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迟

昨夜有梦，梦里责问童年伙伴，我写给她的信和寄的明信片她怎么没回应，她不说话，我拽了她一把，她胳膊就脱臼了。她大哭，像三十五年前那样，仰着脖子，张着大嘴，扯着嗓子哭，一下把我惊醒了。醒来后，那时的人和事，房子，院子，草木，路灯，月光，都涌到眼前。而这一切，并非我二十二岁随父亲回去时见过的那般低矮和渺小，竟也像当初那般堂皇和高大了。

1985的C市城郊，也有大片的农田，冬天时也显得荒芜，父亲每天带我晨跑总要路过那些田埂，那些冻硬的泥土地，那些清晨冷冷的风。父亲对母亲是极好的，因为只有母亲可以继续待在她的暖被窝里。那个时候我总要质问父亲，为什么母亲可以不晨跑，这不公平。为什么来了客人是我端茶而不是哥哥，为什么过生日哥哥的礼物是小人书而我是项链，为什么我被邻居家的狗咬了父母亲还要笑着语气柔和地跟他们讲话，为什么老师明明知道批评错了却不跟我道歉……父亲好像总是我质问的对象，我通过他———我最亲近的人，来质问生活。而我好像天生好斗，在那么多问题里从来不问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哪怕是文学艺术也行。

我在C市一所干修校里长大，从三岁一直到十一岁。三十五年前我正是上小学前后的阶段。父亲从军队转业到那里当教员，他的主要工作是给那里的学员上思想政治课，母亲则是学校里的会计。

学校很大，大门朝南，从进大门往北依次是大礼堂，食堂，教室，卫生所，子弟小学，家属院。我每次问到那些教室里的学员怎么都是大人，他们说话口音为什么各不相同时，父亲总是告诉我，他们是被下放到那里参加再教育的。我又追问“下放”是什么意思，父亲总也不讲，我只隐约感觉下和放肯定不是好词。现在回想我前半生与人相处总是很较真，要搞个谁对谁错，一是因为我三岁以前跟做过地下工作的祖母生活，三岁以后的童年跟转业军人，同时又是干修校里专门给“犯错误”的人讲课的教员父亲长大，而我当会计的母亲是那样认真，导致我的价值观单一且狭隘，在我成年以后每次指出别人不足之处的同时，内心有种深深的纠结，晓得自己这样的认识是浅薄的，可怎么也改不了，时至今日，才明白那种纠结来自何处。

大礼堂前面是一片空地，两边长着很高的杨树，过年的时候学校里有人组织在空地上放烟花，我总是躲在人群后面，等烟花放完了该放“地老鼠”的时候才钻出来，因为那东西点燃以后只在地面上打转转，不窜到天上去，看起来安全多了。食堂侧门总是油腻腻的，一到夏天污水流到礼堂侧门，很多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天越来越热，苍蝇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有人背着喷雾剂开始灭蝇，过后，污水面上就会密密地铺一层苍蝇尸体，绿绿的，黑黑的，很恶心，连旁边的柳树干上也附着一层白沫。

教室是几排平房，有一次我去教室里喊父亲吃饭，父亲不在，讲台上放着一个录音机，是录音机在讲课，讲台下坐着的人也都规规矩矩在听录音机讲课，还有人边听边做笔记。

20世纪80年代初，C市实行公费医疗，学校教职工免费享受医疗预防服务，妈妈常从卫生所拿维生素和钙片回来，还有一种嚼起来甜甜的中药，冬天烤在卫生所的煤炉子上，像红薯干。

干修校隔壁就是牛奶厂，鲜牛奶三角钱一斤，父亲用啤酒瓶打一瓶正好是一斤，我和哥哥都很怕牛奶冷却后上面那一层牛奶皮，真是难以下咽，所以连着牛奶也一起抗拒了。牛奶打回来没人喝，放着就生了蟲，父亲就把牛奶和瓶子一起扔掉，再换一个瓶子去打，再坏掉，再扔。他那时候在C市师专上了成人班回来，认为牛奶是有极高营养的，尽管我们不喝，放坏了他自己也舍不得喝，而我母亲是嫌弃牛奶的腥味，放一放，扔一扔，好像牛奶就全进了我和哥哥的肚子，我们的个子就会长得很快了。

牛奶厂里有个车间专门做冰棍，三分钱一根，三个牙膏皮可以换一根冰棍。我的零花钱一周一角，不够吃冰棍的，有一次跟男生到冰棍厂去偷冰棍，厂房都没进就被狗吓跑了。哥哥是很节俭的，他每周把那一角钱都攒下来不知道藏在哪儿，过年的时候母亲为他拆洗棉衣，才发现那些钱都被叠得整整齐齐装在棉衣的内兜里，最外面的一张已经装得又薄又皱。

男生里有兄弟俩跟我关系好，哥哥叫小眼儿，弟弟叫黑眼儿。我整天跟他们在一起疯玩，抓甲壳虫，掏鸟蛋，还一起去打过冰棍厂那只狗。女生里面有个叫来玉兰的，皮肤像奶一样白，我们都说她是用牛奶洗澡的，她就是我梦见的那个童年伙伴。她父母都是下放干部，五十多岁才生了来玉兰，当珍珠宝贝来养。有一回我站在我们家院子中间的石桌上指挥一帮女生跟男生开战，来玉兰想上来，我就拉她，把她的胳膊拉脱臼了，来玉兰她妈在我家门口骂了好几天，吓得我不敢出门，后来我们就玩得少了。在家待的那几天，母亲不让我出东二排。我家隔壁那个练字的大哥哥把刚写好字的宣纸用竹夹子夹在晾衣服的铁丝上，风吹过时，宣纸飘起，很美，我就在宣纸底下闻墨味。我认为那些写有毛笔字的宣纸是我浪漫情怀的开蒙。后来我要求父亲也教我练字，每次写完，父亲都鼓励我拿到隔壁去比赛，我一次也没去过，在这件事上，我竟然懂得技不如人的羞怯。他们一家是北京口音，因为父亲转业前部队也在那里，从这点经历上来看，两家有了可以紧密联系的充分理由，我的母亲和隔壁哥哥的母亲也就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比如她们包的饺子形状都一样，她们做汤面都是先用油炒过西红柿再添水下面，她们都很会织毛衣，她们经常说起颐和园，他们都有一张抱着孩子在颐和园门口的照片。

而我母亲跟来玉兰的母亲就无话可说，也听不大懂来玉兰母亲的话，他们是从江苏来的，来玉兰的父亲不写毛笔字，他教来玉兰学数学，来玉兰的数学成绩一直是满分。

还有徐家大妞，我记不清她大名叫什么，院子里的人都叫她大妞，我也跟着叫。大妞的爸爸是院子里第一个跑运输的人，她家很快就富裕起来，标志就是1981年就买了台彩色电视机，五斗柜里经常有一毛两毛的纸币，就那样闲散地放着，也不怕人拿。我贪上了电视，每天晚上都要跑去看，有一天看得晚了，回去父亲和哥哥都睡了，母亲没睡，坐在黑黑的客厅沙发上等我，借着月光我能看清她的脸。她铁青着脸一句话也不说，罚我跪了五分钟搓板，后来我再也不敢羡慕徐大妞家的电视机了。没过几天我家也买了一台，索尼牌，凭票买的，好像是一千一百多块钱。

不知道为什么，我跟院子里的女生越处越疏远，倒是跟男生处得来。夏天的中午，趁父母睡着了，我就从家里悄悄跑出来，两只手拽着短裤的后片子，像拎着裙角，露着两半个屁股蛋，两条细长的腿交替向前。我看着自己在阳光下的影子怪美的，尤其是左右腿交替向前时再踮起脚尖，影子就更美了。我从我们家东二排出来，顺着东一排北墙根的杨树阴往西走，过了西二排和西三排就到了西四排。小眼儿和黑眼儿家因为搬来得迟，就住在这最后一排，东边第一家，连大门都没有，院子里也不像我家种些花花草草，光秃秃的，没有绿色，夏天的阳光一下就能照透，院子里亮堂堂热烘烘的，窗玻璃后面似乎很清凉，显得越发隐秘。我就躲在杨树后面喊：小眼儿，小眼儿，喊两声，小眼儿就出来了。我每次只是喊，却从来没进到小眼儿家里去，因为看样子他的家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或者可看的都已经被我想到过了。那是我小小年纪就有的世俗。

我跟着男生们疯跑时我哥总嫌我碍事，后来男生也分成了两派，我哥参与的那一派我也不知道他们每天玩些什么，反正也离不了在院子里疯跑。可他们该玩就玩，该回家就回家，该学习的时候他们就学习。我哥从小就学习好，不像我，经常玩得顾不上回家、吃饭、写作业，大概我被祖母带疯了吧，这也是我哥不带我的原因，他没有被祖母带过。我参与的那派里都是野孩子，徐大妞他爸修新房子拉来一车红砖，堆在东一排前面的空地上，我们就把中间掏空，造成一个洞，洞里有床有桌子有凳子，还有楼梯，后来被徐大妞他爸发现把我们挨个训了一顿。有一天跟朋友聊天，我们都谈到了小时候，他说我小时候肯定是闷坏，我说不是，是明目张胆的坏。

其实我哥也是想玩的，但他好像更喜欢写作业。我们俩很小就跟父母分房睡了，大概我哥四岁，我三岁。我们在另一间卧室，我睡南床，他睡北床，每个人的床前放一把椅子，椅背上拴灯绳，椅座上摆一个尿盆，尿盆好像很重要，每天睡觉前爸妈总要安置好几遍：起夜时先开灯，睁开眼看清楚，别把尿盆碰洒了。等爸妈一走，我和哥哥就开始睡前之战。各自的被子就是碉堡，架上玩具枪哒哒哒一阵扫射，最后我哥总会命令我：你牺牲了，快倒下！每晚都是以我的牺牲结束战斗。

爱学习的哥哥成绩很好，用不着招惹父母亲生气，我跟他刚好相反。有一年八月十五晚上，父亲把我关在家里，他也没有发火，只是让我自己把错题重做了一遍，又罚我站了一小会儿，说了几句语气深沉的话，然后又放我出去了。出到外面的我，站在大门底下望着月亮，被月光照得通亮的道路，天幕发出深邃的蓝令我心动，我听见远处传来小伙伴们玩耍的热闹声，不用看就知道他们正围在路灯下捉甲虫，大人聚在路灯下打扑克，他们把捉到的甲虫放进瓶子里，等大人们打完扑克，他们捉甲虫的游戏也会随之结束，他们会比一比谁捉得多，评选一个冠军。我经常得冠军，因为我的瓶子里不仅有我捉的虫子，也有小眼儿和黑眼儿的。我那时第一次觉得自己很落寞，因为落寞，隐约觉得自己开始与众不同。

曾有两次我让父母觉得脸上有光，一次是刚学写日记，我写了一篇关于拔鸡草的，记得父亲走到哪儿都说，甚至跟隔壁牛奶厂住着的我的姑姑说。那个豁牙歪嘴的女人不是我的亲姑姑，只是一个老乡。之所以叫姑姑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个远亲的女儿年少时意外去世了，阴婚许配给了牛奶厂姑姑的远房亲戚的儿子，两个人的骨头埋在了一起，按辈分我该叫她姑姑。那时我们在C市没有亲戚，因为这阴婚，再加上同乡，就走动得多一些。我记得父亲跟我的这位姑姑说起我人生第一篇日记，写拔雞草的，写了我如何分辨哪种草是鸡们喜欢吃的，如何害怕草丛里会有蛇，如何小心翼翼地拨开草叶，那个神情和语气，比给学员们讲课生动多了。第二次是我的数学老师病了，其实不是生病，是生孩子了，而我认为她长期不来就是生病了，而且是很重的病。我非常喜欢她，她走后语文老师开始代数学课，一个脾气很大的男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我不知道该怎样学习数学了，蒙了，一蒙就到了现在，也还是不喜欢数学。我鼓动大家为“生重病”的数学老师募捐，只募捐到两毛五分钱，语文老师知道后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了我，撤掉了我的副班长，笑话我才捐了五分钱。面对人生第一次有政治色彩的批评，我根本听不懂，自己并不记得当时的具体情形，只记得老师叫了我父亲去，而父亲并未发火，回到家里反而说我做得对，我母亲找到老师大闹了一场，以她丧失尊严来维护女儿的尊严，她可是十分要面子的人，一直到现在七十三岁了，仍然保持着城里人和职业女性应有的矜持和分寸。

因为院子里好像只有我家是双职工，一家四口都是城市户口，没有土地，别的家有农村户口的也不可能把地带在身边，我记不清楚了，但印象中大家好像也都不缺吃穿，看病、买药、孩子上学都是公费的，工资挣多少就花多少，但在附近村子夏收秋收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争着去捡拾收割过遗漏的麦穗、高粱什么的。我母亲也不例外，捡回来的高粱和麦穗都喂了鸡，也算是物尽其用吧。我也跟着母亲，但总捡不多，心里贪恋着家里的绿豆汤，绿豆汤里放了白糖，汤锅镇在冷水中，我捡了好多麦秸秆，边捡边看着太阳，盼着它快点变黄变红，然后顺着西山落下去，我就可以回到家里把麦秸杆当吸管，喝到最好喝最有趣味的绿豆汤。

母亲是个勤劳精干的形象，喂鸡喂鸭养花，垛砖头垒花墙，织毛衣踩缝纫机，不停地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还要上班出差，她总是那么瘦，那么忙，又总是很有精神。她穿西服，烫头发，裤缝熨得笔直，后来我看到宋庆龄有一张低头读书的照片，云鬓蓬松，我想起我的母亲年轻时也是秀发如云。到了我这么大才知道父母的精气神会影响到孩子，我很感谢父母给了我不服输不低头不叫屈的这种精气神，即使在最困顿的处境下也要保持体面，这不是虚荣，是骨气，是风度。

那一年之后，也就是1986和1987这两年，我的记忆出现了混乱，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是1986年冬天随着地市分家，父亲母亲工作变动，我们全家搬到了现在住的这座城市里，这一年父母亲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与搬家有关，总之有一天父亲告诉我，我们要离开了，在我们离开之前已经有好几家走了。父母亲把左邻右舍叫到一起吃了顿饭，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聚餐。第二天一辆工具车载着我们离开了干修校，离开了C城。那些留下的人在卡车后面向我们招手，几个模糊得想不起是谁的小身影也站在人群里学着大人的样子招手，听到他们说“再见”我才意识到，我还没有来得及跟我的伙伴们正式道别，就已经离开了，所有的过往都成了记忆！

责任编辑管晓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