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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影响分析

2020-10-20陈玉兰苏武峥罗万云

新疆农业科学 2020年10期
关键词:沙化河西生计

陈玉兰,苏武峥,罗万云

(1.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乌鲁木齐 830052;2.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91;3.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0 引 言

【研究意义】自2009年以来,甘肃省沙化面积减少74 200 hm2,其中河西地区沙化面积减少68 446.2 hm2,占92.22%[1]。近年来,河西沙化土地退化呈减轻趋势,极重度和重度沙化土地面积减少,但绿洲荒漠过渡带沙化区仍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大,水资源短缺、植被减少、土地沙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开展农户生计资本对沙化区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影响的研究,对提高生态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转换能力,促进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生态退化造成生态系统结构破坏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生产力下降等系列生态恶化[2]。根据甘肃省第5次荒漠化防治报告[3],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河西地区沙化土地面积不断减少,维持荒漠植被的地下水位下降速度得以控制,部分区域生态退化出现逆转。Michael J Mortimore等(2001)[4]将生计分析用于农户对生态危机感知,评估干旱、食物紧缺、环境退化等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Schneider等(2010)[5]将生计分析应用在农业主导的欠发达地区,分析农户生计与区域经济动态演化,强调生计多样性对未来经济发展响应。Giacomo Pallante等(2016)[6]将生计资本分析框架用于农作物消费和生产关系,得出市场风险对农户生计影响。国内学者将生计分析广泛应用农户生计策略选择[7-8]、农户脆弱性评估[9-10]、生计风险甄别[11-12]等领域,较好拟合了农户生计与上述问题的关系。逆转概念最早源于王涛(2004)[13]在科尔沁地区沙漠化治理中提出,发现人为作用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沙化土地逆转具有关键作用。之后,逆转概念引入干旱区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大多集中在沙漠化逆转植被演替[14]、土壤变化[15],农牧交错带的草原恢复[16]、沙漠化经济效益评估[17]等方面。【本研究切入点】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态退化逆转过程中表象变化,缺乏农户生计和生态退化逆转之间深层次的机理探讨。选择河西沙化封禁区周边地区,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的影响。【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采用实地调研、农户问卷调查和文献资料检索获得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以河西沙化区农户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影响,为提升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转换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研究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境内沙化封禁区周边6县市,总面积占河西地区总面积的28.69%。数据来源于项目组从2018年7~8月对敦煌市、金塔县、临泽县、民乐县、永昌县、民勤县6个沙化区3次实地调查资料。采取观察法、座谈会等方法以及参与式农村评估(PRA)进行入户访谈调查。总调查问卷550份,有效问卷523份,有效率为95%,问卷数量和有效性符合调查拟达到的目标。图1

图1 研究区域

1.2 方 法

1.2.1 农户生计指标量化与权重

在Sharp[18]、李小云[10]、赵雪雁[11]等诸多研究学的基础上将文化资本纳入农户生计考察范围,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文化等构建符合沙化区农户生计多维评价框架,并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指标权重。调查获取数据具有不同量纲,采取极值法对数据标准化处理。表1

表1 农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赋值及得分

1.2.2 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测度与判定

以区域发展参与主体和环境感知主体农户为切入点,参考王娅(2017)[16]、樊胜岳(2005)[19]、刘宁(2013)[20]对生态退化逆转的农户认知测量法,依据农户响应来判定未来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代表性。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河西沙化区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测量模型,算出523个样本公因子得分函数及综合响应得分,如果农户生态退化逆转响应得分>0,表明该农户的认知和行为响应对区域生态退化逆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为可持续逆转发展,赋值为1,反之则为不可持续,赋值为0。

1.2.3 生计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关系检验方法

采用灰色关联法检验农户生计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趋势间关联关系的存在性。将生态退化逆转值设置为特征序列Xi(t),农户生计资本值以及各评价指标设置为因素序列Xj(t)。均采取均值化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利用关联度公式计算特征序列与因素序列在第t点的关联系数,最后对各样本的关联系数求算数平均值即得到生计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趋势间的关联度。

(1)

(3)式中,ξij(t)为因素Xj对Xi在t时刻的关联系数,ρ为分辨系数,取值为0.5。

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趋势间的影响及敏感性,该文将农户的生态退化逆转判断值限定在[0,1],因变量Yi即生态退化逆转可持续定义为1,不可持续定义为0;自变量Xim为农户生计资本值。

y的条件概率:

(2)

(3)

(2)式中,Pi是Yi事件发生的概率,β0为常数,β1,β2,……,β0为回归系数,表示Xim对Pi的贡献量。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9.1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利用DPS7.5软件对农户生计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关联性进行分析,利用SPSS19.1软件,将因变量(各组内农户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判断赋值1或0)和自变量(各组内农户生计资本值)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不同组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敏感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户生计资本量化评估

研究表明,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为2.727,其中人力资本为0.358,自然资本为0.283,物质资本为0.681,金融资本为0.454,社会资本为0.609,文化资本为0.350。农户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较低。在空间区域上,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最高的是敦煌市,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最高的是永昌县,社会资本最高的是金塔县,文化资本最高的是民乐县。这可能是因为各县市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外出务工等差异所致。在不同生计方式上,纯农户生计资本最低,为2.492,非农户生计资本最高为2.812,二者相差0.32,上述结果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7,8]。且人力资本最高的是非农户,自然资本最高是兼业户,物质资本最高的是非农户,金融资本最高是非农户,社会资本最高的是兼业户,文化资本最高的是兼业户。图2,图3

图2 不同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

图3 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构成

2.2 生态退化逆转判定

模型KMO统计量为0.723,Bartlett球形度检验观测值为168.91,对应概率P值为0.000,共同度45%以上,信息重叠度较高。根据特征根值≥1的标准,提取4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57.92%,提取公因子特征根分别为2.387、1.363、1.027、1.015,贡献度为23.87%、13.63%、10.27%、10.15%。使公因子对整个信息变量更具解释力,对因子载荷矩阵中的系数向0~1分化,对初始因子载荷模型进行最大正交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2

表2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通过因子旋转和各因子对应的贡献率加权归一化处理后,以生态政策响应、生计策略响应、生态意识响应、生态行为响应和生态感知响应,构建河西沙化区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测度模型Y(式4),通过各因子函数系数矩阵,采用回归法计算求出523个农户公因子得分函数及响应综合得分。

F=0.412F1+0.235F2+0.177F3+0.175F4.

(5)

研究表明,农户生计策略响应综合得分最高,为1.774,其次是生态意识响应得分为0.531;最低是生态政策满意度响应得分为0.148。纯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响应得分最低,为-0.502,兼农户处于生态退化逆转响应边缘,为-0.053;非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响应度得分为0.32。同时,研究发现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的响应度呈现“一”字型缓慢上升。图4~6

图4 沙化区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响应度

在沙化封禁区6县市空间区域上,金塔县、民勤县和临泽县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响应综合得分大于0,其中金塔县和民勤县最高;永昌县、敦煌市和民乐县农户逆转响应综合得分小于0。其中,永昌县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逆转响应度最低,为-0.359,民勤县最高,为0.406。图7

图5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对生态退化响应雷达

图6 农户家庭收入与生态退逆转响应度函数估计

图7 不同沙化区域农户对生态退化响应度变化

2.3 生计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趋势间关联关系的存在性检验

研究表明,农户生计与生态退化逆转趋势关联度达到0.745,其中人力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的关联度最强,自然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的关联度较弱,为0.62;在12项具体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中,7项具体评测指标的关联度大于0.75。表3

表3 农户生计与生态退化逆转关联度

2.4 生计资本与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敏感性分析

河西沙化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按照各县生态退化逆转响应综合得分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其中第Ⅰ组是响应综合得分大于0的组,包括金塔县、民勤县和临泽县;第Ⅱ组是响应综合得分小于0的组,包括永昌县、敦煌市和民乐县;该研究表明,Ⅰ组模型Chi-square检验值为17.82,显著性为0.01,小于0.05的显著水平,NagelkerkeR2为23.8%。Ⅱ组模型Chi-square检验值为15.73,显著性为0.023,小于0.05的显著水平,NagelkerkeR2为34.4%。回归结果表明:(1)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敏感性方面,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Beta系数均为正,倾向于生态退化逆转可持续,相反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Beta系数均为负,倾向于不可持续。金融资本在Ⅰ组中对生态退化逆转可持续起正向影响,而在Ⅱ组中起到负向影响。(2)从各类生计资本的贡献率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可持续影响较大,贡献也较大。在Ⅰ组和Ⅱ组中,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综合响应转为可持续的发生概率将分别增大e3.752=42.61倍和e2.433=11.39倍,物质资本将分别增大8.13和22.22倍,社会资本将分别增大6.65和1.77倍。表4

表4 沙化区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逆转影响

3 讨 论

随着纯农户向兼业户到非农户生计方式转变,农户生计行为对周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正向影响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对生态环境逆转感知度越高,影响也越大。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Ellis F[21]、Block.S[22]、赵雪雁[23]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在纯农户向兼业户到非农户的转变过程中,对生态保护认知度呈上升趋势,环保活动参与度也呈上升趋势,生计多样化不仅有利于降低生计脆弱性,而且能增强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同时,研究发现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有正向影响,贡献度大,这与诸多学者在甘南高原[23]、石羊河下游[24]等地的研究结论具有相似之处。但研究也发现农户拥有的土地等自然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是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与王娅[16]在宁夏盐池县研究结论相悖。在地处环境脆弱和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现有生态环境资源条件不能很好满足农户从事农牧业生产的需求,农户对现有生态环境逆转改善仍不乐观,现有生态环境改善还不能满足农户生计发展需要。这也迫使部分农户不得不根据自身生计资本占有的储量和性质,选择从事多样化生计,来释放应对生态胁迫带来的生计压力。研究是基于对河西沙化区外围6县市农户调查数据开展的分析,缺乏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不能全面科学反映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环境逆转的影响机理,这也是研究的局限性之一,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检验。

4 结 论

4.1 运用SLA可持续生计框架,开展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结果显示,河西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为2.727,其中人力资本为0.358,自然资本为0.283,物质资本为0.681,金融资本为0.454,社会资本为0.609,文化资本为0.350;在不同生计方式上,纯农户生计资本最低,为2.492,非农户生计资本最高为2.812,二者相差0.32。河西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总体偏低,结构不均衡,纯农户生计资本低,非农户生计资本高。

4.2 通过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河西沙化区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测量模型,得出农户对河西沙化区生态退化逆转趋势综合响应得分显示,农户生计策略响应综合得分最高,为1.774,其次是生态意识响应得分为0.531;最低是生态政策满意度响应得分为0.148。纯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响应得分最低,为-0.502,兼农户处于生态退化逆转响应边缘,为-0.053;非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响应度得分为0.32。随着纯农户到非农户生计方式的转变,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响应的综合得分不断提高。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农户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的响应得分度呈现“一”字型缓慢上升。

4.3 最终通过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不同组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敏感性,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敏感性方面,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Beta系数均为正,倾向于生态退化逆转可持续,相反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Beta系数均为负,倾向于不可持续。金融资本在Ⅰ组中对生态退化逆转可持续起正向影响,而在Ⅱ组中起到负向影响。沙化区农户生计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对生态退化逆转趋势起重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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