮士德形象独立的主体价值和思想性逻辑[4]。

参考文献：

[1][2]歌德.浮士德[M].杨武能，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217-218.

[3]董问樵.浮士德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122-123.

[4]蒋世杰.浮士德：充满生命狂欢的复调史诗[J].外国文学评论，1994（2）：9.

作者单位：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