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航 陈怡

【摘要】近二十年来我国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深入，并且成为基础教育的重点发展对象和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为了更好地推进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对国内研究成果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早期教育、家长教育、托育服务三个方面。从研究内容看，内容覆盖范围广，但是各领域研究成果较薄弱，缺乏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师资培养研究，以信息技术、循证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技术研究和构建家庭政策体系值得进一步关注；部分研究内容只停留在揭示表层存在的问题，缺乏具体可实施的措施。从研究方法看，存在有一定深度的理论研究，但缺少立足国情的定量研究。从研究机构看，各机构合作少，研究学科之间相对孤立。

【关键词】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综述；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20）07/08-0014-06

【作者简介】吴航（1974-），女，浙江嵊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陈怡（1998-），女，湖北孝感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是国内外学者目前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研究的视角也逐渐扩展到社会学、卫生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所说：“在孩子出生后的前36个月，大脑的信息传递通道迅速发育，支配孩子一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运动元处于形成阶段。”[1]0～3岁是儿童的人生开端阶段，也是最需要社会关怀的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国要充分意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着重提高婴幼儿保育与教育的质量[2]。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我国婴幼儿出生率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国家对0～3岁早期教育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重视0-3岁婴幼儿教育。”[3]但我国目前的婴幼儿早期教育仍存在着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质量监管不严、师资短缺等问题，严重影响早期教育和保育的大规模发展。为了更好地推进早期教育的研究和发展，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和批判性阅读的方法，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趋势进行直观展示、梳理和评述，以期为相关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路径，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有所贡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CNKI数据库为样本来源，在高级检索中先以“早期教育”并含“婴幼儿”为主题，得到1999～2019年發表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上的100篇论文，以及121篇硕士论文和2篇博士论文；后考虑到检索主题的范围性，又以“儿童照顾”为检索主题，获取77篇发表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上的论文；最后通过人工剔除和筛选，共选取文献293篇为研究样本（检索时间截至2019年11月12日）。

（二）研究方法

由华裔学者陈超美教授创制的Citespace近几年来已经成为全美信息分析中最有影响力和特色的信息可视化软件[4]。这种信息可视化技术能够让某个知识领域的发展动态直观生动地展现出来，帮助人们掌握和分析大量的非数值型信息资源。因此，为了更好地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动向进行清晰地描述和解读，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运用Citespace（5.5.R2）自带的关键词共现图谱显示、关键词聚类、热点词突现统计和时区图等功能，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可视化研究。

具体步骤如下：将CNKI中导出的Refworks格式的文献转化为Citespace可识别的数据格式；将时间跨度设置为1999～2019，时间切片为2年；将c、cc、ccv的阈值分别设置为2、2、20（c是文献的被引频次、cc是文献的共被引频次、ccv是文献的共引系数）；最后选择寻径（PathFinder）的剪枝方式，起到简化网络且突出重要结构特征的作用。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内容

1. 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图谱与词频

将关键词设置为节点类型，阈值设置为Top50，时间分割为2年，最后用PathFinder修剪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1）。其中，图谱分析模块值Q=0.64（Q>0.3），显示出网络社团结构显著；网络节点数量（N）有60个，网络密度（Density）为0.04。由此可知，国内近20年来关于“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相关研究主题结构显著，边界清晰；但研究内容较为松散，各主题之间联系不够密切。

频次高的关键词代表着一定时间内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主题，即研究热点；中心性作为衡量节点权大小的重要指标，能够显示出该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关键词的共现频率越高，中心性越高，表明该节点在该领域越重要[5]。因此，本文将共被引频次大于10或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均评定为热点词（表1），除去基本检索词“婴幼儿”“早期教育”和“0～3岁婴幼儿”，同时具备二者的关键词包括“托育服务”“早教机构”，表明这两个领域是国内学者近20年来研究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热点。其中有一些关键词虽然中心性较高但共被引率低，说明这些词发挥了中介节点的作用，但还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养育行为、儿童早期发展、早期阅读。由此可知，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给予这些主题更多关注。

2. 热点分类：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聚类是一种主题集群的方式，能够有效揭示某一领域内的主题结构，弥补共词分析的弱点[6]。本文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对图谱进行聚类，生成了聚类标签视图（图2）。由图2可见，图谱中形成了四个主要聚类，其中“早期阅读”这一聚类的内部主题结构不明显，具有边缘性，因此，“农村贫困地区”“家长教育”“托育服务”三个聚类代表了1999～2019年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主要研究方向。

聚类#0婴幼儿教育，包括早期教育、美国、科学育儿、儿童早期发展、儿童保健、婴幼儿学习指南等关键子标签。这个聚类是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方向的全面概括，包含的子标签很多，主要内容可以划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两个层面。

第一，聚类#1农村贫困地区，包括社交情绪、早期发展、养育行为、家庭干预、人力资本、风险因素等关键词。2014年，国家出台《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重点开展农村贫困地区的婴幼儿早期保教项目。随后，2018年、2019年我国分别就农村贫困地区的早期教育投入和推广婴幼儿早期发展项目进行精准聚焦。从农村婴幼儿早期教育成果来看，自2000年来，农村贫困地区的婴幼儿在营养状况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显著提高[7]。但是在早期认知、社交情绪和人格发展等方面，农村地区的婴幼儿早期教育仍面临着不少挑战[8]。针对影响农村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发展的原因，一些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地位以及养育行为等因素是造成农村贫困地区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9][10][11]。

第二，聚类#2家长教育，包括健康教育、独生子女、0～3岁婴幼儿、家庭教育、亲子互动、隔代教养等关键词。0～3岁婴幼儿的家长教育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家庭教养理论和政策、特定区域的家庭教养现状。首先，我国目前鲜有专门的针对婴幼儿早期家庭教养以及相关公共服务的政策，更多的是包含在其他政策文本中，呈现碎片化的特征，表现在其政策对象的分散和有限性，通常是某些特殊儿童群体。其次，针对家庭教养问题，学者们大多是从亲子互动、隔代教育以及家庭指导服务等角度对某一特定地区和环境下的家庭教养现状进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家长缺乏正确的教养观念，祖辈参与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现象较多，并且我国家庭教养指导服务存在供需不平衡的现象[12]。

第三，聚类#3托育服务，包括公共托育服务、政府责任、供给侧改革、幼有所育、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育儿负担、托幼机构、职能定位等关键词。对托育服务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政策制定和服务体系建立两大方面。托育服務的供需矛盾是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推动托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需要理清总的发展思路和规划[13]。总体来看，我国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发展基础薄弱。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服务政策、内容和形式三方面展开研究，普遍认为国内的托育服务政策各有进展，但需要落实；在服务内容方面，应该加强示范，整合一切可利用的资源[14]；服务形式缺乏入户指导的家庭服务，需要加强社区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丰富托育服务形式。另外，托育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多领域的实践问题，不少学者从社会学、人口学等跨学界视野出发，对托幼公共事业进行再思考[15]。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出发，明确市场和政府在供给服务中的作用边界，重视第三部门的力量，不断完善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互补和衔接也是托育体系发展的关键指标。

（二）研究机构

为了直观地显示出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机构的空间分布和合作情况，本文将研究机构作为分析单位生成了共现视图（图3，下页）。由图3可知，我国近20年来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各师范高校中进行的，并且主要以教育学院为主。其中，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分别以7篇、5篇、4篇的发文量位居师范类高校发文量的前列，是研究婴幼儿早期教育的核心机构。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发表的文章数量紧随其后，这两个研究机构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关注度也较高，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婴幼儿早期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相同，均为2篇，且时间都集中在2019年上半年，可以看出这些机构具有一定的后续研究潜力。节点连线越明显表示机构之间研究主题的相关度越高，合作联系越密切。由图3可知，以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形成了以研究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为主题的核心机构；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形成了以国外早期教育经验、父母教养为研究主题的核心机构；其他的研究机构则是各有自己的研究特色，较少有跨机构和跨校合作。由此可见，我国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更多的是聚集在小群体之间，并未形成学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整合。

（三）研究趋势

时区视图能够描绘各研究主题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和相互影响，共词（特征词或关键词） 图谱有利于人们分析研究热点及热点的演变，尤其配合突现词功能的使用[16]。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的演变趋势与动向，本文在聚类图的基础上，按时间片段生成了关键词的时区图谱（图4）；并使用突现词的功能得到国内近二十年来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关键词突现情况（图5）。

2001～2005年，“婴幼儿”“早期教育”开始成为研究的对象。在这期间，国务院在2001年和2003年相继推出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必要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阶段的突现词较多且突现率高，主要有 “早期教育”“儿童”“智能发育”和“儿童保健”，表明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事业开始恢复和振兴，研究内容主要是婴幼儿的智能发育和保教服务。在此期间，相关理论基础慢慢构建起来，一些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但主要聚焦在卫生学、心理学领域。

2006～2010年，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热点集中出现，尤其是在2010年一年内出现了许多相关研究。研究对象演变为比较具体的“早期发展”“早教机构”“早期教养”等主题，但这一阶段的突现词较少，研究内容缺乏丰富性。这个阶段的早期教育更多是指广义的范围，即从胎教到小学1～2年级的教育，并未明确将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

2011～2015年，“0～3岁婴幼儿”“婴幼儿教育”成为研究热点，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开始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此阶段的关键突现词增多，其中“0～3岁婴幼儿”重新突现，并且出现了“社会工作”“流动家庭”等全新的关键词，显示出这一阶段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突现词的突现时间相对较短，表明这些新出现的突现内容研究还较为薄弱。这个时期内比较关注婴幼儿早期教育发展模式和婴幼儿早期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提高家庭早期教育能力也是较为关注的重点之一。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处于起步期。

2015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在“托育服务”。“政府责任”和“养育行为”成为这一阶段新的突现词，研究的范围进一步细化和加深，主要从政府和家庭的层面出发。其中，政府在婴幼儿托育问题中的职能定位和国际先进经验的引进是较为突出的两个主题，并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18年和2019年。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2019年后半年又出现了一批小节点，且分布的范围很集中，密度很高，说明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将会出现新的研究热潮并能继续成为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

值得关注的是，“信息技术”和“循证”等关键词虽然中间中心度不大，但近年出现频次增加。2018年教育部正式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变革的内生力量[17]。作为早期教育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更应该重视构建数字信息技术与婴幼儿教育整合的实践模式[18]。可以预见，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领域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成为研究焦点。

此外，国家托育服务演变过程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越发达，就越会强调以随时随地满足家庭需求为出发点和依据来发展社会托育服务[19]。随着妇女就业情况、社会地位以及男女平等观念的变化，男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0～3岁婴幼儿教育中。除了父母照顾以外，由于中国家庭代际传承和历史文化的影响，“隔代照料”的模式越来越受关注[20]。通过提供时间、经济、职场服务等多方面的公共支持，在福利多元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家庭政策支持体系是未来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进行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探究方向。

四、研究成果述评与展望

（一）研究成果述评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近二十年来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从农村贫困地区婴幼儿早期教育、家长教育、托育服务三个方面展开。整体而言，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的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婴幼儿早期教育机构的建设、早期干预效果、家庭早期教育以及婴幼儿早期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但是研究的内容较为分散，每个主题研究的成果稍显薄弱。部分研究内容只停留在揭示国内婴幼儿早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给出宏观笼统的解决办法，缺乏具体可实施的措施，研究不够深入。其中，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师资培养方面的研究相当匮乏，在托育服务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师资队伍也应该是同时被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21]。此外，许多国外的优秀经验不断被引介进来，但是由于对国内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国情把握不够精准，研究成果对国内婴幼儿早期教育中现存问题的解决和长远发展的作用只是隔靴搔痒，并没有起到实质的推动作用。研究过程中运用的方法单一，大多数研究都是质性研究，缺乏立足国情的定量研究。

第二，从研究机构来看，研究机构主要是各师范类院校，并且以教育学院为主。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少，团体合作范围小，研究院系之间相对较为孤立。

第三，1999年以来，我国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演变趋势主要是：随着人口的发展以及政策的需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内容更加具体细化，深度和广度均有所提高。由注重单一的婴幼儿保育向注重保育教育一体化转变，由笼统的0～6岁儿童早期教育转向专门的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由强调家庭教养向强调公共托育服务扭转。研究视角更为广泛，从刚开始的卫生学、心理学的研究视角转向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经济学等领域，开始出现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其中，以信息技术、循证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技术领域尤其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

（二）展望

近二十年来，国内关于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并且基于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动向来看，可以推测今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婴幼儿早期教育研究将依然是基础教育的重点发展对象和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

为了更好地发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切实解决现存的问题，首先，需要加强对婴幼儿早期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对早期教育教师的重视和关注，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其次，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嬰幼儿早期教育、家庭早期教育、早教机构以及托育服务等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具体实施方案。在农村地区，形成父辈与祖辈之间的教养合力，定期开展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宣传工作。针对家庭早期教育，鼓励家长走进社区、早教机构等场所，让家长意识到婴幼儿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家庭养育的质量；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个性家庭服务，将流动儿童、特殊儿童都纳入其中，构建起全面的家庭政策支持系统。在早教机构方面，应该提高和规范早教机构开设的市场准入条件，做好对早教机构的质量监测和服务监管。在托育服务方面，应加快建立以市场为主、政府引导的服务模式，尽快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需求调查和预测，提供供需平衡的公共托育格局。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研究方法中找到新的突破点，研究者可以尝试将观察法、案例法以及个案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将单一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将国际经验的引进研究本土化，增加研究的现实关照性。最后，要增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密切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联系，将婴幼儿早期教育放到一个多元的背景中研究，重视数字信息技术与婴幼儿教育整合的实践模式的构建，尝试从人口学、经济学等领域综合分析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实践活动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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