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锦，武 丽，付 豪

(1.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安徽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引言

“营改增”政策作为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之一，能够有效减少重复征税[1]，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为企业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更好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税收政策支撑，也为促进我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和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自“营改增”政策实行以来，其政策实行效果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关于“营改增”政策的减税效应，现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营改增”能有效降低企业税负[2-3]，另一种观点认为“营改增”政策对部分行业的减税效应不明显，甚至出现了不减反增的情况[4-5]。关于“营改增”的增绩效应，学者大都呈“营改增”提高了企业绩效的态度[6-7]。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行业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成为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而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成本的不断升高让具有传统优势的中国制造面临着转型与发展的危机，“营改增”政策的实行恰好解决了征税高、重复征税等问题，释放了制造业企业的活力。现有的研究虽然对“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的税负及绩效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缺少对税负和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且未区分行业和地区去考虑“营改增”政策的影响，研究结论可能会产生一定差异。本文选取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将宏观政策与微观行业结合研究，利用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营改增”政策的减税增绩效应以及企业税负与绩效变动之间的变动关系。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营业税与增值税最显著的区别为营业税为价内税，增值税为价外税，“营改增”政策的实行导致服务业税收水平发生波动，从而引起行业内部价格的波动，使得下游制造业的成本发生降低[8]。除此之外，“营改增”延长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制造业的抵扣范围扩大，进一步影响了制造业成本的减少。由此可得出“营改增”政策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税负。

税收政策将通过税收要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组织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影响传导至企业绩效。所得税税负的降低意味着企业的税后利润将会增加，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当中，从而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最终促进企业利润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所得税税负的降低也表明单位股本投入的税后回报将会上升，如此股东更愿意增加股本投入，从而有利于企业的扩张。流转税税负的降低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节约企业现金流，且流转税税负的降低意味着消费者负担的税收部分也会降低，消费者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商品，从而导致消费者需求量的增加，如此也可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

H1：“营改增”政策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税负，且税负变动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

在增值税制度下，增值税“链条税”的特性使得只要一般纳税人合理开具专票，那么上游企业的销项税额就是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由于“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下游企业将会从交易中获得减税收益，上游企业的业务量得以扩展，同时企业绩效亦可以提升。

H2：“营改增”政策与制造业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变动的关系，即“营改增”能改善企业绩效。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营改增”政策2012 年首先在上海进行试点，2016 年正式开始全面推行。本文选取2013—2019年沪市A 股上市的共682 家制造业公司，不考虑ST 公司，数据存在缺失的值、异常值与极端值，最终得到682 家制造业公司的共3816 个样本量。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CSMAR 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确定与模型构建

1.变量定义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描述企业绩效的指标有很多，包括托宾q、每股效益等，尽管学者公认托宾q为有效指标，但其存在以市场有效为前提，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为弱势，为了避免模型产生多重共线性，因此选取每股效益(EPS)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以销售收入负税比(TAX)作为解释变量来衡量企业的税收负担，具体取值以财报中“应交税费”与“税金及附加”之和代表流转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再除以营业收入来表示。以“营改增”政策(POLICY)来作为虚拟解释变量，以2016年为时间截点，若已实施“营改增”政策，取“1”，否则取“0”。

(3)控制变量。企业经营效益水平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等方面[9]。因此选取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周转率(ATR)、营业收入增长率(IRR)来表示企业的盈利、营运、发展能力，以此作为控制变量来减少其在研究过程中带来的误差。不同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具有不同的企业绩效，规模越大的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购入方面的资金会越多，“营改增”政策后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一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的购进产生的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此选取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

2.回归模型

在设定模型之前，要对该面板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Hausman)。首先对数据进行固定效应估计(FE)，再进行随机效应估计(RE)，最后得出的结果如表2 所示，p值为0.0000，故拒绝原假设，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表2 豪斯曼检验结果

为了有效估计“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减税增绩效应，建立如下模型，并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因素。

上式中，下标i和t代表第i个公司和第t年，EPSi,t为被解释变量每股收益代表企业绩效，POLICYi为虚拟变量(取值为“1”代表实行“营改增”政策，取值为“0”则未实行)来探究实行“营改增”政策后企业绩效的变化，α0为常数项系数，α1为企业绩效与税负之间的关系，若α1小于0，增说明企业的绩效会随着企业税负的下降而提升。α2为“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若α2大于0，这说明“营改增”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绩效，α3至α6为其余变量的待估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Stata15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1.“营改增”之前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均值为0.7308，“营改增”之后则为1.2999，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而且“营改增”之后企业绩效最大值为53.6557，同“营改增”之前相比，扩大了近一倍。从表4 的2013—2019 年制造业企业的每股收益的变化数据，也可以得到“营改增”之后企业绩效提高这一结论。但也可以看到“营改增”之后的企业绩效的标准差比“营改增”之前大，说明“营改增”政策加剧了制造业行业企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2.“营改增”之后制造业企业的税负相比“营改增”之前发生了显著的降低。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 2013—2019 年制造业企业每股收益与企业税负变化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考察选取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多重共线性，本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到如表5 所示的结果。从分析结果中可以得知，各相关变量之间的系数均在0.45 以下，这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5 相关性分析结果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将2013—2019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不考虑其他控制因素，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本文主要考虑模型(2)的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EPS与主要解释变量POLICY在1%的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即营改增政策能改善企业绩效，与H2一致。EPS与TAX在10%的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税负水平对企业绩效有负的影响，与H1相符合，但税负水平不是企业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结合企业绩效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绩效更受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周转率(ATR)和营业收入增长率(IRR)的影响。而从描述性统计、变量的相关关系和表4 的结果可以得出，“营改增”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税负。

表6 “营改增”制造业企业减税增绩效应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将企业绩效的评价指标由每股收益(EPS)换成托宾q值(Tobin q)，托宾q值的计算方法为公司市值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其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论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较好。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13—2019 年的数据来研究“营改增”政策对于制造业企业的减税增绩效应，得出了如下结论：

(1)“营改增”政策改善了制造业企业的企业绩效，并且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税负。

(2)制造业企业的税负变动与企业绩效之间为反向相关关系，但税负并不是影响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为了“营改增”政策的平稳推进与进一步完善，笔者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以下建议。

在宏观方面，国家应深化落实“营改增”政策，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在“营改增”的改革进程中，国家出台了很多过渡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多档实际税率与税收中性相抵触产生扭曲效应，因此在“营改增”的深化过程中要将增值税置于整体税制格局中，减少税率档次，发挥税收中性作用，从而尽量减少制造业企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其发展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营改增”政策为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了贡献，但是其行政、资金上的阻碍并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国家应精简审批程序，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往价值链高端生产方面发展提供行政方便，还应降低贷款标准，为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外部资金的支持。

在微观方面，制造业企业应积极利用“营改增”政策，促进自身创新发展。“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分两年抵扣，2019年4月1日起更是开始实行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一次性抵扣的政策。如此一来，制造业企业本期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大大增加，所缴纳的税款也会减少，在现有我国制造业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下，政策的规定相当于给予企业一定的无息贷款，通过递延纳税来减轻企业的负担。

因此制造业企业在保证自身现金流不会出现断链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加大对固定资产的购进，通过合理的测算，来实现制造业企业的减税效应。制造业企业还需及时关注国家出台的关于“营改增”的后续政策，加强企业内部财会人员的政策培训与学习，与税务机关保持紧密的信息沟通与联系，让企业财务人员能及时应对新出台政策，做好会计核算，并结合本企业自身情况，在合法合理范围内开展税收筹划，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