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言

司马光

《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就是古人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司马光堪称践行“修齐治平”的楷模，《宋史》说：“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

人品高雅 不贪财色

司马光自幼就得到父亲司马池的教诲，做人要诚实，以诚待人。他走上仕途后，表现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高雅的人品和做人的原则。时任并州知州、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的庞籍是个慧眼识才的人，他看到司马光品行端庄，就征召他为并州通判。麟州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蚕食这块地方，成为河东大患。司马光建议：“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招募百姓耕种，耕种的人多，那么买进粮食的价格就会低，也可以渐渐解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麟州守将郭恩勇猛且狂妄轻敌，连夜率部渡河筑城，却没有设防，结果被西夏军围歼，庞籍因此获罪去职。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说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庞籍是出于保卫边防的忠心，“过听臣言，以至于此”，自己愿承担首要责任。但是朝廷没有答复。后来庞籍去世，司马光升堂拜庞籍遗孀好比自己的母亲，抚养他的儿子好像自己的兄弟，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是个贤人。

司马光对恩人知恩图报，勇于担责，对政敌也是客观公正，不落井下石，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而他却一口回绝：王安石没有私心。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司马光说：“光与介甫（王安石的字），趣向虽殊，大归则同”。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深为悲憾。他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司马光崇简戒奢，对钱财看得很淡薄。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钱物，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的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金钱用来救济贫困的亲戚，一文都不留在自己家里。

司马光为政清廉，拒绝一切贿赂。他的朋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司马光在回乡看望亲人时，为了不让沿途州县招待，他都是绕开官衙走。有一次，陕州知府刘仲通得知司马光要途经此地，便想款待他。当他得知司马光已经绕城离开时，又派人带着几坛好酒追至渡口。司马光苦口婆心地对来人说：“我不是要拒绝刘仲通的一片好心，但沿途很多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好多人用野菜果腹，我哪有心情享受这美酒佳肴？”从那以后，再无官衙敢为司马光设席送礼了。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可是司马光洁身自好，不好美色，是历史上极为罕见不纳妾、不储妓之人。司马光进士及第那年，群牧副使张存将女儿许配他为妻，婚后育有两子均相继夭折，以后一直没有生育。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氏非常焦急，一次，他找了一个初通文墨的年轻女子，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未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该女子也跟着进了书房，取出一本书，故意问道：“请问先生，尚书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很远，板起面孔，拱手答道：“尚书是官职，不是书！”当这个女子把张夫人的想法告诉司马光后，司马光直接将女子赶走了。事后，司马光向夫人表示坚决不纳妾。为断绝张氏的想法，司马光将哥哥的一个儿子司马康收为养子。

家风节俭 美德传世

司马光在《训子孙文》说：俭朴就会减少欲望，君子少欲就不会被外物役使，就可以正道直行；小人少欲就能自谨其身，节约费用，远离罪过，使家庭丰裕。所以说俭和德同时并存。在司马光看来，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美德，奢侈也不只是陋习，更是一种罪恶。以勤俭培养优良品德成为司马光的家训。

司马光官宦世家，诗书传世，但是历代清寒素淡。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为官清廉，生活十分朴素，一贯粗茶淡饭，绝不奢华，即使招待高级官员，也只是用当地的山果、土产的蔬菜，而且也只限于三五道菜。父亲的俭朴影响了司马光，他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1038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佩戴皇帝赏赐的大红花，参加“闻喜宴”。可在宴会上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司马光在生活中上也非常节俭朴素。一天，好友范镇来看他，走进屋内，除见到四壁的书架上摆满图书之外，别无他物。床上的被褥已经破旧，让人感到寒酸。范镇深感司马光太清苦，返回许州后，让夫人做了一床新被子，托人捎给司马光，司马光非常感动，在被头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一直盖到去世。

司马光为朝中大臣，可是却非常低调。他府上有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秀才”。一次，苏轼前来府上拜会，听到老仆的称呼后，觉得不恭，就对他说：“你家主人是进士，现在已经是宰相了，大家都称他为‘相公’。”老仆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相公”。司马光见老仆突然改口，吃惊地问他谁教的，老仆如实禀告。司马光叹息道：“好好一个仆人，被子瞻教坏了。”

司马光做官几十年，只在洛阳有田三顷。司马光的夫人张氏伴随他40多年，去世后，家里竟没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可是司马光不同意，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把自己的三顷地典当出去，安葬了妻子。

司马光把节俭作为家训传于后代，教导子孙莫忘勤俭。晚年的司马光曾写下《训俭示康》一文，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司马康：穿衣只要避寒足矣，吃饭能充饥就可以了。许多人以奢侈豪华为荣，我们家族独以俭朴为美德。告诫儿子不仅自身节俭，还应当用它来教导子孙，使他们了解前辈的作风习俗。

脚踏实地 严谨治学

司马光曾问好友、北宋学者邵雍：“你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是个隐而不仕的人，从不轻易夸赞他人，这次他却说：“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司马光确实如邵雍所说，在治学上脚踏实地，严谨认真。

司马光自小聪明懂事，深得父亲司马池喜爱，6岁时就教他读书，7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凛然如成人”。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阅历和社会知识。司马光的博学多识还来源于他读万卷书，《宋史》说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浩，君主无法全部浏览，于是他撰写《通志》八卷，呈献给皇上。英宗看了十分高兴，下令置局秘阁，让他继续写这部书。后来宋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1071年，他担任判西京御史台事（官名，三品以上官员充任），自此居洛阳15年。司马光自号“迂叟”，不问政事，在洛阳买了一块地，隐居其中，命名为“独乐园”。这里环境幽雅，格调简素，既是司马光的寓所，又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编撰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学者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为了专心致志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让工匠在园中挖了个大坑，砌成一间地下室，作为写作之所，美其名曰“壤室”。地下室冬暖夏凉，又无人打扰。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照之下，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邵雍向富弼讲洛阳新鲜事说：“近有一巢居，一穴处者。”

司马光夜以继日，通宵达旦，他有时怕睡过了头，耽误编书，特意叫人用圆木做了个枕头，木枕又圆又光又滑，稍稍一动，头即落枕，人便惊醒，继续起来伏案编写。后人称此枕为“警枕”。充分体现了司马光治学严谨，刻苦认真，脚踏实地的精神。

明代画家仇英所绘《独乐园》（局部）。独乐园是司马光在洛阳写《资治通鉴》的场所。

司马光耗费19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中国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资治通鉴》体现了司马光最高的史学修养。

司马光著述颇多，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书法、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敢于直谏 心系百姓

司马光20岁就步入官场，做过县官、州官等地方官，更多是在京中做朝官，在多个部门任过要职。司马光又是一位历史学家，通观古今，对治国安邦的方略有深入的研究。他秉性刚直，勇于坚持原则，敢于弹劾、批评权臣，甚至触犯龙颜，宁死直谏，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1061年，皇帝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兼同知谏院”，这给司马光建言献策提供了平台，他赋诗明志：“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何阶致明主，垂拱视生平。”

上任伊始，他就连上两道谏札“教训”皇上。仁宗时，北宋王朝已没有了建国初期的勃勃生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北方边境外族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丛生，范仲淹等有识之士曾发动过“庆历新政”，冀图改革积弊，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可是仁宗皇帝优柔寡断，开始支持，后又反对，致使“新政”流产。司马光通过历史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所以，他给仁宗皇帝上了一道谏札《陈三德上殿札子》，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不是柔弱姑息，而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明，不是对小事的苛察，而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排除干扰、坚持不懈。仁、明、武三者兼备，国家大治。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皆缺则亡。紧接着，司马光又上了一道谏札《言御臣上殿札子》。这道谏札针对朝廷用人弊端，指出：“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这两道谏札可谓石破天惊，这是给皇帝“挑毛病”，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言，大家都为司马光捏了一把汗。没想到仁宗皇帝心胸还比较开阔，对司马光的进谏十分重视，将《陈三德上殿札子》留在禁中，把《言御臣上殿札子》送到中书省去具体实施。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和施政理念。宋代的科举制基本上是承袭唐制，注重辞赋的优劣。司马光认为辞赋是文人的事，当官要德才兼备。他在《论举选状》中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最后才是艺能。“明经”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主张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1061年，苏辙在科考的答卷上批评皇帝不关心边防、沉湎后宫、赏赐无节。胡宿等老臣认为此人狂妄大胆，对皇上不恭，不可录用。而司马光则认为，苏辙直陈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优者。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积弊，赞成司马光的观点，苏辙被录取了。

司马光除了关注皇帝修身、皇位继承、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民众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这种心系民众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等奢侈之风，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20万，并且刺字，永入军籍，百姓闻之，民怨沸腾。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上六道谏札，指出这是“先自困弊”的愚蠢做法。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是仍然向地方下达了命令。结果民心骚动，好多青年壮丁背井离乡逃跑了，带来严重后果。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司马光第二次回朝为相后，朝廷对他言听计从，司马光也想要以身报国，于是他亲自过问所有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宾客们见他身体羸弱，就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劝他引以为戒。司马光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于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弥留之际，对别人仍然恳切教导，好像是在梦中说话，但所说的还都是朝廷、国家的大事。

1086年9月，司马光去逝，终年68岁。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司马康：死后仍穿平时衣服，盖上范镇赠送的被子，将他的灵柩运回老家，予以薄葬。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逝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丧。京城的老百姓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朝廷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