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鹏涛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著名史学家严耕望称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是中国史学界的“四位大家”[1]。吕思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教育家，其一生有不少学生，知名的有赵元任、钱穆、唐长孺、杨宽、周而复、张芝联、黄永年等。在这些学生中，一直陪伴又和吕思勉关系最亲近者莫若杨宽。综观吕思勉、杨宽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二人共同研究的领域是先秦史、上古史，且都参与了“古史辨”的讨论。学界关于吕思勉与古史辨派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华东师大张耕华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吕思勉先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在《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一文中论述了吕思勉的古史研究方法，并指出其特色所在[2]；李波在《吕思勉与〈古史辨〉》一文中探讨了吕思勉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上的独特见解，并指出其与顾颉刚古史理论的异同[3]；何周在《浅论吕思勉的史料观》一文中总结了吕思勉对书籍、实物、古事的考证辨伪方法[4]。学界关于杨宽与古史辨派的讨论较少。王孝廉指出，杨宽是古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如对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徐中舒等人观点的吸收[5]。李长银在《杨宽“神话演变分化说”述论》一文中指出，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是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一方面受语言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一方面受本土之古史二元论的启示[6]。学界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将以吕思勉、杨宽对古史辨派的态度为切入点，比较吕、杨古史研究的异同，并尝试解释其原因。归纳总结师生二人的学术异同对我们深入了解吕思勉、杨宽史学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史学之同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史学界展开了一场以顾颉刚为主要组织者考辨古代史料真伪的大讨论。其产生的学术影响不可谓不大：20年间，共结集出版七册《古史辨》，以最后出版的第七册分量为最大，分上中下三册，计80万字。此册是由顾颉刚在大后方遥控，吕思勉、童书业主编，杨宽积极参与其中的集体性成果。顾颉刚、童书业，吕思勉、杨宽皆是师生关系。虽然吕思勉、杨宽与顾颉刚、童书业的关系很好，又帮助他们编辑《古史辨》第七册，但吕思勉、杨宽师生二人都对“古史辨”的一些观点持某种保留态度。

众所周知，古史辨派在某些方面直接沿袭了清代今文经学的余绪，吕思勉、杨宽对今文经学所言古史造伪说持批评态度。20世纪20年代，吕思勉基本认可今文家言刘歆、王莽遍伪群经的观点。如1921年，他在《答程鹭于书》一文中说：“自武进庄氏、刘氏，以至最近南海康氏、井研廖氏，则破坏莽、歆所造之古文经，以复孔子学说之旧也。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今文家言，判决其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焕然大明，此则今之学者之任务也。”[7]235然而，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吕思勉对于今文经学的看法已发生变化，他在《古史辨》第七册《唐虞夏史考》中言：“康南海托古改制之论，已嫌少过，彼亦轻事重言，用信己见而已。今之论者，举凡古人之说，一切疑为有意造作，则非予之所敢知矣。”[8]270可以说，最终吕思勉已基本否定了今文家所言古史造伪说。杨宽对古史人为造伪说始终持批评态度。1936年，《从康有为说到顾颉刚史学方法的错误》一文首先批判晚清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因为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的伪作，一切古文甚至稍微与古文有点关联的都是王莽、刘歆窃篡的结果。遇到古书和古文相同、暗合的地方说是刘歆周密、巧妙改窜的；遇到与古文相异、矛盾的地方，说是刘歆作伪的痕迹和证据。在杨宽看来，这些都是成见！用这种考证方法来考证，就是把双刃剑，“重心向东，就向东劈，重心向西，就向西劈，什么书，什么事，都可以说是假的”[9]。杨宽晚年自传中亦言：“他(指顾颉刚)的短处就是过于信从今文经学家的托古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特别是他用新学伪经说来解释古史传说的演变，我竭力反对。”[10]103

在对古书真伪的判定上，吕思勉、杨宽二人亦有一些相同的看法。如《山海经》，吕思勉认为此书保存有古史真相，不完全虚构。《山海经》“说多荒怪，不待言矣。然其所举人物，实多有其人；其所载事迹，亦间与经传相合；何也？盖此书多载神话，而其所谓神话者，实多以事实为据，非由虚构也”[11]523。对此，杨宽持相同观点。他说：“《山海经》一书，本皆民间传说渐次结集而成。《五藏山经》最早，《海外》《海内》《大荒》诸经，无非以次续成，吾人于此书前后，颇可窥其传说演变之迹象。”[8]167又如《墨子》，吕思勉认为此书不是伪书。“《所染篇》上半与《吕氏春秋·当染篇》同，而下半绝异。或以其所引事多出墨子之后，疑其非《墨子》，然某子之标题，本只以表明学派，非谓书即其人所著，则此等处正不足疑矣。”[12]杨宽认为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的著作年代较早，约在春秋战国间。《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篇记墨子言行，《法仪》《七患》《辞过》等篇记墨子的议论，时代也是较早的。《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文字较简要，所谈问题范围较广，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备城门》以下诸篇，讲的是守城的防御战术，应该是战国后期墨子弟子禽滑釐一派后学讲守城战术的著作[13]26。《尉缭子》《六韬》，吕思勉认为这两部兵书不是伪书。他说：“后人以其题齐大公而诋其伪，此亦犹言医者托之黄帝，言药者寓之神农耳。其书多言制度，且多存古义，必非可以伪作也。”[14]14杨宽赞同其师的观点，并对吕思勉高明的史识予以充分肯定。他说：“近人都认为现存的《尉缭子》和《六韬》为伪书，不敢引用。吕先生却认为两书‘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现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书的残简，足证吕先生论断的准确。”[15]

由上可得，在对今文派的态度、在某些古书真伪的判别上，吕思勉、杨宽皆有一致的看法(1)此外，吕、杨两人还有一致的看法，如都认为不应疑古太过，疑古、考古、释古为古史研究的一般步骤，三者不可偏废。参见贾鹏涛：《杨宽与古史辨》，《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6期，第75—80页。。1932年，杨宽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师从吕思勉。杨宽是吕思勉的学生，其接受或者认同吕思勉的某些史学观点很正常。据杨宽回忆：“吕先生讲课有他的特点，他不作泛泛之论，讲究踏实而深入的探讨。凡讲课都发有讲义，讲义是准备学生自学和掌握系统知识的，堂上讲课，只作重点阐释，讲自己研究的心得体会。他上课时常常带着几本古书上堂，不带讲义。讲《说文解字》，往往举其中一个字为例而大讲特讲，讲《经子解题》常常举出某书中的重要篇章大加阐明。这对于爱好钻研的学生，确实能打好扎实的根基。”[16]对杨宽而言，这些相同的看法以及吕思勉的上课方式为其学术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史学之异

吕思勉所受教育是传统的，这种教育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目录学知识。从开始读书起，吕思勉系统阅读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经、史、子、集四部之半，做过六本札记。其二，小学、经学的基础。小学、经学的功夫不仅为吕思勉解决了欲读古书必先识字的问题，而且为后来研治古史运用材料导启了门径，培植了根基。其三，文学的修养。吕思勉少时先后过录《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评本，点读过《三国志》，阅览了《正续古文辞类纂》，这些奠定了吕思勉的古文根基。其四，史学训练。在史料的阅读上，吕思勉23岁时已将二十四史通读一遍。在治史方法的领悟上，他少时从父课读《日知录》和《廿二史札记》，“谙熟历史考据学的家法和路数”[17]。因此，可以说，吕思勉是贯通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大家。杨宽生于1914年，1919年秋上新式学校鹤溪小学。学校共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两部分，初级小学所设课程有国文、算数、修身、常识、音乐、图画、体操，高级小学加设英文。1926年，杨宽考入苏州中学，1932年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可见，杨宽所受都是新式教育。而对于杨宽来说，要想按照吕思勉的治学路数，并想在学界取得一定的名望想必非常困难。因此，在研究方法、对某些古书真伪的判定，进而到古史研究的目的上，杨宽、吕思勉皆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第一，研究方法上，地下出土实物是否可用于史学研究。吕思勉认为地下出土的实物未必有书籍可靠，理由有二：其一，在财产私有之社会，人无不为稻粱谋，如此就会有意作伪。中央研究院派人去挖掘殷墟甲骨时，市面上就有不少人作假。如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里言：造甲骨者，以蓝葆光为最真；蓝葆光善于刻玉雕骨，曾告诉人，小屯出土的古物，人造的最多；还有姓王的人，也善于造甲骨。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又言：1928年以后，真甲骨荡然无存，大都蓝、王二人伪造。其二，现今挖掘的古物太少，且发掘出来的东西供展览的少，所出的研究报告由一二人所为。因此，“藉资参证则可，奉为定论，则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矣”[14]20。吕思勉进而批评了以地下实物与纸上材料相参证取得巨大成绩的王国维。吕思勉言：“乃近人多好据之以言古史。其魁桀当推王国维。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据甲骨文，以王亥为殷之先王；谓天乙为大乙之讹；中宗实为祖乙；疑《史记》报丁、报乙、报丙之次为误。其所得先公之次，适与十干之次同，明系作伪者不闲殷代掌故，亦曲说为诸公生卒之日，汤定祀典时已不可知，即用十日之次追名之。又作《殷周制度论》，谓周人言殷礼，已多失实；甚至谓殷人祭无定制，或九世，或廿世，或八世，或三世，或二世，或五世，或四世，而不顾其事理之不可通也。章炳麟《理惑篇》谓言古物者，首贵其人之贞信。民国以来，有矢忠清室者，大抵愚暗无识之人。王氏蚤岁，治叔本华之学，议论精辟无伦，断非愚暗无识者，而晚岁亦以清室遗老自居，立言是否由衷？令人不能无惑。”[14]107-108杨宽与吕思勉看法不同，他非常看重地下史料，其著作中不仅大量引据甲骨，而且引用了许多研究甲骨的著作。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公先考》《古史新证》，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通纂》《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等著作。杨宽相当赞赏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他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对王国维此创见赞不绝口。“自王国维创二重证据之说，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学者无不据之以为金科玉律，诚哉金科玉律也！”[8]66“王国维《古史新证》云：‘传说与史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缘饰，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近人治古史者，无不以此为金科玉律，诚哉金科玉律也！盖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此二重证据之方法，至王氏始成立。”[8]117杨宽为什么如此注重地下考古资料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杨宽曾明确指出吕思勉在史料运用上的局限。他说：“吕先生这部《先秦史》在运用史料上是存在缺点的，例如殷周部分没有能够依据甲骨文、金文以补文献不足。”[15]其二，杨宽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博物馆工作，长期与地下古物打交道，又参与考古挖掘，自然相信地下考古实物的价值。

第二，对于古书真伪的判定上有不同。《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记》，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县人盗掘魏国墓葬时发现的，共有六卷，主要记述周穆王西游昆仑见到西王母的故事。学界关于此书的真伪争论很多，见仁见智。吕思勉认为该书是伪作，晚出不足信。“近来侈陈穆王行迹者，大抵根据《穆天子传》一书。此书始见于《周书·束皙传》，亦名《周王游行》，似晚出不足据。”[7]326“书中所述穆王经行之路，皆在葱岭以西，必西域既通后伪作，更了无疑义也。”[14]17此书“杂取古书及汉以后所知西域地理，妄造穆王游行之事，支离灭裂，全不可通而世犹有视为信史，岂不异哉？”[14]135。如书中讲到穆王的大臣毛班，称为毛公，“毛公”见于穆王时代的铜器班簋铭文中。他认为要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眼光来分析，才能从中找出这部书的真实来历。杨宽的见解是：此书之所以有史料价值，是“由于作者采自一个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他们从西周以来，世代口头流传着祖先河宗栢夭参与周穆王长途西游的神话传说，从一个引导者变成了周穆王的随从官员，结果得封为‘河宗正’的官职，从而使这个部族得以兴旺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整个部族的光荣历史，世代口头相传而不替，直到战国初期才被魏国史官采访所得，成为《穆天子传》的主要内容。这种原始的游牧部族所传的祖先历史，本来是和神话传说分不开的”[18]。《逸周书》，吕思勉认为此书应归于兵家，是价值很高的史料，“多存古史，其书传习颇鲜，故语多诘屈，然转鲜窜乱与传讹，实较可信据之书也”[11]40。杨宽也同意此书为战国时代兵家所编，但认为多数是战国人模拟的作品，又有假托的故事[13]25。

第三，研究古史主要目的不同。吕思勉认为研究古史，除了注意“层累地造成”说外，还得注意历史真相“逐渐剥落”，两者应结合起来。他说：“古史之传于今者，探其源，盖有神话焉，有十口相传之辞焉，有方策之遗文焉，有学者所拟议焉，且有寓言无实者焉。其物本樊然淆乱，而由今观之，抑若略有条贯者，皆节经损益润饰而成。其人不必相谋，而其事一若相续。此顾君颉刚所由谓古史为层累造成。抑又未尝无逐渐剥蚀，前人所能详，而后人不能举其事者，此其所以益不易董理也。”进而认为应在“极简略之辞”和“单辞片语”中寻找历史真相。吕思勉认为研究古史主要在它的真相而不在变化，编录在《古史辨》中的《古史纪年考》《盘古考》《三皇五帝考》《唐虞夏史考》，采用的研究方法都是传统的考证方法，主要是为了考证古史的真迹[3]。杨宽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是出于各民族的神话，这些神话是自然演变和分化来的，否认了顾颉刚所谓有意作为的“层累地造成”说。研究古史的目的是要把古史传说中的所有神话全部还原过来，要用神话学的方法对古史做出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一言以蔽之，杨宽所做的工作即考察神话传说的流变过程。杨宽在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所编的中国历代史研究《中国历代史研究·上古史》的前言中说得很明确：“吾人考辨古史传说之方法，在乎察其本末，比较其前后之差异，明其初相而探索其演变之迹象。”(2)相关论述参见杨宽：《中国历代史研究·上古史》，第6页，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师生学术之异似与学者之间的异不同。学者之异可公开诉诸文字，就像吕思勉与胡适、胡汉民、廖仲恺等在《建设》就井田问题的讨论(3)相关文章参见吕思勉：《论货币与井田》，《建设》，1920年第2卷第6号，第1245—1260页。汉民、仲恺：《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建设》，1920年第2卷第1、2号，第149—176页。，杨宽与胡怀琛在《大陆杂志》上就墨子问题的讨论(4)相关文章参见胡怀琛：《墨翟为印度人辨》，《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8号，第79-82页。胡怀琛：《关于〈墨子学辨〉的话》，《大陆杂志》，1933年第1卷第12号，第1—3页。杨宽：《墨学非本于印度辨》，《大陆杂志》，1932年第1卷第6号，第1—19页。杨宽：《论墨学决非本于印度——再质胡怀琛先生》，《历史科学》，1933年第1卷第3、4号，第25—30页。。师生之异自然不会如此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展开争论，但这种“异”会在其他地方隐性表现出来。《古史辨》第七册下编部分《附录二》有杨宽的《上吕师诚之书》，第一句为“生旧作《中国上古史导论》，于任教粤西时半年内仓促写成，论据既未能广为搜罗，行文亦欠畅达，蒙吾师为之校订一过，多所匡正，铭感无既”。既然吕师助杨宽校稿，其对稿中的材料、观点就很清楚。起首几句感谢后，杨宽举出七条新证据以证明《中国上古史导论》某些章节的观点，后言：“生论古史神话，多据诸子及《楚辞》《山海经》诸书以为说；前蒙吾师指示，谓尚可推而搜索之于《神异经》《博物志》等书，以穷其流变。此诚巨眼卓识，生甚愧犹无以报命也。”[8]376虽然吕思勉、杨宽治古史的目的不同，但老师仍然为学生留意材料，寻求更多的论据，以“穷其流变”。信中所言“此诚巨眼卓识，生甚愧犹无以报命也”似可做两种推测性解释：

其一，被人事所牵，无充足书籍，且无充足时间落实自己所有研究计划，所成《中国上古史导论》“凭思虑所及，随笔写成，宜其无当矣”。《上吕师诚之书》言：“生于古史研究工作，本拟先成《古史集证》一书，其体例拟于古史上每一问题，(由太古传说以迄战国为止)先列举古籍中材料，次则搜录前人之考证，最后更附以个人之案断。古籍中之材料，必使一字一句搜罗无遗。前人之考证，拟不特搜之于专著中，即笔记文集中亦必广为搜集，使成一古史研究的总结账。奈何为人事所牵，又苦无如许书籍足供搜考，致终无所成。”[8]381

其二，古史研究目的不同。杨宽用神话学方法治上古史，主要研究其流变过程，寻求神话的初相，流变过程既已清楚，初相也已寻出，论据方面自然多多益善，但并不影响结论。而吕思勉注意的是“逐渐剥落”的史实，应在“极简略之辞”和“单辞片语”中寻找历史真相。在《吕思勉读书札记》中有关于《神异经》《博物志》两书的札记，札记所言就是吕思勉观点的极好反映。比如，吕思勉认为《神异经》中“秦、汉间方士，多好求仙采药于穷荒之地，故于域外地理，颇有所知。传述既广，即未尝亲历者，亦摭拾其辞以欺世，故其书多荒怪之谈。然辗转传讹，自有所本，理而董之，亦或考见其朔也”[11]1431。又如，吕思勉认为《博物志》中“述事多荒诞，然细加推勘，皆可知其致误之由，虽荒诞，非虚构也；然其或见信或不见信，则仍视其传之之书”[11]1433。

三、异同原因之探析

由上可得，吕思勉、杨宽师生二人在治学方法上有差异。吕思勉的材料主要取材于正史和纸上文献，即使在“疑古”风气大盛的时候，许多学者怀疑古书的可靠性，乃至于全盘否定，吕思勉仍认为，“书籍在今日，仍为史料之大宗”[14]6。杨宽虽然某种程度上赞同吕思勉的观点，但他在史学研究中，则奉王国维纸上材料与地下实物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为“金科玉律”。在古史研究目的上，吕思勉侧重于微观方面的考证，所得结论稳重平实；杨宽则侧重于宏观方面的贯通，在考证基础上，尝试得出某一“规律”。

毋庸讳言的是，杨宽在旁征博引考证的基础上，尝试得出某一“规律”，其中免不了削足适履，比如，论证不充分，结论不太准确，甚至会被人质疑。1948年5月9日，顾颉刚看完《中国上古史导论》后，在日记中写道：“宽正一长文，阅四日而毕。此君之才及其急似康长素，问题随提随解决，终觉其言之太易耳。”[20]1957年中秋夜，顾颉刚、童书业师生二人论学人治史。童书业说现在人做历史研究文字，学界经得起覆案者只有五人：顾颉刚、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认为“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下得粗”[21]。顾颉刚、童书业皆是杨宽的好朋友，这样的评说可谓知人之语。“其言太易耳”“下得粗”似可理解为不够准确谨慎，亦可理解为有商榷之地。如《中国上古史导论》片面使用语言学派的方法，频繁使用“同音通假”的方法解释神话中人、事的分化。在旁证不足的情况下，过分依靠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诚如有学者质疑道：“后人考证上古音韵部还能依靠《诗经》《楚辞》等先秦韵文，考证声部就只能凭借东汉末年的《说文解字》和《释名》。有谁能保证先秦时的口音到东汉不发生改变呢？又，今天各地方言尚且千差万别，上古交通不畅，又怎么会存在一套统一的发音规则？上古东西文明既然不同，又岂会采用同样的音韵系统呢？即便同音通假的法则可以畅行无阻，日本人有以‘犬养’‘田中’为姓者，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岂不是能说日本首相犬养毅本是神话中的一条狗，田中义一本是田里的一块石头？”[22]

综上所述，吕思勉、杨宽师生二人在治学方法、治史的目的、古书真伪的判定、对疑古派的态度、对今古文经等方面，有所同，也有所异。同的方面，是学生杨宽继承并认可吕师的某些观念，杨宽整个治学基础应该是建立在此之上的。异的方面，则是杨宽尝试走出一条不同于吕师的治学路数，并形成自己史学研究的特点。如此，杨宽才在古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杨宽在各个方面亦步亦趋于吕师，独守门派之规，可能不会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更不会早早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